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中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相关企业出口合规的搭建标准从接受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制约变为接受中美出口管制制度双重指引.现阶段,我国出口管制法律已逐步从单一指导性条款向拥有实体清单、阻断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配套制度的完整体系发展.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我国企业出口合规正面临着职能履行、成本投入和商业判断上的困境.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细化标准、健全体系和落实效力,不仅对解决我国企业的合规困境、促进其健康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亦对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目标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构成，其以“社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提出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二重性的理论架构，确立国家对经济的共性作用与个性作用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至今仍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尤其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来说，其能提供重要指导和支持：第一，为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提供理论基础；第二，为深入考察中国式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点；第三，为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框架提供理论参照。
在宋代杜诗注本中,少有引及李泌事迹者;在钱谦益之后,清人注杜时对李泌事迹的引证出现了层累增加的现象,注家们认为杜甫在诗中寄寓了对李泌挽救朝局的期待.通过对相关诗作的考辨,可知清人之说皆无可靠理据,杜诗中并无直接涉及李泌的表述,也没有材料表明二人曾有交往.清代注家对李泌事迹的牵合,实质上反映了在接受《资治通鉴》叙事后的清人唐史观对杜诗阐释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杜诗学史上值得重点关注的现象.
金银袋簿为徽州民间祭祖活动中所使用的重要文本.其名称多样,基本内容为按照金银袋文字格式书写的祖先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可参照当地流行的活套抄本进行编写.金银袋簿展现出徽州民间祭祖秩序及其变化的多方面内容,包括祭祖的时空场合、祭祖组织、祭祖对象等,同时反映其在近现代不同时期面临的调整与变通."族谱化"为金银袋簿发展演变的重要趋势,使金银袋簿实现从内容到功能的双重升级.这种趋势的出现不仅与两类文本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有关,也是传统徽州宗族观念在普通民众层面的具体表现.金银袋簿"族谱化"趋势反映出徽州民众延续祖先记忆和表达"慎终追远"精神的能动性.学界今后应注重将金银袋簿与其他民间文献相结合,运用区域间比较研究的方法尝试突破此类文献研究的现有瓶颈.
王阳明基于良知说,将《大学》"三纲领"中的至善与明德皆释为良知,"八条目"则被统摄进致良知的工夫内.王艮则基于他的安身说将至善与明德区别训释,以明德训良知,以至善释安身.事实上,当王艮将至善与明德区分开训释时,就在客观上构成了对阳明学的动摇,使阳明学的本体发生质变,这种质变也成为引导后来泰州学者进行思想创造的问题基础.王栋继承王艮的安身说,重新对"八条目"中的"诚意"进行解释,以意作为心学的本体,既解决了王艮基于安身说释《大学》所产生的问题,又对阳明学本体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改造,并最终使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成型.王艮与王栋均以自身的思想为根基对《大学》进行诠释,通过这一诠释,能够重新认识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与义理演进,并有助于从整体上重新理解泰州学派在晚明思想史上的意义.
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和鄂东北特委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提议建立鄂豫皖特委组织.中共中央因担心引起省际党组织的纠纷而予以否决,豫东南特委也持反对态度,仅同意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建立横向关系.但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鄂东北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涵盖豫东南部分地区.商城事件的发生,显示出两地党组织既深度合作又存在纷争的复杂状况,建立跨省级区域地方特委已势所必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改变此前反对态度,在建立鄂豫边特委的基础上进而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此后在"左"倾错误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又经历调整、变更和恢复的过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在苏区建立中央局的意见,中共中央建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取消鄂豫皖边特委.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曹沫之阵》"茸"字数见,有一例从"口""印(抑)"声的异体写法,颇具文字学价值."茸"可写作从"印(抑)"声,为"茸""印(抑)"相通提供了出土文献中的确切用例,也为解决旧有疑难问题带来了重要启示.春秋器曾伯(霎)簠铭文"印燮繁阳"之"印",向无善解.今据安大简用字及相关资料可将其读作"辑","印(辑)""燮"并训和,属同义连用.新出卫侯之孙书钟铭"燮(谭)(辑)"、清华简《四告》"燮(懿)"均可与之互证.
明代的"诗道"群体在明初多依附于政治身份,此后主要通过诗歌总集对道士诗歌的收集,道士诗人逐渐增加.通过追溯明代诗道传统和挖掘地方性史料,可以发现晚明形成了以江南高道为核心的诗道群体.这一核心群体确立的过程是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质的宗教文学现象.它既与明代道教教派发展有关,也同区域文化环境变迁密不可分,如道士社集、宗教知识传播、道诗出版等交织在一起.厘清这一现象涉及的文学、宗教史和区域文化史的诸层面,可以充分展现明代道教诗歌由元末龙虎山诗文传统向晚明文人道教,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传统转移的过程,也有助于理解明清宗教文学和道教发展的总体趋势.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且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了这种作用;中介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融资优化渠道、信息优化渠道和内部治理优化渠道抑制了企业避税;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具有产权、东西部区位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异质性,且数字金融发展改善了部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避税"中的表现;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也会影响本企业的避税决策.
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是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一种表现.以中国71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分析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商业银行的创新效率,在短期内不显著,在长期具有先上升后平稳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体现于规模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升银行盈利能力和中间业务水平提高创新效率,声誉价值和银行业竞争均呈现出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以数治税"背景下,处理技术的迭新和共享理念的变化在助推税收信息管理权扩张的同时,亦携来了纳税人信息风险的严峻挑战.审视既有法律制度,渐进铺开的"专门权益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两层规则均难为纳税人的信息权益提供有效保护.前者在"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制定上过于粗疏,后者则未能观照税收征管的独特个性.因此,宜以《税收征管法》等税法规范为载体重构纳税人信息保护规则:一方面,在承袭、改造个人信息权利束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纳税人信息权,以矫正征纳双方的实质不平等并促成纳税人自主维护信息权益;另一方面,将税务机关信息保护义务的重心置于全周期风险的防范和差异化保护的落实,以强化信息权益的基本保障并维系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信任.
唐代翰林学士制诰文本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诰文本的初期构成阶段.此阶段文本用语与前置文本体式、预设话语密切相关.第二阶段是制诰文本雏形的生成阶段.这主要分为翰林学士撰写、"诏意"撰写等两种模式.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文本显性面貌(或说置顶文本层)遵循"尊君重诏""斟字酌句""奖饰语修之"等原则.第三阶段是制诰文本的反馈修正阶段.君主、门下省、尚书省等是主要参与者,其反馈修正"以古义谟诰为准的".可见,制诰文本的生成具有多阶段性,而文本样貌具有多层次性.
安大简《仲尼曰》共有整简13支,记载孔子言论25条.除此之外,简13还有对孔子言论的总体评价"仆快周恒"4字,意为孔子的言论"朴实智慧,无处不达到最高境界".安大简《仲尼曰》简12背面有"寡人……玉帛"18个字,简8、简7背面有"豫""人人人人人"6个字,安大简整理者认为这些字是"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实际上这些字可能是战国早期某位熟稔使用楚文字的诸侯王批阅《仲尼曰》所写的文字.该诸侯王对孔子万分景仰,称赞孔子为"善豫之人",称赞孔子的"教令实在是太伟大了",要求下属将《仲尼曰》作为诸侯会盟、国使交往时的珍贵礼品,使之发扬光大.这一发现对于研究《论语》成书和流传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清儒戴震素以批判宋明理学而著称于世,他以"反理学"的姿态痛责理学"以理杀人",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字义疏证》三分之一的内容皆在探讨"理",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立论根基,戴震"理学"或"新理学"由此为世人公知.实际上,戴震"心学",在戴震哲学中与"理学"并驾齐驱,甚至可能更具核心地位,代表戴氏哲学创建的新方向.戴震论"心",强调"心"的理性判断功能与人伦实践特征.基于对"心"的独特理解,戴震提出了"心之明"的概念."心之明"是"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的理想境界,它以"问学"为实现途径,以"德性"为理论底色,实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理想化结合.
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制度改革是维护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基于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实践,以2014年年底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专业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可以降低企业诉诸司法途径的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并提升侵权成本,对辖区内公司的创新数量和质量产生长期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前述效果在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因知识产权法院改善创新行为的企业生产能力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
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但这一论点尚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基于此,以2014-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表现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实际税负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营商环境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提高税源质量、缓解税收计划压力和提升税收筹划程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这是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实际税负的主要路径.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能够为微观企业纾困解难,有利于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进一步精准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增强企业活力.
《民法典》第562条～56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普通形成权,可以在诉讼外及诉讼上自由行使.不同于形成诉权,合同解除权行使之诉为确认之诉.合同解除权诉讼上行使的效果应依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原告撤回诉讼、变更诉讼请求为继续履行等或与被告达成调解的,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应根据解除意思是否到达对方及行使解除权的行为是否具备实体法规定的要件进行判断.经相对人同意,解除权人可撤销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若因此损害第三方利益且第三方提起诉讼的,法院应依实体法的规定审查前诉中合同解除的期间,并作出相应处理.
自2018年创设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迅速成为公益诉讼领域适用率最高的程序.尽管在实践中大量适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却无坚实的法律基础与完备的理论支撑.首先,作为新创设的诉讼制度,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从规范上来看,只有部分情形具有合法性基础.其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这两项基础制度极不协调,在起诉主体、请求权范围、适用案件类型等方面均存在难以并立的融贯性问题.最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诉讼效率、有效维护公益,但起诉标准的模糊、公告程序的履行、调解机制的实施及判决执行的困难阻碍了目的实现.鉴于问题的基础性与严重性,有必要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彻底调整.
学界在对近代乡村雇工的研究中,从法律的角度认为长工和短工具有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工价方面,则有着不同的结论,或是认为工价逐步上涨,或是认为民国之前工价变化不大.于徽州而言,由于多数徽州人经商在外,导致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这里外来移民甚多,他们和当地的一些主户、佃仆一起构成了雇工的主体,其中妇女占重要地位.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大多数土地被宗族以公产的形式占有,采取租佃经营;而个人仅握有少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采取雇工的经营模式.面对不同的雇工,工价相同,无身份差别.同时,工价较为稳定.贵溪胡家个案表明,从西方或东南亚农业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模式以及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在徽州并不适用.农村、农民、农业三者并非同质,须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辨析.
工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规律和趋势直接决定安徽省碳达峰的时间和水平.基于核算的2001—2020年安徽省16市工业碳排放数据,结合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对2022—2035年皖北、皖中、皖南工业碳达峰进行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碳排放区域不均衡性突出,皖北工业碳排放量长期大于皖中和皖南地区;产出规模和产出碳强度分别是工业碳排放的主要促增和促降因素,人口规模在"十三五"时期呈现促降效应;在强化减排情景下,安徽省工业有望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峰值约为4.74亿吨,基准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仍会持续增长.对此,安徽省需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和消费模式,推动非化石能源从补充性能源向替代性能源转变,只有施行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碳排放量才具备2030年前下降的条件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