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社区作为基础性治理单元,其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治理共同体运转的关键.研究发现,榫卯型和圈层型的差异化特征分别对应了契约性与集体性的社区治理责任联结.研究表明,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二者交融共生既能规避契约性联结中因市场机制过多介入居民日常互动所造成的共同体价值背离,又能创设易于居民接受的互动空间,促进集体性联结中共同价值与行动的塑造.构建契约性与集体性互为表里的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可行进路.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是中国常见的决策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是深度理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以央地四级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为研究对象,以"理念—话语—政策"为框架的文本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会议学习"是央地理念承接的重要方式,地方会议决策情境、层级特征是话语流变的主要原因.会议决策具有"集中的政治引领—分散的政策落实"的特征,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民心合法化→政治合法化→议题建构→政策工具→组织保障的行动逻辑.其中,"人民中心"话语是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凝聚共识的决策认同功能;"党的领导"话语是会议动员的重要保障,具有塑造权威的政治统领功能;"统筹发展"话语是议题建构的核心主旨,呈现出政策工具与组织保障紧密关联的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质性的内在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又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民为邦本""调均贫富""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难题,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更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社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增加集体资产收益等,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将产业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存于村集体内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济效果的实现,需具备适宜的产业项目、集体资产入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工协作、农民充分参与等条件.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多重动力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生成是多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动力因素涵盖了理论引领力、组织领导力、制度保障力、价值导向力、文化内驱力、目标指引力、科技创新力、改革驱动力、人才支撑力、开放合作力、国际和平力、社会和谐力等方面,可分为内源型、外源型双重动力因素.根据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因素的来源分析,可分为"自生"型动力生成模式和"衍生"型动力生成模式.必须从夯实内部根基、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两个方面建构联动性策略,从而在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自生"动力的基础上增强其"衍生"动力,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
打开"过程黑箱"是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地方治理创新通常会经历地方回应发起、中央推广扩散和地方自发学习三个阶段.社会嵌入、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关键机制,社会嵌入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政治支持促进了创新项目的延续扩展和纵向扩散,而文化规范则推动了创新项目的政策学习与自发扩散.地方回应型创新跃升为国家政策的过程,既是社会嵌入机制逐步减弱、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机制逐步增强的过程,也是反复进行的"地方化"和"国家化"过程.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了政府职责体系,如何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现部门之间协同高效成为新的研究课题.整体绩效观提供了部门协调与配合的基准,基于整体绩效观对政府职责体系进行调适是一种可行路径,即调整政府作为整体的边界并强化内部机构的职责集成,使政府建立有内部支撑的统一对外平台,进而形成整体绩效输出.为此,需要探索以绩效贡献率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新思路,在评估政府整体绩效和部门绩效的基础上,以绩效贡献率来衡量部门对于政府整体绩效提升的作用.在"以评促改"框架下强化部门的协同意识与行动,有助于逐步使政府整体绩效观从"形式"走向"实质".
政府内卷是乡镇政府基层负担的表征之一,主要是指处于政府组织体系底端的乡镇政府为了在绩效考核中脱颖而出主动选择增加工作难度,具体表现为人为"压缩工作时限"和"提高工作标准",导致乡镇政府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基层负担的形成源于绩效社会对当代政府的形塑,但乡镇政府绩效的实现及获得表彰具有不确定性.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绩效考核在设定标准化目标的基础上朝着以排名论奖惩的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从社会结构看,乡镇政府实现绩效目标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从个体行动看,乡镇政府追逐绩效的内在预期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乡镇政府需要通过自我加压的方式来适应绩效社会的要求.未来纠正绩效考核异化现象,需要从绩效考核源头治理着手,引导绩效考核从不确定性转向标准化、精准化,立足不同场域制定多层次的绩效考核方案,以此缓解由不确定性引发的乡镇政府焦虑,提升乡镇政府减负获得感.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文化产业以文创赋能、人才集聚、文化传承、生态改善、组织凝聚等方式,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借由产业融合功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借由人才吸附功能吸引各方人才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人才振兴;借由文化传播功能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借由生态改善功能提升生态效益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生态振兴;借由组织吸纳功能提高组织凝聚力的文化产业,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应当通过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立各方人才汇聚机制、挖掘乡村文化深层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多元共治共享网络等措施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现实中,各级政府往往通过加大考核力度、推动治理资源下沉等来解决基层形式主义,但并未达到根治基层形式主义的政策目标.基层形式主义是议程超载下基层的选择性应对.基于考核控制权和治理资源的适配关系构建基层形式主义的类型学矩阵,将基层形式主义分为政策悬浮、政策空转、政策展示和政策内卷四类,探讨考核控制权和治理资源在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间的错配对基层形式主义的影响机理.议题设置权决定着考核控制权和资源配置权的互动.基于此,构建上下互动的基层议题生成机制,有助于调适考核控制权与治理资源间的错配关系,为理解和解决基层形式主义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及主体间互动被视为社区应急治理有效的关键因素,但对应急情境下社区互动和参与机制的系统性解释却存在不足.应急性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为:共同情感与物质需求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动力维度,技术赋能的线上社区是社会资本生成的空间维度,党员示范与能人动员是社会资本建构的主体维度.应急性社区社会资本常态化可通过创造共同情感叙事和重拾社区分配功能来维系社会互动的内生动力、通过线上网络的持续科学经营和线下配套活动来拓展社区内部去边界化的互动空间、通过服务式的基层党建和更多角度挖掘社区能人来为主体力量增权赋能等路径实现.
在乡镇政府人事体系中,事业编制人员的激励问题关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乡镇政府通过设置"中层职位",构造双重委托—代理层级,以强化人事激励."中层职位"之所以能够对基层干部形成有效的激励,主要与事业编制人员所处的激励结构有关.经济待遇、受领导重视程度、组织环境复杂程度和社会性收益等方面的差异,形塑了事业编制人员的可激励性.为充分发挥"中层职位"的激励效用,竞争上岗成为维系"中层职位"在行政组织中稳定生成的治理机制,这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全面领导,而且体现了人事选拔上的公开和民主.依托竞岗制实践,乡镇政府在人事体系中形成了极具政治性的科层结构,并以强有力的"权威—服从"治理模式,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公共决策中,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参与决策使情报工作由小数据思维发展为大数据思维、设计工作由思考主导发展为算法主导、选择工作由经验主导发展为模拟主导.人工智能在提高决策效率、提升决策理性的同时,造成决策过程中决策情报的时间、空间与主体间障碍凸显,导致决策设计中的价值理性冲击及决策选择中的权责体系失衡.要消弭决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增强决策过程的历时性、共时性与共通性,坚持价值引导工具、效率服务实质的原则,建构明确的权责体系与权益补救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决策过程.
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重心和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制度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从相对贫困成因切入,构建"经济收入—人的发展—制度安排"相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审视贫困治理政策面临的治理目标、政策体系、话语表达的转型与挑战,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