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资源结构-供给形态-供需契合"的思路,本文尝试探讨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路径.农村家庭之外的养老服务资源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特征,以家族和村庄的内生力量提供的非正式的养老服务资源;另一类则是由政府(集体)和市场提供的正式的外生性养老服务资源.不同的养老服务资源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形态,进而匹配不同特点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家族内以老助老、小范围内互助养老、农村幸福院、商业养老机构等供给形态可以分别满足具有"低自理-低经济""高自理-低经济""高自理-高经济""低自理-高经济"等特点的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为保障与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契合的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完善系统化顶层设计,创新协同型资源供给机制,建立健全监管体系,拓展多元化资金支持渠道,营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社会保障紧跟国家数字化发展步伐,历经信息化和数字化两个阶段,目前处于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社会保障数字治理的驱动模式也经历了由政策驱动到业务和管理驱动再到技术和市场驱动三个阶段.社会保障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和便利性,改变了社会保障治理结构,提升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重塑了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但是,数字治理存在的系统性功能障碍也造成了效率低下、新的社会不公和数字难民等社会问题.未来社会保障数字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让数字化服务于社会保障、服务于社会大众.
普惠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是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普惠养老的政策实践中,出现国家不断增加公共资源投入而老年人的福利状态并未同步改善的悖论.福利错位是理解这一制度悖论的关键.福利错位表现为福利覆盖范围上的城乡失衡与福利提供标准上的高位供给,其产生源于政府和市场作为福利供给主体的双重失灵.一方面,县域政府"福利政绩"导向使其在政策实践中侧重于福利效果的量化与福利实践的项目化;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为寻求政策补贴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依附式合作"的关系.普惠养老的关键在于对地方实际情况、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定位,要不断加强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的衔接,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建设与均衡发展.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成为深化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强化政府部门兜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大力支持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描绘出了我国残疾人事业逐步迈向整体性治理的生动图景.基于政策检视和行业扫描,本文认为,提供专业服务、开展志愿服务、链接慈善资源、构建行动网络、参与政策倡导是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行动策略,并呈现出嵌入式发展、网络化协同、项目制联结、多业态融合、新科技应用的总体特征.虽然我国培育发展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优化,但是制约其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亟待推进社会组织立法、完善整体性治理网络、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以及增强科技赋能,进而推动残障公益生态实现更好发育.
数字经济以大数据和数字信息补充现有生产要素,从多个渠道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带来深刻变革.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增长促进了社会保险体系发展,数字化技术促进了社会保险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本文具体分析了这些机遇形成的途径、机理和未来潜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的就业形态多样化为社会保险体系设计提出了新要求,本文重点探讨了劳动关系和筹资渠道面临的挑战.最后,文章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水平、增加高质量社会保险数据供给、防范数字化风险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相关税制改革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与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有利于更好提供公共服务.现有文献围绕着政慈合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政慈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关注较少.本研究构建了"宏观环境-社会组织行为-政府注意力分配"三维分析框架,并以D慈善组织与G省M县合作开展的全国首个消除新发尘肺病试点县创建工作的M计划为个案,深入剖析了这一不同于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政慈合作形式为何难以可持续.研究发现,从环境赋能到环境约束,从慈善组织在场到慈善组织异化,从政府注意力倾斜到政府注意力转移,三个层面的变化共同作用于M计划,导致其虽然顺利开启与有序运行,却在之后遭遇挫折并草草结束.本研究为丰富政慈合作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理论贡献,也对推进政慈合作的可持续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长期照护被视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点.基于政策脉络与治理特征,我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历经"家庭供给为主,政府补缺",到"市场与家庭相结合",再到"多元供给"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多元治理"的特征.但总体上长期照护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理念与定位偏差,部门责任边界不清,政策割裂,资源碎片化和服务片段化等治理失灵问题,难以满足老人多元、连续和完整的照护需求,也造成了照护服务供给的低效率.需要通过理念创新、供给结构的重塑以及机制推进,来实现中国式长期照护服务的整体性治理.
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医养结合实践自 2016 年试点以来,各地积极推动、覆盖面不断拓宽、受益老人不断增多,但随着试点时间的推移,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服务提供的不充分性以及老年人个体享有福利的不公平性日益加剧,与此同时,医养结合实践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实践诱因,也有政策因素.目前中国医养结合发展正处于国家试点向示范项目创建过渡阶段,亟需固本清源,尊重医养行业发展规律,促进医养结合有序理性发展;厘清现有供给主体功能,让医养回归本位,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平台作用,推动医养结合全面开展;强化需求导向原则,面向全体老年人并聚焦有需要的人,建立健全供给机制,确保人人享有基本服务,提高医养结合的公平性;完善配套体系,强化对薄弱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进而实现医养结合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以个人为保障主体,难以惠及家庭成员."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形式,亦是老龄化社会中承担家务劳动与家庭照护责任的最小社会单位.以家庭为主体建构社会保险制度,使社会保险待遇对家庭中主要承担家务劳动与照护责任的一方合理倾斜分配,充分体现社会保险法的社会法属性.从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实际情况看,可借鉴他国的既有经验.完善家庭作为养老保险待遇的主体地位,健全被保险人死亡或离婚时养老金权益的法律处理方式;将家庭成员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长期护理保险中建立对家庭内部照护的津贴与保障制度;构建以家庭为待遇享受主体的生育保障制度.
目前,DRG/DIP支付改革已成为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引导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其政策效果,对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 2013-2019 年抽样数据库,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重点考察DRG/DIP支付改革的控费效果,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DRG和DIP均显著降低了参保患者单次住院费用,但对其因同种疾病住院的年总费用没有影响.究其原因,缩短住院天数、分解住院已成为医疗机构规避单次支付价格限制的主要手段.上述控费效果在不同参保类型患者、不同等级医院具有显著差异.就DRG支付改革来说,职工医保患者是主要受益者,三级医院是降费的主要承担者.本研究的结论支持DRG/DIP支付改革预期,但也为医保支付改革提出了风险防范方向.
在差异性社会情境下,医疗保障在筹资端的"条件-环境"的非一致性使得我们需要"重塑"医疗保障筹资的理论逻辑及探寻更加可持续性的实现路径.医疗保障的筹资应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切入,遵循基于"底线公平+正比公平+效率正义"的"多层结构"原则.中国医疗保障政策治理需要走向"先整合,后统筹"的发展优化路径,即"财政预算+社会供款+风险筹资"的多元协同供给模式.保障底线公平,体现权益公平,尊重正比公平,使医疗保障的筹资体系更多地体现为维护国民健康权益的第一端口.在系统性治理体制与机制下最终探索出一条基于"底线-权益-差异"公平正义的医疗保障筹资的实现路径,使得医疗保障筹资逻辑最终实现从差异性逻辑走向权责共同体逻辑.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已然成为备受热议的社会政策提议.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带来的结果.尤其是,新冠疫情改变了许多行业甚至全球经济的现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蓝图,围绕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新征程,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日益激烈.尽管目前很多实践并不是纯粹的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但是也体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意涵.
医疗保障宏观筹资负担能够反映医保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适度性,是衡量医保制度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厘清不同模式下典型国家的医疗费用统计口径,按照我国医保支出口径统计典型国家医保支出规模,结合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共时角度和历时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国的医保制度对经济发展适度性程度和医保制度运行效率进行比较,同时拓展研究内容至36 个OECD成员国,并对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下的医保制度运行效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3种典型医疗保险模式的8个国家中,我国医保制度对宏观经济社会和微观家庭的经济负担最轻,制度运行效率最高,但宏观成本增速最快.因此,建议抓住医保改革机遇期,着力降低医保支出增速,确保群众医保待遇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同向而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未来医疗保障应注重全民共享的普惠性,实现保健康"一个都不能少";重视制度设计的公平性,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基金管理的效率性,确保制度的安全规范和可持续运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体现健康文化的民族性;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现保障方案的世界性.然而,现行医疗保障体系存在与中国式现代化不适应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尚未实现"应保尽保"、济贫性和公平性不足、医保治理不协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还未形成合力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出发,医疗保障改革理念要实现从形式普惠到实质公平、从疾病治疗到健康促进、从费用控制到价值购买、由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的转变,并从优化制度设计、强化扶贫扶弱、倡导价值医疗和推进协同治理等4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
托幼服务供给本质上取决于人们对儿童属性的看法.如果儿童被视为私人物品,那么托幼服务的成本将由家庭承担.反之,如果儿童被视为准公共物品,那么单位或国家将分担家庭的托幼服务成本.从供给主体情况来看,家庭托幼、社区托幼和民办机构托幼是基于儿童属于私人物品的理念.单位托幼和公办机构托幼则是基于儿童属于准公共物品的理念.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让妇女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托幼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由单位/集体提供.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托幼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将托幼成本转给家庭,主要是为了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普惠性托幼服务改革成为鼓励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
经济社会转型改变了社会风险,推动着欧洲国家进行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在这个长期渐进的转型过程中,青年群体需要面对就业不稳定和收入水平降低的困境,还要更多地承担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成本,由此导致的青年高失业率、尼特族问题、工作不稳定和工作贫困问题引起关注.英国近期的改革,尝试着在就业不稳定的条件下增加青年保障的稳定性,同时针对青年人的需求加强公共服务,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探索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新方法.英国遇到的青年就业问题及其对社会保障等政策的优化,可以给中国提供相应的启示.
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政策有效协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扭转面对人口低生育率单一人口政策失灵局面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理论阐释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的理论逻辑,认为社会保障政策契合了家庭生育的需求,人口政策可以助推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论文在分析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不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全民生育意愿的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的路径.
高质量是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内容全面、均衡协调、智能化、标准化是高质量养老服务的典型特征和制度诉求.当前养老服务在组织管理、资源配置、数据统计使用等方面存在碎片化现象,制约着养老服务的统筹发展和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影响养老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对养老服务组织资源、软硬件资源、数据信息资源、政策法规资源的整合集聚构建整合型养老服务,能有效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使用和供给效率,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的期待.
本文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和总体要求,从慈善事业的使命担当、慈善事业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路径等三个方面阐释共同富裕目标下慈善事业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和完成使命的策略.本文认为,在时代主题的召唤下,慈善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不断的升华.慈善事业通过第三次分配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富足状态、凝聚人心、促进形成共识,从而回应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针对当前捐赠规模不大、捐赠意愿不强的现实,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创新政策供给,增强公众的慈善参与意愿和能力,并最大限度地促使公众将意愿转化为行为,进而通过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增添动力,不负时代,不辱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慈善组织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经历了从探索期、发展期到兴盛期的演进过程,并以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为具体依据.其中,参与主体呈现出从官方背景慈善组织主导,到官方背景慈善组织为主与民间慈善组织为辅以及官民慈善组织并举演进;参与形式表现出从募集款物、招募志愿者以及少量开展慈善服务等逐渐丰富的过程;参与程度则体现出从少量参与、有限参与到规模参与的特征演变.慈善组织通过募集款物等方式发挥积极功能的同时,亦存在专业能力不足、参与形式单一,缺乏慈善应急机制、资源配置低效以及枢纽型慈善组织发展滞后等问题,从而需要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慈善应急机制、提升慈善组织自身应急能力以及加强枢纽型慈善组织培育等措施予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