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标识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普遍性历史发展规律,具有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普遍性特征.世界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事物,两者都有着特殊性,但同时两者也都具有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普遍性特征.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进步发展,越来越展示了以现代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平等公民身份为社会基本结构、以人民主权建构政治上层建筑、以崇尚理性建构思想上层建筑、以法律至上建构国家政治制度、以尊重个性建构精神生活方式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模式,形成了市场化、个体化、民主化、理性化、法治化、个性化等普遍性特征.正是在正确认识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债券市场安全涉及国家的金融安全,近年来因我国债券违约频发而备受关注.基于我国债券市场特征、财务困境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变量并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可构建一批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对比传统统计方法构建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基于机器学习构建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第二,在使用财务信息变量的基础上引入非财务信息变量,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大幅提高,表明非财务信息为预警模型提供了有效的增量信息.具体来说:(1)作为债券市场重要的"看门人",审计和评级机构都能提供债券违约的预警信息,但违约前一年审计意见提供的预警信息的重要性高于信用评级提供的预警信息;(2)发债企业的所有制、上市状况及其所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社会资本和营商环境对于债券违约预警具有重要作用;(3)货币政策信息对于债券违约预警也具有重要作用;(4)预警模型帮助投资者大幅降低"踩雷"的概率,极大提高了债券投资的安全性.
优化营商环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基于2007-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运行成本对地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运行成本与地方营商环境之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在这一非线性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信息技术能力则对该关系具有调节效应.此外,我国中部及东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不完善的地区,以及行政中心未迁移的地区其营商环境更易受到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财政,以"政"领"财",以"财"辅"政",中国财政实践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确定了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根本站位、价值导向和根本立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基础理论呈现出"直面实践""经验借鉴""交叉融合"的发展逻辑,但仍然存在原创性不足、解释力和预测力较弱、研究的空间范围较窄等问题.因此,亟须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财政基础理论:一要增强财政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回应时代需求;二要增强财政基础理论的实践性,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三要增强财政基础理论的包容性,充分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为高质量完成2024年度编辑出版工作,推进期刊高质量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发布2024年度重点选题方向,希冀海内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也映射出不同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文学对形塑台湾青年反殖民意识和东方文明主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过程中,丰富了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冰心体"小诗等创作,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60-80年代,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成为透视台湾"西化"风潮下"反传统"和"反西化"问题的重要维度.90年代以来,即便在台湾"本土化"的氛围下,很多台湾作家、学者仍认同冰心是"文坛祖母",冰心作品被编入台湾教科书,持续影响着台湾的小读者.大量第一手报刊资料和台湾作家的口述访谈表明,百年间冰心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赓续未断,并由此推动了台湾文人创造出新的文学境界.冰心文学的价值意涵及其话语延伸空间的互构关系,奠定了其在两岸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为达到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以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为核心的金融数据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当前,金融数据处于法律管控与行业自治二元分治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致使金融数据分级分类治理工作落地艰难.金融数据治理责任制度的补充以及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要求自治与法治有机融合,以形成数据规制合力.从行业自治与法律管控分而治之到二元融合,需要推进行业自治规则与法律规范的分工合作以及国家、社会、行业等多元主体的沟通协作.规范融合与主体协同是重构金融数据治理路径的两大支柱,既要推进金融数据治理责任框架的建构,也要保障金融数据自治规则的灵活弹性.
唐代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各类籍帐以登载丁中、防止户口脱漏为主要目的.户籍三年一造,计帐每年一造,在造籍造帐之间,丁中因身死、终制、逃走、新获免役等诸多身份变动无法及时体现在户籍计帐中.差科簿在非造籍年、非造帐时段丁中变动的登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确保基层税务工作正常运转.从控制丁中、防止脱漏的角度来讲,差科簿是对户籍、计帐功能的补充与延伸.《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是县在一段时间内对新增的或需破除或需免役丁中的清点.这些群体虽然蠲免凭证、免役流程不同,但均会在一段时间内统一清点后汇总呈于州县审定.唐前期的赋役制度以丁身为本,而丁口死亡、逃走、社会身份变动需要地方基层政府适时将这些变化反映在籍帐上,故而对丁口的反复造簿也就不可避免.《唐赵恶奴等户内丁 口课役文书》《唐赵须章等貌定簿(?)》详细记载户内丁口课役情况,它们与《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都反映了地方基层政府造簿工作的频繁,体现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唐代赋役制度改革从丁身为本走向以资产为宗.
随着AI生成技术的发展,AI文艺作品已经大量出现在网络世界,并且在数字艺术比赛中获奖.AI生成的作品已经做到了同人类艺术品同台竞技、难以分辨的程度,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艺术从诞生时就是技艺不分、密切联系的,AI生成技术正是通过与艺术同源的工艺技术的路径,不断模仿人类作品的风格特点,实现了效果上的相近.也正是AI技术的发展,使得分析新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后人类主义的美学应运而生,探索新技术之下人类艺术的存在意义,以及艺术实践性、反思性,为新的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后人类美学探索开辟道路.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脱贫攻坚是我国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非国有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且这一关系受到高管特征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扶贫意识和扶贫能力来促进精准扶贫.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党组织嵌入还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
"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尽管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群"与"社会"作为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其内涵与实质基本一致、可以相通,"一致性""相通性"构成了"群学"与"社会学"可以对话的基础.一方面,"群"与"社会"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前者强调"人能群",而后者坚持"人是社会性动物";另一方面,两者历史演化的一致以及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共同面对世界历史的挑战;另外,两者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可以相通."群"与"社会"一致性表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中国本有社会学,坚持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的基本方法,挖掘并完善概念命题体系.
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是双方肢体语言上的一种政治性以及性情感分寸表示.一般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肢体冲突所致的亲密距离.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宋代君臣关系整体上比较融洽密切,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表现.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庭能动司法对国家规制主权形成的过度干涉,是导致投资仲裁制度"正当性危机"的重要因素.基于司法谦抑理念所具备的约束司法裁量权、调整仲裁庭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功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引入该理念可以针对性地缓解这类危机.国际投资仲裁庭秉持司法谦抑理念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依据.司法谦抑应限定适用于公法性质的规制性争端裁决中,由仲裁庭依个案具体情况把控谦抑程度.实践中,仲裁庭可在管辖权认定、条约解释、审查标准选用、赔偿金额裁定等方面展现其司法谦抑性.
在《博士论文》时期,作为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具体化的实践概念体现为批判这一概念.批判既有德国浪漫主义"反讽"概念主观的、能动的一面,也包含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维度,是二者的综合.批判或哲学实践所依据的是由法哲学提供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理念,批判或哲学的实践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的历史世界.因此,马克思此时所说的批判或哲学的实践,是面向政治的.由此可见,当马克思首次使用实践概念时,实践就意味着以对现实世界原则的哲学认识为前提,以哲人为中介,与政治相关的自觉地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成熟时期实践概念的一些基本规定性由此而得到了初步的显现.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两岸关系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因素的作用被过度评价的问题.当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两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仍保有较强韧性,经贸和社会等领域的两岸依存度不降反升.这种现象表明政治因素对两岸关系变迁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缺乏基于交叉学科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引入两岸"大系统"观,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阐释两岸"大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变迁机制,并在两岸关系现实中进行实证检验.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显示,相较于政治体系,整体系统环境更具决定性作用,两岸关系变迁的方向和进程是全要素互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