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ising from commo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We find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commo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n stock price crash risk. This effect is robust to a battery of robustness checks and is causal according to some identification tests, includ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nalyse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rgers.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monitoring role of common institutional owners—a role that is enabled by common owners’ low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st and greater monitoring incentives owing to governance externalities. We also find that common owners negatively influence crash risk through constraining bad news hoarding and that common owners are more likely to forc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turnover when a firm has higher crash risk. Overal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mon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play a unique and effective monitoring role that fends off stock price crashes.
马克思自然观可以解释为具有多重层级结构与现代化样态的系统理论.马克思在实践的前提下将自然纳入社会历史中,进而确证了"自然—实践—社会—历史—现实"这一逻辑线索与理路.具体来看,一方面,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工业、物质变换等多种实践形式完成了自然与实践的耦合,并建构出"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这一重要概念.另一方面,历史概念与社会概念分别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提供纵向延展和横向剖析的视角.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叙述,马克思将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统一于实践的具体范畴,即物质生产活动本身,进而展现出自然与历史交汇的基础与出路.通过对社会概念的叙述,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身既在抽象意义上为人与自然提供了一种"主体"式的建构,也从具体的意义上体现出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这一理想目标.从现实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展现出社会主义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指认,并在基于自然规律与人的发展前提下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可能性.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它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解放,确立了人作为理性主体、权利主体和欲求主体的存在.然而,资本逻辑对主体性的解放是有限度的解放,人在与自然、他人以及自我的关系中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资本的客体.中国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认为资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否定资本逻辑的主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新模式构成了主体性解放的新路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实现了主体性的实质解放,真正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内在地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泛娱乐主义在资本逻辑和受众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日益呈现出形式感官化、内容碎片化及价值虚无化等样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造成一定冲击.泛娱乐主义社会思潮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要义,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全面理解;以日常生活化的强势侵入为手段,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凝聚价值共识的作用;以"娱乐一切"为取向,干扰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同质化的批量生产为内容,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为应对泛娱乐主义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坚持其政治性、崇高性、主体性的培养原则,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方向,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培育社会公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意识.
当前,创新生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件,对持续驱动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意义重大.探究创新生态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是刻画现有研究理论脉络与应用价值取向的关键环节,将为指引未来实践创新与理论发展提供重要参照.为此,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以CiteSpace和VOSviewer为研究工具,对国内创新生态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通过构建和解读"国内创新生态研究领域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国内创新生态研究主题聚类知识图谱""国内创新生态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知识图谱"等,从作者团队、核心机构、时间三方面总结了我国创新生态研究的特征,并对核心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度刻画,最终提出我国"创新生态"研究展望,为国内创新生态的理论研究及应用探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自然人破产立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利益的同时,为债务人提供重新开始的契机.自然人破产立法也是法治发达国家为应对未来风险与塑造企业家精神所普遍采取的做法,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背景下,我国亦须融入世界潮流之中.认为自然人破产立法将助推逃废债行为的观点是对破产法不合理的成见.在完善自然人财产查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相得益彰,有效应对自然人破产带来的司法压力.关于自然人破产立法的争议集中于彰显自然人破产制度核心功能的破产免责制度上,"宽严相济"的破产免责制度建构进路将推动自然人破产立法共识的形成.
康德的先验自由概念典型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自由观的代表.这个自由观对于科学观的态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的两种态度,即既需要自由又否定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观所表现出来的这两种态度从不同方面以自由的名义来否定自由.从阿多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由之中一定包含冲动,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不存在给定的自由.如果自由是先验的,是给定的,那么自由就会变成高高在上的人的自我欺骗,就会变成纯粹形式的自由.而这种纯粹形式的自由之中就会被偷偷摸摸地塞进经验的内容,自由就会变成心理上的"自恋",甚至还会包含种族主义的要素.而当代资产阶级在宣称自己国家是自由国家时就是把自由当作既定的、肯定的东西,并拥有这种东西.他们由此而陷入疯狂的自恋之中,并且以"自由"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变成了康德所说的"最坏的恶棍".
系统梳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研究过程,对启发该议题未来研究方向和实现"双碳"目标均有重要意义.借助CiteSpace和ITGinsight软件,梳理国内外对该议题的研究进展、演进过程、演进特征、演进逻辑,可以发现:国内外对此议题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研究成果在该领域内具有较高的认同度;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环境规制是否影响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是什么、影响效应如何三方面展开;中英文文献三个阶段的动态演进过程虽有差异,但总体呈现社会性、多维度、递进式、国际化的特征,遵循"技术创新为主—经济发展为主—和谐共生为主"的演进逻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动机、视角、内容和方法上具有同质性,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对此议题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通过事前的知识产权激励,有效提升了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从行为心理学视角,讨论了产权激励影响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的认知机制.招募 96 名成果转化工作者进行产权激励模拟实验,检验了产权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三个认知中介机制.实验结果表明,产权激励对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激励强度越高效果越明显;感知激励、感知风险与交易成本在产权激励正向影响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的路径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此研究有助于打开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认知"黑箱",并为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提供了优化建议.
学界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有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其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只是解释工具中的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解释方法;制定法的解释准则不具有原则的特点、属性和功能,在性质上与原则不能等同;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在适用时的模式也不是权衡.制定法的解释准则在性质上是经验法则,是司法实践中经验智慧的总结,是一种探索性的启发式.制定法解释应看成是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解释准则在适用时可先分为文本、意图、目的和政策等类型,再基于决策理论中的满意原则来予以适用.
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筹集是影响制度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在支付引导筹资的基本前提下,制度的保障人口数量、保障水平高低、保障持续时间、国家的财政实力、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社会支持力度等均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通过对影响长护险基金收支各因素进行现状分析,并基于此构建长期护理保险收支模型,借助全国各地试点方案中的规定对各因素进行赋值并进行仿真模拟,获得筹资及支付的大致水平及比较结果.研究结论表明,短期内,在现有较低失能失智率水平之下,筹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0.15%~0.2%)即可满足支付需求,且基金结余相对比较充裕;长期来看,随着失能失智率的不断提高,筹资比例需维持在较高水平(0.2%以上)才能满足支付需求,且基金结余相对比较紧张.因此,应尽快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以促进形成全国一体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明确制度的筹资主体和责任划分、合理确定制度的待遇水平、建立制度基金的动态监督机制等.
对根与土的眷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寻根旅游的过程伴随着旅游者文化认同的建构.作为历史上广府先裔的栖息地,南雄市珠玑巷是国内重要寻根地之一.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寻根旅游对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通过隐喻抽取技术构建寻根旅游者的共识地图,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寻根旅游体验包括情感体验和价值认知;积极和消极的情感体验均通过个人参与的中介效应影响寻根旅游者的文化认同,但价值认知对个人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寻根旅游者的文化认同包括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宗族认同对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
共产主义价值观虚无论和妖魔论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价值信仰和理想信念.破解共产主义价值观虚无论和妖魔论的关键,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源头厘清并科学呈现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本真意蕴,建构并彰显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基于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和价值科学的维度,通过对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价值主体、价值尺度等理论内涵的言说,建立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理论权威.基于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运动的维度,通过对共产主义传播渠道、斗争武器、时空场域等生成实践的确证,构筑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感召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从而彰显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威,坚定共产主义价值信仰和理想信念.
农村金融创新可以遵循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从技术进步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金融缔约的信息结构演变,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诱致性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通过构建"金融机构-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区块链技术引入前后农户和金融机构的演化稳定策略,然后运用matlab进行仿真实验,对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非对称加密、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技术特性,不但能够提高农地经营权抵押效率,而且能够改善信贷合约缔结的信息结构,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增强农户违约受损的防御程度和诚信度,从而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满足农村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在影响跨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中,集聚效应占据重要地位.为了探究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差异,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受到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更大;企业异质性对集聚效应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有权性质、跨国并购经验和进入行业类型都会影响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作用的发挥.
居家养老设施的邻避问题是制度化表达渠道受到阻碍的结果.通过司法案例总结发现,养老设施邻避纠纷主要集中于相邻关系、合同纠纷以及规划行政许可三个方面,并且少有此类纠纷进入司法救济阶段.这不仅与养老设施邻避纠纷的审查规则有关,而且与法院以规划许可合法性为主的裁判逻辑及公、私法相邻关系功能取向密切相连.由于法院缺少可供判定的事实条件与合理的衡量标准,居民的主观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面对养老设施的邻避效应,应当立足于三方或多方法律关系视角,将第三人公权利作为权利保护基础,适时调整司法在邻避纠纷中的功能定位,并确立邻避补偿制度,以化解司法的现实困境.
当下,有关家庭教育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错位,导致家庭教育令面临形式不统一、法律责任不清晰及适用条件存在争议等问题.这些实践困境不仅加剧了理论冲突,而且制约家庭教育令的现实效果.明确家庭教育令的法律性质是其规范化适用的前提.从国家支持的权利基础看,国家亲权决定了家庭教育令具有强制性和独立性.作为法律性质与程序实现的连接点,现有的法律载体不能体现家庭教育令的本质特征,亦无法实现其特殊价值.民事令状的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都与家庭教育令相匹配.以民事令状为视角,家庭教育令制度的程序障碍能够得以厘清.这些程序争议的出现,不仅亟待民事令状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昭示着民事裁判文书"三足鼎立"的态势向多元化发展的可能.
借鉴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中的研究思路,通过问卷调查不同国家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探究他们线上学习压力源、压力应对策略以及二者对线上学习心理适应的影响.发现外源性压力是留学生线上学习的主要压力来源;留学身份、年级、国家地区是影响留学生压力感知的重要因素;留学生主要采取面对型策略应对线上学习压力,年级和汉语水平影响留学生的压力应对策略;线上学习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策略是影响留学生线上学习心理适应的重要因素.根据留学生线上学习的特殊性,将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发展为虚拟空间跨文化适应研究模型,从学校、教师与学生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以促进留学生线上学习心理适应.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