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方位是能够通过人类现有知识把握的.马克思经典哲学能够揭示弱人工智能创造价值的哲学逻辑,即弱人工智能是最前沿科学思想的阵地所在,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具备社会活动的现实空间,因而能够创造价值.不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现代弱人工智能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存在着来自资本、技术和自身能力方面的阻却因素,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上对其进行引导.应当克服弱人工智能技术行业的资本垄断,凸显技术和红色意识形态的耦合关系;开展弱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方法的普及教育,提升群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水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现代化治理的关联,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组织的智能化水平.
女性角色在佛教信仰中常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而被他者不断预设的被动客体和边缘立场.从文化哲学视角切入,可考察佛教信仰中女性角色嬗变的现实逻辑.起初,就个体体验而言,性欲之"主体"身份的"凸显"使女性成为化导男性性欲必要而不充分的"有效选项"——在印度佛教信仰中,女性所要实现的觉悟,践行的既是对性欲本身的反省,又是对自身性别劣势的批判.继而,随着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西域佛教将佛教信仰的基础奠定在"圣像"系统上,各种地方文化基因渗透于"西方佛国"想象的同时,佛陀的性别取向实现了对男性与女性的同时超越抑或双向糅合,而更接近于女性.最终,以家庭身份来看,在一个以宗法制度为组织结构的中国佛教信仰世界里,女性在家庭中的特殊角色——"母亲",推动佛教信仰回到有情世界的"现场".
轻靡书写是流行于齐梁时期的一种文学风格,"求新于俗尚之中"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佛教文化在刘宋后推动的世俗化风尚对这一特点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宫体诗作为轻靡书写之高峰,佛教之"异相巧方便"观为其轻艳书写提供了"借异相之善巧行超越之方便"的理论依据,从而使萧纲诸人的宫体书写成为一时之潮流成为可能.而《玉台新咏》和《法宝联璧》的编纂,又为这一潮流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维护海洋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权益分配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内容,既有海洋治理体系存在国家间海洋权益失衡问题,其根源在于海洋权益的初始分配规则使得海岸线长、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享有更多权益.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不足,多国过度扩张本国海洋权益加剧了海洋权益纠纷.海洋公平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向度,可引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的强制惠益分享制度,对海洋权益失衡予以纠偏.海洋惠益分享可实行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双线并行路径,并注重开展惠益分享透明度建设.我国在国际社会倡导海洋惠益分享制度,有助于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助力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亲亲"所代表的情感与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论基础,"家"则是"亲亲"的现实载体,不仅有社会层面的意义,还具有生存论意义,对儿童的存在具有建构性价值.家庭是儿童生存的情感基础、儿童社会性存在的始基以及儿童发展成人的"前结构".为培育儿童实现完整的"在",需要发挥家庭在教育中独特的情感性价值、自足性育人意义以及在个体成人之中的前提性作用.但在现代性发展中,教育形成明显的"去家化"色彩,家庭在教育中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自足性教育价值被无视、基础性地位面临自我剥夺,极大阻碍家校协同育人成效.因此有必要通过"再家化"过程,在教育中充分发挥"亲亲"之家的效能,使家校共担育人责任、各正育人功能,以便重建育人秩序,形成良好教育生态.
近三十年来,经典认知科学发生了深刻变化,认知主义遭到了后认知主义的严肃挑战,而延展认知是后者的重要代表.认知主义主张心灵位于大脑,认知限于颅内.延展认知反对内在主义,强调大脑与技术物的耦合,主张认知延展到外部事物.延展认知的第一次浪潮坚持对等原则,第二次浪潮坚持互补和整合原则,第三次浪潮则侧重认知的社会文化分布.总之,延展认知"延展"了既定的认知概念,并为反思认知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看来,从编年史到历史、从历史事件到历史故事的转化过程,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话语转义.转喻作为基本的话语转义模式,不仅具有语言认知和文学修辞功能,更在历史叙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克思对1848-1852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历史的话语转义来看,历史转喻可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事实,并将特定的事件序列放置于其中,最终编排成为特定的故事结构与类型.历史转喻不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方式,更是一种历史解释形式,它不仅描述着历史实在,更能超越历史实在去塑造作为历史表现的史学文本整体,从而体现历史学家隐含的审美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厘清历史转喻在历史写作中的地位、功能与意义,不仅可以激活对传统史学文本的研究,更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史学客观性的理解.
随着基因编辑野生动物成为现实,基因编辑同时呈现多重身份:一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拯救者与变革者,二是保护野生动物伦理准则变革的推动者.基因编辑野生动物对我国现行法律构成挑战,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基因编辑打破了立法目标间的平衡,二是基因编辑增加了分类分级难度,三是基因编辑野生动物的主管机关尚不明确.为应对挑战,我国法律应作如下调整: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统领濒危物种保护,将经过基因编辑的野生动物单独归类,明确生态环境部作为基因编辑的野生动物事务的行政主管机关.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激发创新创业活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短期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的抑制作用;但通过临界值测算,目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未跨越临界值进而表现出对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异质性分析中,就地区异质性而言,在东中西和沿海内陆区域分类中,东部地区中数字经济对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最强,沿海城市的效果强于内陆城市;就市场化水平异质性而言,高市场化水平组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中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低市场化水平组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从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分类中可以发现,在沿海城市样本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的强化作用,而对内陆城市而言,并未发挥出积极作用.本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创业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上有助于为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经历了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的演进.晚清到北洋时期,财权不断下移,权力格局愈发碎片化.中央欲在分权状态下集中财权,但地方或不予理会,或群起反对,各项措置之策皆无果而终.地方利用实质性掌握的财权,自征捐税,自发公债,自印钞券,自补军需,自扩疆圉,进一步加剧了央地关系的离散,央地财政关系愈发混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尝试打碎过度分权下的失序状态,通过战争、金融统制、税制改革等措施,以期让权力从碎片化逐渐走向集中化.在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统一框架下,"实省虚县"与"实县虚省",形成中央、省(市)、县(市)的三级财政体系的框架,部分适配了各级政府事权的需要.但因中央政府权力正当性的普遍质疑和财政的人格化控制,侵蚀了中央的权威性,使其分权效果较为有限,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时期央地财政关系边界不清、权限不明的含混之局.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反映了财权从下移到上移的演化过程,中央政府对全局控制能力的差异,影响了财政分权的效果.
本文针对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问题,将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采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以动态演化博弈分析为理论支撑,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与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2)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关系和非线性调节效应.(4)工业资本集中度与工业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外商投资规模和企业利润水平与工业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工业企业销售产值比重对工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但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
文章运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财政收支预算数据,详细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总体结构与特征、结构偏向和地区差异及其根源,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收入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偏向,地区差异大,其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分成减少、经济发展落后、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以及农村经济严重危机等综合因素.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偏向与地区差异是制度设计与体制运转带来的必然结果.
六朝文人对佛教的接受,包括正向和反向两个维度,即以同情、采纳为主和以反对、排斥为主.陶渊明对于佛教世界观的根基,便持否定的态度,他对佛家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异于佛家的解答,对所处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谢灵运、刘勰则是佛教的信仰者,他们吸收了佛学的思想资源,把佛学的有用成分转化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思维之中,对六朝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近年我国律师规模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但律师角色定位与职业性存在模糊不清、定位不明的问题,律师规模的增长与现有律师执业环境、律师业务水平以及律师市场需求之间呈现不匹配的状态.从美日律师发展路径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窥视出我国律师行业规模快速扩张所产生的问题,建议控制律师数量增长进程,明晰律师角色定位,提升律师素质,使律师行业有序地与市场匹配.
近来,具身传播日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但当前研究具有明显的"外围化"和"西方化"倾向.本研究在全面考察东西方哲学身体观后,系统归纳了具身逻辑成为研究新范式的逻辑基础,即身体是环境中的身体,在参与认知的过程中,身体的主体性及其身体经验决定认知方式和内容,而意义就诞生于身体及身体的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认为具身研究应在借鉴西方身体观的同时,兼顾中国身体观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一系列道德伦理问题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身体观所开采出的"身体—媒介技术—道德"框架可能成为未来理解媒介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重要思路.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党对党的建设目标、主线和布局的认识由最初提出到丰富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化设计,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它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究竟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而严肃的问题;在实践上,它则为我们党在新时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分税制改革为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勾画了基本格局.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央地税收立法权的分配格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在何种程度上拥有税收立法权以及地方税收立法权由谁行使始终备受关注.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依据包括两个方面:央地立法权的分配是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法理基础,而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则是央地税收立法权按分配的经济学依据.由于学界对税收立法权的认识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分歧就聚焦于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来看,在坚持中央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的同时,地方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在内容上,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包括在法定幅度内调整税率、在法定范围内减税免税等权利.在行使主体上,地方税收立法权应由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省一级政府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提出税收立法建议.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十多年间对董仲舒赞誉极高,明确将董仲舒誉为"孔子之后一人""汉代第一纯儒".具体地说,康有为认同董仲舒以公羊学解读《春秋》,更盛赞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孔学一统天下.康有为给予董仲舒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受制于他的孔教观,服务于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有鉴于此,康有为对于董仲舒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转化.透视、反思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不仅有助于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备至,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康有为推崇董仲舒的深层原因.
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高地,其设立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共同富裕程度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共同富裕程度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同时还探究了该政策实施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程度的作用.研究发现:随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程度得以提升,即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共富效应"显著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服务能力越高的城市,片区设立产生的"共富效应"越为明显;且相比内陆型片区而言,沿海型片区的设立对共同富裕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探析得出,自贸试验区设立不仅通过贸易便利、监管服务、金融支持这三条路径提升试点城市共同富裕程度,且在250km距离范围内还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邻近地区共同富裕程度,其最佳溢出半径约为150km.
查铎为王畿的弟子,积极继承和阐发龙溪之学的精神内涵,率先回应了学界对龙溪之学的质疑.查铎主张良知本体具有至善性、超越性与自然性,为学工夫虽可有戒惧慎独与"无知""致虚"之分,但在本质上皆可统之于符合本性的行为,亦即工夫乃自觉与自然的统一.泰州后学孟秋主张不可脱离心体良知的发用抽象地理解良知与道,以此"两端之旨"批评王畿与查铎的"守寂应感"思想流为禅学,查铎则从本体论与工夫论角度为"虚无"辩护.二人的争论乃"二王"后学的直接论辩,"二王"内部已自觉彼此之间有承体起用与即用言体的思想差异,此也说明刘宗周对"情识""虚玄"流弊的反思,在阳明学内部已有其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