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655份双边用户数据,考察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双边用户参与平台治理的影响作用,并验证用户网络效应对平台社会责任感知与平台治理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双边用户参与平台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二,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在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且关系信任维度上的中介效应强于计算信任维度;第三,用户网络效应在上述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同边网络效应的调节作用较跨边调节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发现从社会责任感知视角为平台治理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企业研发文本披露指标,分析同行企业研发文本是否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上市企业研发文本披露存在溢出效应,同行企业披露的研发文本越多,目标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越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文本披露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信息学习机制实现溢出效应:行业市场竞争会促使目标企业研发决策受到同行企业研发文本披露的影响;信息学习需求促使处于跟随地位的目标企业向行业领先企业学习.拓展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低时,同行企业研发文本披露的溢出效应增强;当同行企业获得较多财政补贴时,研发文本披露的溢出效应增强;当同行企业信息可比度高时,研发文本披露的溢出效应增强.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相关部门完善企业研发文本披露规则和加快建立高效的企业创新生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特性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度决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流向.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从事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非农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体现在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2)第二产业数字化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3)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降门槛和稳就业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同时吸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入;(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农户增收,且有助于提升非农就业质量.因此,持续深挖数字就业红利,对于新时期促进就业增长、保障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技术创新效应分解为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模型和塔皮奥(Tapio)脱钩模型,探究重污染行业如何实现"环境效益-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绿色转型升级.研究结果表明:2012-2019年重污染行业整体上呈现从弱脱钩到强脱钩的趋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绿色转型升级,但部分细分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状态有所恶化;技术创新双重效应对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最大,双重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且作用大小不同导致行业间绿色转型升级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分解重污染行业碳排放脱钩弹性状态的诱因,发现技术创新双重效应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作用方向不同.本文研究为重污染行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并为制定差异化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政策指明了改进方向.
本文基于时间配置理论建立公共假日的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则(NMIP)动态治理模型,利用求解约束整数程序(SCIP)算法器进行仿真测算,并利用126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分散休假模式既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又有利于长期增长,是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优假日治理模式.因此,可以考虑对当前的黄金周等行政性集中休假制度进行适当调整,提高公共假日在全年分布的分散性,增强节假日安排的固定性和制度性,并通过推进带薪休假和短假期的自主结合来满足人们探亲访友、长途旅游的需求.
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机制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持续、有效地从总量、效率与公平方面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水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能源强度降低、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进步有效实现试点城市的碳减排.(3)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从区域来看,减排效应大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从工业特征和环保政策偏好来看,老工业基地和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碳减排效果更好.(4)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主要源于能源强度改善和能源结构转型,绿色技术进步方面东部地区效果较强而西部地区存在明显挤出效应;老工业基地减排效应主要依赖于能源强度改善,非老工业基地则通过各种机制协同作用实现;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均能通过各种机制协同减排,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实现减排水平的突破.本文为中国因地制宜地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作用,进而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本文立足于社会转型和信任结构变迁的现实背景,从信任格局视角研究个体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总体来说,个体普遍信任对个体创业存在正向作用,特殊信任没有正向作用.(2)当个体面临的地区信任模式为受限制信任模式时,个体普遍信任的正向作用受到抑制,特殊信任表现出正向作用.(3)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个体特殊信任表现出正向作用;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个体普遍信任的正向作用得以体现,特殊信任呈现负向作用.(4)机制检验显示,个体普遍信任能够增加个体风险承担意愿,增进"圈子外"信息交流和资源获取,帮助个体应对交易复杂性;个体特殊信任有助于获取"圈子内"信息和资源,但会挤出"圈子外"交流、减少风险承担行为.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中国创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经营绩效,显著促进了商业信用供给.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企业延缓了客户销售款的收取并且更快地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下游数字化协同水平较高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主要促进了以融资而非交易为目的的商业信用供给;数字化促使供应链中的资金显著流向了交易次数较少、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应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企业信用评估、风险规避和供应链协作中的应用,为供应链发挥融资作用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正向形成核心策源能力中心发展.本文基于科创策源能力的核心内涵,从科创基础、政策导向、科创投入、科创产出、科创开放 5 个角度设计 36 个三级指标,构建省级科创策源能力评价体系,运用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 2012-2021 年中国各省份科创策源能力进行动态评价,并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法对其时空特征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开放与投入对科创策源能力的影响较大,其中每十万人研发经费权重系数最高,政策导向整体影响偏小,其中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直接创新政策影响权重最低;(2)各省份科创策源能力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东快西慢;(3)科创策源能力空间分异明显,总体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空间依赖性上呈现出全局空间正相关性,而局部空间上形成南部高-高型聚集和西部低-低型集聚.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推进数字化创新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亟需研究的重要议题,而首席执行官(CEO)信息技术背景为解释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驱动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数字化创新突破条件,利用2010-2021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显著推进企业数字化创新;CEO信息技术背景将通过数字意义建构、数字资源配置来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CEO信息技术背景对数字化创新的促进作用在CEO权力较高、高管团队断裂带较强以及环境动态性较高的条件下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也对实践中企业推进数字化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
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企业弯道超车的一个有效途径.消费者尤其是主流消费者对燃油汽车的态度对于新能源汽车能否成功替代燃油汽车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颠覆性创新感知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的影响,并考察消费者对燃油汽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和消费者创新性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已经超过燃油汽车;(2)颠覆性创新感知直接促进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抑制其购买燃油汽车;(3)消费者对燃油汽车的满意度部分中介调节颠覆性创新感知和消费者购买意愿;(4)创新性较弱的消费者对燃油汽车的满意度更容易受到颠覆性创新感知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开展颠覆性创新研发时应凸显燃油汽车不具备的功能,在市场营销时应更多关注创新性较弱的消费者,让其感知到颠覆性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颠覆性创新理论和消费者新产品购买意愿模型,并对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实践指导.
当前,全球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日益成为国家核心战略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已成为打造数字政府的重要依据,而预算绩效强调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数字化绩效管理将政府施政效果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让财政资金花得更有价值,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对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率意义重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仍面临着新挑战,例如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薄弱、基于大数据的绩效评价标准尚未健全、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还亟待规范等.因此,推进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深度融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加权平均夏普比率和索提诺比率两个衡量指标,探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养老保险主要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路径优化家庭投资组合.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投资组合的优化作用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及低收入水平家庭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的边际影响具有生命周期效应,相较处于其他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更能够显著提升老年家庭的投资组合有效性.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社会养老保险作用于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为加快全民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提高政策精准程度、缩小居民金融资源鸿沟、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服务经济时代,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内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并不必然能够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这取决于数字经济对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影响程度.其次,本文利用 2011-2019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但是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规模较大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实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文基于 2006-2016 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效应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共同推动;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初始技术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拓展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对邻近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机器人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近迁移是造成这一空间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
本文通过匹配 2012-2017 年中国城市在线政务服务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在线政务服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线政务服务作为一种新制度安排只对企业申请专利具有外生性激励作用,它为政企"打交道"提供了一种更低成本的方式,验证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线政务服务影响企业申请专利产出的重要渠道.(2)在"企业-政府-中介市场"的创新生态系统框架下,在线政务服务对中小规模和新兴科技行业的企业,以及对处于高市场竞争环境、高质量政府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企业,正外部性相对更大.(3)在线政务服务对制度性交易费用的"压缩效应"和对企业申请专利产出的"激励效应"存在门槛值.在当前政府数字化转型迈向全面扩展期的背景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既要有序稳妥地推进在线政务服务升级,也要注重线下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摒弃技术至上的线性思维.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消除企业创新制度性障碍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有益的政策启示.
引导顾客参与是企业突破创新资源瓶颈、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采取何种顾客参与方式和治理措施并使两者匹配能够有效提升创新绩效?本文基于渠道战略匹配理论,以 18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存在 4 条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多元治理下的共同开发型、激励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用户创新型、关系和合同协同治理下的复合参与型,其中关系治理下的信息提供型最为普遍;存在 2 条非高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即治理机制缺失型、关系缺失下的参与-治理失配型;关系治理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企业创新绩效的 3 个组态中,说明关系治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顾客参与和治理机制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上的多重潜在并发关系,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适当的顾客参与形式和治理机制、促进协同创新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 2009-2019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