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在学界,现有研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损害责任的认识不充分、研究角度单一;在实践中,现有立法未能关注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损害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导致执法、司法不顺畅.因此,建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损害责任制度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当在界定损害内涵、外延和比较法考察的基础上,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损害责任进行界定,并对责任作出限制.责任界定中,损害行为无须具备违法性;损害事实认定可以参考技术法规;举证责任分情况适用倒置,举证标准达到盖然性即可;归责原则采"二元论".最终,要建构"公法—私法"救济结合的"司法—行政—社会"三元责任制度途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需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进行全景透视.就历史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致经历了"民族危机中的初步接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有机结合—建设发展中的深度融合"三个阶段.就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一定通达契合之处.就价值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思想和文化的创新空间,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内驱力.
平台经济时代,算法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在滋生算法霸权的同时不断加剧劳资利益失衡,催生了数字劳工的"算法抵抗",即在自主意识觉醒后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利用技术漏洞、规则漏洞,尝试挣脱系统围困而实现底层突围.与传统的劳动抗争相比,数字劳工算法抵抗呈现出规模上的分散化、形式上的温和性以及发展态势上的缠斗性.究其根源,算法抵抗中"人机交锋"的表象背后是劳资双方在劳动控制权上的激烈博弈.在权力失衡的平台劳资格局中,数字劳工的抵抗虽能部分地摆脱算法控制、修复受损利益,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自身的弱势地位.因此,亟须打造政府主导、劳资参与、集体协商的平台用工新格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助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 年、2013 年和 2018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统计分析显示,高收入行业中的女性占比在2002-2018 年间有所下降.采用排序Probit估计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显著增加了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而年龄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从2002 年的"年轻就是资本",转变为 2018 年的倒U形曲线关系.农业户口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在 2002 年和 2013 年不显著,到2018 年变得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业户口劳动力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户籍壁垒在降低;二是这些女性是经过极度选拔和筛选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这种极度选拔和筛选会带来收入补偿效应.政策启示是:如果要缩小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性别差距,消除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准入障碍是至关重要的.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陶渊明批评和拒斥庐山佛教阶段,以《饮酒》二十首其二为主要标志;二是庐山僧侣批评陶渊明的阶段,以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为主要标志.慧远是我国第一个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报应观念结合起来加以阐发并使之中国化的高僧,而因果报应之说乃中土佛家的根本教义.陶渊明《饮酒》诗其二直接批判庐山佛教的果报论,《乞食》诗以戏谑口吻嘲笑"冥报"之说.陶诗浸染着时代思潮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陶渊明作为一位诗人,抒发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感悟,是其最根本的艺术追求.陶诗并不服务于任何论争,陶渊明也无意与任何人论争.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套拟陶渊明创制的"《止酒》体",批驳陶渊明《形影神》诗,其用意在于讽刺嘲弄陶公,陶公既不笃信《易传》积善之论,更不信奉佛教因果之说.上述陶诗中的思想旨趣,可能都是激发庐山诸沙弥以"《止酒》体"创作《观化决疑诗》的潜在因素.陶渊明与庐山佛教在思想信仰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故陶渊明不入莲社.
死刑废除论提倡生命高于一切、反对同态复仇和践行保障人权的法治观;死刑保留论以经济效率性、死刑预防性和刑罚道德诉求为基本论据.死刑存废之争对司法上合理锚定我国死刑适用范围和划定适用标准并无助益,死刑仍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方式,我国应当跳出死刑存废之争的泥潭,坚守死刑限制适用的司法立场,明确死刑具体适用标准才是当前我国刑法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应当以"生命权平等性"原则作为死刑适用的基本标准,只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人,才有可能被适用死刑.如此既符合刑罚报应主义、预防主义、罪刑均衡原则,也契合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精准贯彻"生命权平等性"标准,有助于协调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关系,也能为司法者提供明确的死刑适用标准,最终塑造尊重生命权的法治文化环境.
性别化的育儿分担是当代家庭儿童照料中的突出现象.为了理解父母育儿中性别隔离的成因以及家庭间不平等的异质性,逐渐形成了四个维度的解释路径,即以工作结构为核心的时间论、以收入和教育为核心的资源论、以育儿观和性别观为代表的观念论,以及新兴的以工作-家庭冲突为代表的情感论,还嵌入了福利政策等宏观背景.这些不断丰富、互为补充的路径之间富有张力,可归结为结构和能动两大取向;但它们也存在共同关切,性别化的照料分担是结果、过程和意义的集合.中国研究需将解释路径置于本土制度框架、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下考察比较,未来研究的突破口是不平等的测量、照料类型和质量以及照料者的主体性.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般"意义的整体性科学体系,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石进行理论或学科建构的总体性阐释,有着支撑其区别于其他历史时代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基本要件及内在逻辑.从构成要件的基本前提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从构成要件的着力点来看,从中国实际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提炼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构建的努力方向.从构成要件的话语叙事来看,立足中华文化立场而构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话语叙事,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呈现,也是打造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叙事的根本表征.正是基于这些基本要件及相关命题的逻辑互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由此形成了一个严备的逻辑整体,表征着作为一个整体性科学体系的意义构建,承载着党和国家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产业现代化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要求.乡村产业现代化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强、产业绿色发展、产业融合发展.而乡村产业现代化依赖于"乡土资源—组织化—政府—市场"这四维要素的支撑,其中,乡土资源是物质基础,组织化是客观要求,政府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基于乡土资源的差异,促进我国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可分为:规模化专业化的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特色化深加工的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人文生态资源依托的观赏康养产业发展模式.
清初江南文坛的盛况,不断吸引他域文人来此交流,这种互动拓宽了江南中下层文人的视野,为他们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契机.任源祥与侯方域的交往就揭示了这一点.任源祥游宋访侯对他的生活与思想发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任源祥与侯方域交游的缘起:一是侯方域入清以来思想转变及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二是任源祥放弃生员身份后选择"立言"的结果.三是任源祥、侯方域二人文学观念相合的结果.任源祥北上游宋并抵商丘吊唁侯方域,应该说谋生或寻求际遇等现实目的是此行的首要因素.
牵连犯不同于吸收犯.有牵连关系的数罪实质触犯异种罪名,是罪数论中的实质数罪和竞合论中的真正竞合,判决书应当对其宣告数罪.即便承认牵连犯概念、因有牵连关系而对数罪不并罚,也应肯定轻罪主刑最低刑的封锁作用乃至并处轻罪的附加刑.中国学理、实务承认牵连犯概念的做法缺乏充分根据.中国刑法总则不规定牵连犯,因此,只要刑法分则不对有牵连关系的数行为犯罪如何处罚作出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因有牵连关系而对数罪不并罚.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的系统架构由设定与输入、处理与输出、学习与改进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具有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办案效率以及维护数据安全等功能.现实中,类案智能裁判人机协同在法律方法、科技赋能以及体制机制等层面均面临诸多障碍.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与科技互动的双重向度树立数字正义理念与价值观;在法律方法层面需要构建基于要件事实与"类比—归纳—演绎"逻辑框架的类案裁判思维规则并明确人类判断的保留事项;在科技赋能层面需要建立统一权威、开放高效的案例数据库,融合CBR和混合算法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还需要建立面向类案智能裁判的数据合规,特别是算法解释与备案机制.
《儒林外史》的主题,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胡适的"批判八股科举"说最为恰切.但仅研究到此层面显然还不够深入,胡适归纳的主题是显性主题,还应该进一步探讨其含而不露的深隐文化意蕴,以不负作者的苦心孤诣.这深隐文化意蕴就是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皇帝朱元璋,即皇权,深入封建专制政体的核心部位.从"楔子"探究作者的深层寓意,从"荣身"者探寻作品的深层意蕴,从贤才遁世透视邦之无道,三个视角与层面皆指向封建皇帝朱元璋.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与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君王和皇权的批判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黑龙江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不完善、文化创新不足、数字化服务缺乏等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组经济要素、重塑产业结构、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不仅在需求端发挥提升体验、引导生产作用,而且在供给侧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数字经济赋能黑龙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游客服务两方面.基于数字经济视角,围绕乡村经济、文化发展和游客体验提升,结合黑龙江省四种乡村旅游发展类型,提出数字化基础设施改造、开创乡村旅游品牌以及把握数字经济赋能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对完善数字时代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核心载体,大型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使命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手段.通过案例研究发现:(1)数字化技术已经深深改变产业价值形态和商业运行模式.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包括研发、生产、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并成为产业价值链价值增值的重要来源.(2)大型国有企业若要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需要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为保障.(3)数字化转型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品开发的突破、组织管理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三个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坚持"一把手负责制",其次数字化转型应与产业链价值增值相适应,最后国有企业要在产业数字化生态中发挥引领作用.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精准管理是新时代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雄安新区作为推动公共服务精准管理的示范区,承担着路径探索、经验积累、示范引领的重要使命.雄安新区公共服务精准管理实践路径以优化制度政策体系为根本遵循、以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为重要抓手、以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为先行力量、以推进数据治理工作为核心要义;雄安新区公共服务精准管理内在逻辑在于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管理领域之间的耦合,是统筹全局与需求导向价值引领的统一、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统一、制度保障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的统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点面结合的统一;雄安新区公共服务精准管理未来面向可以从优化策略、绩效评估和制度化推广着手.
袁枚强调"性之所近",使诗人身份获得自由.他用"诗无定格"反对分唐界宋,消解了唐宋诗之争,又用"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消解了古今二元对立,甚至以"霍王无短,是以无长"消解了工拙对立.他强调师古要"空诸一切",才能"著我",使得诗人主体的情感表达及文本呈现都获得空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