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重现了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的诸多细节.借助德米特里弑父案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中构建了以"个体性格鞫问""道德罪孽清算""良心忏悔"为核心的"审判"体系,将根基主义核心观念与法律叙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建了以"犯罪思想等同于犯罪行为""心灵悔悟优于肉体惩罚""苦难救赎推动人性复活"为核心的"罪与罚"思想.
在现当代"语言悲观主义"的影响下,莎学界一般将《爱的徒劳》解读为对修辞的讽刺批评.然而,若将此剧置于莎士比亚熟知的英国早期现代修辞术教学体系中,并与他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十四行诗集》相对比,便可发现剧中探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何为有效修辞.这个问题直指修辞术原理,却未在当时的修辞教学体系中得到足够的探讨,而这一关键性讨论的缺失,是该时期过度丰繁风格盛行以及修辞最终"信用破产"的根源之一.在《爱的徒劳》与《十四行诗集》中,莎士比亚通过对彼时修辞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自己的有效修辞实践,展示了剧作家对修辞起效原理的理解与分析.
日本纪行文学《海道记》的独特对句文体是"汉文和文化"演变至中世初期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海道记》的对句往往伴随着汉典征引,作者借此搭建"古今对照"来抒发羁旅之情,搭建"东西对照"来确立"公家文人"的文化归属感,实现文化自觉.《海道记》是窥探中国文化对日本中世"公家文人"精神世界影响机制的绝佳文本,其对句文体及其背后丰富的汉文认知与表达模式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
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校勘和注释研究文学关系的方法,不过文献学与比较文学原本是两个学科,古典文献学的任务是校勘、注释,比较文学则关注文学形象的跨国流变.如以文献学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形象流变与校勘、注释就可能彼此纠缠.日本五山诗人瑞溪周凤的诗《寿星像》记载元祐年间寿星降临宋代都城,而中国文献记载为嘉祐八年,据此元祐似应校勘为嘉祐;但所有五山诗人均采用"元祐"一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关于苏轼、司马光的想象与解释,因此"元祐"并非单纯讹误,而是寿星传说在日本流变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案例也体现了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必要性.
张继《枫桥夜泊》在选本、诗话和绘画的合力作用下,广泛传播于日本五山禅林.受历史语境的潜在影响,五山诗僧对此诗进行了大量的拟效与化用.他们既以多样的创作方式表达对张继"钟声"客愁意蕴的深切共鸣,又通过七绝结构的刻意布置形塑出"钟声"意象的抒情感染力.作为 日本汉诗史上"钟声"意象书写的重要组成,五山诗僧的创作实践构成了《枫桥夜泊》里的"钟声"的异域回响.
索因卡在改编古希腊悲剧《酒神的伴侣》时揭开了一段王权交换的历史:英国在殖民时期运用帝国君主制和间接统治置换了土著国王/酋长,虚造的现代国家架构将非洲人从宇宙同质论中剥离,纳入帝国的牺牲秩序,强化的神权军事统治成为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政治动荡的深层因素.索因卡在剧中以多元且极具张力的艺术家宇宙观重塑约鲁巴宇宙秩序,借新神狄奥尼索斯入侵忒拜/英国剧院之机,为地生人的后裔国王彭透斯加冕,从而更新了王冠的牺牲属性.戏剧舞台上"艺术家-国王"的加冕礼不仅达成了种族认同、性别认同和去军事化的世界盟约,也让西非世界的政治空间向无限他性敞开.
在《失乐园》的故事中,一个神秘的农夫通过一个史诗明喻现身其中,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如何理解这个明喻是评论界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已有研究或将之视为弥尔顿站在魔鬼一边的证据,或认为它是弥尔顿用以教化读者的机制.本文认为,这个农夫明喻是弥尔顿刻意凸显的认知型明喻,隐含着诗人的认知考察;同时,在结构与内容上,这个明喻与《失乐园》中的另外几个明喻互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诗中并置的伽利略与农夫等借明喻入诗的认知主体暗示这组明喻旨在对新科学提出认识论批判,而非大多数批评家以为的宗教道德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犹太问题"上的言论和立场历来饱受诟病,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中晚期帝俄反犹浪潮之"陈腔滥调".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思想的看法与其倾力建构的俄罗斯理念密切相关,需要被置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帝国与民族交互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期的小说《死屋手记》中被滑稽化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看似与其晚年塑造的犹太形象相差甚远,实则一脉相连,体现了作家俄罗斯理念中对知识分子与作为根基的人民分离的焦虑.同时,通过强化犹太民族"国中之国"这一核心特征,进而赋予俄罗斯民族普世回应性之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犹太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也呼应了十九世纪俄国犹太人的历史命运.
在政治哲学视域下,至少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开始,共同体就总是试图通过起源叙事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研究界通常认为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起源叙事:卡夫卡既不为文本设置可以解释一切情节发展的神话式开端,也不叙述能够消除原初异质性的起源事件.然而,本文认为,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可以被视为对起源叙事的戏仿,小说通过围绕一个共同体的"非起源的起源"展开叙述,并在此叙述结构中揭露起源叙事的内在悖论,呈现讲述起源的边界,从而探寻表征共同体的可能性.
《弗里德里希所绘海景前有感》(1810)看似一则艺术评论,实则隐藏着关注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克莱斯特的战争书写.该评论用以形容观看弗里德里希风景画《海边的修士》之感受的核心隐喻——"犹如被割去了眼皮",其生成前提是克莱斯特在洞悉风景画政治寓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画中浩瀚无边的海景感知为1800年前后欧洲出现的民众战争的寓像,其军事内涵是古典战争法被悬置之下敌人的消灭和自我的牺牲,其现实指向则是克莱斯特在1810年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依然对普鲁士军事改革家所倡导的民众起义念兹在兹.
本文试图揭示福柯语言修辞观在其考古学思考进路和研究方法中的奠基性作用.通过阐释福柯语言修辞观中的关键概念"辞转空间"和"误用辞格"与其考古学话语分析核心方法"陈述层面"和"稀少性原则"之间的呼应关系,本文着重梳理福柯对尼采语言修辞性思想的继承及其与德里达有关语词误用看法的关联,以期为理解福柯思想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语言学参考角度.
内容提要 蒙田是最早深入研读卢克莱修的欧洲近代思想家之一,《物性论》最吸引他的是自然主义研究方法.与伊壁鸠鲁派不同,蒙田的自然主义不是用于物理世界,而是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的前提极为简约,让他得以借用此模型开创了一套以人性为对象的心理学研究.蒙田也吸纳了卢克莱修温和的怀疑主义,怀疑是蒙田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让他永不满足于既有的知识和观念,通过加法不断吸收原有体系无法容纳的新元素.蒙田与卢克莱修的互动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酝酿和诞生有重大的意义.
2022年12月10-12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全国理事会暨"全球史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以线上形式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承办.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众多专家学者分别就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全球史观、中国主体意识、区域与国别研究以及跨学科、跨媒介等问题、方法和视角展开讨论,有力地回应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所面临的时代之问和学科之问.
忽必烈东征日本后不久,镰仓时期的《八幡愚童训》《一谷入道御书》等宗教文本中出现了强大而恐怖的蒙古人形象.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不敌元朝的悬殊军事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同石清水八幡宫和佛教日莲宗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二者合力塑造出蒙古人暴虐无极的形象并将其广播日本.江户时期,"ムクリ コクリ"(蒙古[人]高丽[人])和"元寇"二词勾勒出 日本人复杂的对外心态,恐怖的蒙古人形象成为攘夷论者用以鼓吹强烈排外情绪的工具.明治以后,该形象又通过"国难""护国""国圣""国防""国民"之名被纳入日本国家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动员.
关于夏目漱石《满韩处处》中的中国书写,先行研究已蔚为大观,但该作中关于"满铁"殖民、日俄战争遗迹以及"胃病"的叙事细节仍值得进一步推敲.本文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解读,结合同时期主流媒体报道、日本文坛动向以及漱石的文学观念,探讨以漱石为代表的近代日本文人进退于"帝国"与"个人"之间时的"内面性"问题.在自由民权运动落潮、自然主义占据文坛主流的语境中,夏目漱石另类的"风景"书写暗含着对主流的旅华游记话语模式的叛逆性回应;而贯穿全文的"胃病"书写则源于漱石对病迹学研究的先驱性见解,成为其传达"帝国"公共领域话术背后的"个人"思考空间的媒介.
日本奈良初期官撰地理志《风土记》的编纂既受到中国地理文献的影响,也具有自身特性,这些特性与《风土记》的天下观有关.元明天皇下令编写该典籍旨在重构政治秩序、巩固皇权,《风土记》中多次出现的"天下"二字兼具神圣性与现实性,意指大和朝廷所真正掌控的土地.典籍中的异族观念也是日本天下观的组成部分,边缘诸民族或被收编,或因武力胁迫而归降,书中这种大和政权对待边缘民族的强势态度也意在展现"神国"日本天下观的正当性与神圣性.
蒸汽朋克小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亚类型之一.柴纳·米耶维作为蒸汽朋克小说热潮中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帕迪多街车站》以蒸汽动力、煤气灯等标志性物象展现了实为影射伦敦的新克洛布桑在"恶臭"之中的犯罪都市景象.小说在社会政治及科技发展等诸方面将维多利亚社会视为黑暗的恶托邦,并基于对诸多历史细节如飞艇、蒸汽锤等技术设备、工人罢工等政治活动的筛选和重写,从历史中逸出,在恶托邦之上建构出了一条通往乌托邦的路径.小说从历史源头上进行改造和重塑的方案,使文本获得了映照现实的力量和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比此前流行的赛博朋克小说更具否定性,也更激进地重塑了西方社会的历史面貌并构想了未来路径.
罗丹的双人雕塑《人与他的精神》定格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瞬间:男子肩头的女子仿佛在为他加冕,又似欲离他而去.这座雕塑在交易流通过程中的多重命名和女子残躯的艺术史联想进一步彰显了其姿态的复杂性以及词与物之间的张力.里尔克在文学演绎中通过叙事上的突变反映雕塑中的歧义,将这一独特的姿态融入了 自己中后期的诗学之中,他视女子的离开为爱着的女人超越所爱的男人而走向超验的敞开,并以英雄和胜利女神的结合致意他的赞助人南妮·翁德利-伏尔卡特.
澳洲传教士叶长青写于二十世纪初的旅记《蛮子边地》不仅是建立传教点的先行考察笔记,也是人类学意义上有关中国川边藏地知识生产的文本.本文拟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探察这一文本的川边叙事策略,并揭示该策略作为一种帝国书写路径,具现了英国殖民者对我国西南边疆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殖民与扩张意图,体现了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与西方现代性和殖民话语的同构性.
华盛顿·欧文在《瑞普·凡·温克尔》中的怀旧并非只是作家恋古情结的体现,而更是一种社会批评策略和作家的个人写作策略.小说潜藏了两个美国历史瞬间的勾连,揭示了清教式"民主"与共和国"暴政"的一脉相承;通过与其念兹在兹的文学共同体的怀旧性会面,欧文传达了他关于"谎言"何以在共和国大行其道的反思;而通过赋予毫无智识的瑞普以说故事的特权,欧文则拖延了"回家"的进程,预见了彼时美国即将迎来的绅士阶层集体"自杀"的反智时代.凭借非典型怀旧书写,小说成为一则暴政传承的寓言,一出赢得民心的"谎言"以及一个反智时代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