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一改清初对东北的移民招垦政策,厉行人口封禁.但禁令并未能阻止移民浪潮,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居东北的内地移民日益增加.面对移民迁居的事实,清朝在多种因素考虑下,认可了移民迁居行为,并对不同移民群体实行了相应的落籍举措,由此使得移民转换身份,成为东北户籍人口.这些落籍移民,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民族构成中的主体,并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管理体制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件咸丰帝亲笔"喜报红旌"匾额朱谕中,"适悉怀庆捷奏,遂书'喜报红旌'四字",字里行间流露着欣悦之情."怀庆捷奏"即是清军围堵太平天国北伐时所谓的"怀庆大捷". 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为主将,率兵两万,出师北伐,意图直捣北京.
《明世宗实录》(以下简称《世录》)是全面记录嘉靖朝国家大事的编年体官方档案汇编,从隆庆元年(1567)四月到万历五年(1577)八月,历时10年编纂始成.清人徐乾学认为明代历朝实录中,"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①.明世宗通过"大礼议之争",实现了以本生父母为尊的目的,但亦导致了君臣离心的后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方匠人雷发达应皇家招募来到北京,参加紫禁城的修造工程,后被任命为内廷营造所长班.雷发达的长子雷金玉继承父业,担任了样式房掌案一职,此后七代均长期担任此职,雷氏一脉因此被称为"样式雷"."样式雷"世家作为清朝最有名的匠作世家之一,从康熙朝至宣统朝都承担了大量皇家工程的建筑设计和家具陈设的设计制作,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档,包括建筑图样、烫样及其他各类文献等,建筑图档更是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京卫的设置大体经历五个阶段,最终形成"49卫2所"的格局.本文厘清了这些卫所的建置过程,并对文献记载中一些相互抵牾之处做了解释.南京京卫在建置过程中,改置、易名频仍,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南京为明代龙兴之地,最早建置卫所;其二,元末明初统一战争中,常以被攻克地方的卫所官员建置新的卫所.就卫所的革调、改置而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旧卫裁撤,其官军完全收编而另立新卫;二是旧卫并非完全裁撤,仅从旧卫之中分出部分官军另立新卫.对南京京卫建置时间的考察,有利于理解南京京卫乃至明初部分卫所改置、易名频仍的原因所在.
河西地区地处偏远,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直到元代,才出现了修建关帝庙的零星记载.明嘉靖之后,随着皇帝对关帝信仰的重视,河西地区迎来了关帝信仰发展的高峰.在各级官员的推动下,一批关帝庙得以新建或重修,一些关帝显灵护佑地方的故事开始出现,作为正统神灵的关帝信仰逐渐融入了河西地方社会.入清之后,河西地区完成了由边疆到内地的社会转型,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关帝信仰与民众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在河西地区完成了在地化.
明清两朝,琉球作为中国藩属国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深受中国影响,琉球的历书文化即为这一影响之独特体现.本文探讨了明清两朝册封颁历琉球的概况,历书、历法文化向琉球的传输,及琉球人在学习、吸收、消化天文历法知识的同时在本国造历,建立和逐步完善本国历制的过程.其中注重对中琉双方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挖掘,围绕琉球历书起源、演变,展现明清东亚文化圈生态图景之一角,呈现古代中琉交往史上一段富有特色的天学传播历程.
清代帝后升祔礼在关外时代已有举行,入关后则由盛京太庙转移到北京太庙和奉先殿.清代升祔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加以损益,形成与明制迥然不同的礼仪实践,特别是帝后祔庙次序的变革与多位皇后并拊格局的出现.就具体操作而言,清廷不仅形成了若干相对固定的升祔模式,更因事制宜,产生了诸多礼仪成案,后者不断被援引,变通,再创造,衍生出新的成案.这些非制度化的操作范本保障了礼仪的严密完备与实践的顺畅展开,也为考察清代国家政治行为中的惯行因素提供了参考.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各官署都设有专门执掌文书的人员,以负责处理日常政务活动中的各类文书.如六部、都察院的司务、照磨、检校等,各省三司的经历、都事、理问等,府县的经历、照磨、书吏等.孔府作为孔子嫡裔衙宅合一的府邸,属于官署范畴.衍圣公在定期朝觐进贺、管理府内官属、统率族人及其他圣贤后裔、处理祭田及员役纠纷等各种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文书.
会议政务处大臣奕劻为遵旨筹拟禁烟章程事奏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筹拟禁烟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
清代皇室对玉牒的纂修和贮藏极为重视,纂修完成后均以隆重的礼仪进呈皇帝御览,始能尊藏收贮.大玉牒正本初纂修三份,一藏于皇史宬,一藏于礼部(后藏于盛京敬典阁),一藏于宗人府(后停修).关于皇史宬所藏之玉牒,(光绪)《钦定大清会典》载玉牒在"皇史宬行(礼恭)奉尊藏"①,而(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②中又有玉牒"移贮"寿皇殿之东、西室的记载.
明代军事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且多集中在卫所制度这一专题.关于军士的月粮饷银问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①.从目前研究来看,其特点有二:一是针对九边边镇以及内陆卫所某一地区军饷的整体数额以及来源问题研究较多,但对沿海水军饷银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二是多从宏观出发对明代军制、军饷做整体性研究,但针对性不强.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作为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深入研究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军饷银、水军军船、船员配置、水军监察管理等相关问题.
主事文霖为请领修理西华门内蒙古学房等项活计估需工料银两事呈稿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主事文霖呈,为呈明请领银两事. 由堂抄出,据查官员外郎卓林呈复内开,核估得西华门内路北蒙古学坐落房二间,头停夹陇捉节,拆砌隔断墙一堵,拆墁地面,地八仙桌一张、炕八仙桌二张、琴桌一张、杌子四张、稿箱一个俱补做,以及油饰糊饰、出运渣土、抬运物料、成搭口厂棚座等项活计,除拆换下糟朽木植折作木柴抵除银两外,净按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九两七钱一分五厘.理合呈明,伏候堂台批准,以便交该司照例办理.等因抄出.职奉派如式修理此项活计,照依该查员呈准,按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九两七钱一分五厘.向广储司银库领用,其文领门文知会借用营造司印信咨行.谨将原估银两细数,另缮清单,附稿呈明,伏候堂台批准,以便遵照办理可也.
袁昶、许景澄曾担任光绪朝总理衙门大臣,负责清政府的外交工作,二人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2019年西泠秋季拍卖会上出现的袁昶致许景澄手札四通,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五年,其内容有着前后的联系,涉及京城人事、朝廷密闻、外交纠纷、边疆管理、中日战争等,涵盖了此一时期众多的历史事件.信中所述,不仅对相关事件提供了很多细节的补充,同时也透露了时人对某些人物、事件的观点与评价,对解读相关史实,考索历史事件背后之隐情均颇有价值.
清承明制,实行捐纳制度,捐纳项目、价格、手续、铨选的相关规定等在不同时期都有变化.关于捐纳制度的研究早年有汤象龙根据军机处旧藏档案所作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①,主要从捐监制度的起源、清代捐监制度略述、道光朝捐监之统计和道光朝捐监银之分配四方面内容进行阐释;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②以丰富的资料对清代捐纳制度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可称为研究清代捐纳制度的拓荒性力作.
天津、武清、宝坻、宁河四县地处河海交汇的战略要地,不仅是拱卫京师的滨海门户,而且是漕粮由海运转河运的必经之路,水系错综复杂是此区域的典型特征,九河下梢,三会海口,使得此区域百姓的生产生活受水文变化影响极大.
于敏中为乾隆朝秉轴持钧之重臣,一生参与众多军国大事及官书编纂.于氏早岁状元及第,遍历兵部、刑部、户部,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方略、国史、三通、四库诸馆总裁,奉敕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书目》《日下旧闻考》诸书.卒后人祀贤良祠,谥文襄,备极哀荣.后因甘省捐监冒赈一案牵连,终被撤出贤良祠,并革去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雍乾之际,八旗生齿日繁,清初所定之佐领拣放旧例无法适应新的情势,导致家族间为承袭佐领之职而产生大量的争讼案例,造成宗族不睦.在此背景下,清廷通过查勘佐领根源、确定佐领种类并制作和颁发佐领印轴、族长印轴等措施,在改定旧例的基础上,对满洲、蒙古、汉军诸佐领的承袭规则进行了划一处理,同时进一步明确族长职能以敦和睦.由于民族属性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八旗汉军的佐领编立与承袭颇具特色,且相较于八旗满洲和蒙古,汉军佐领下的宗族组织血缘关系更为松散,出现了"诸姓宗族"(geren halai mukun)这种特殊的非血缘宗族组织方式,是八旗组织进一步官僚化的体现.
对于番薯入华时间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时序渐进,其内涵也逐渐丰富,特别是乾隆以降,新增要素越来越多,构建起纷繁芜杂的多事件链条,最终形成了九条番薯入华路线.除影响最大的长乐陈振龙一线之外,尚有陈益(越南到东莞)、林怀兰(越南到电白)、张万纪(菲律宾到漳州),此外还有无名氏传入舟山普陀、泉州晋江、台湾、云南,众说纷纭.究竟谁是番薯传入"第一人"?番薯入华多元路径问题有必要在充分辨析史料基础上进行重新考索.
1592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之后七年中,明朝出于"字小"之义而出兵援朝,在东亚地区以朝鲜半岛为战场,上演了中朝联军共同抵御日军侵略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大剧,史称"万历朝鲜之役".近世东亚的这场国际性战争不仅波及广泛,而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战争结束后,不断引起世人关注的兴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热情愈发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