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2022年12月17-18日,"2022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办,计有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的120余位学者与会.会议论题多元,范围所及,既有对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关切,也有对中外史学发展历程及其所反映之时代特点的探讨,还有关于具体史家、史著、史学观点、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然而,在全球史学史的视野下,将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探讨对勘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讨论,可以发现柯林武德并没有从东方的中国或印度开始讨论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而是将希腊的希罗多德看作是科学历史学的开创者,不自觉地将自己预设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当作了一种实质,从而没有将历史主义思想贯彻到底,不免落入他自己所深刻批判的实质主义的陷阱之中,带有不可克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然,在柯林武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突破了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的线性进步史观,但关于世界史学的讨论还是凤毛麟角,由此也不应苛责前人.进一步而言,柯林武德在探讨历史哲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仍旧是全球史学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史学理论遗产.
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