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周健教授《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以下简称《维正之供》)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第三辑丛书之一.周健深耕社会经济史多年,对晚清赋役制度史、财政史研究颇有建树,该书即精择近年清代田赋相关研究汇辑而成,计10章48.8万字.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后期的田赋与地方财政研究"(13CZS031)成果,并获得第二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2021年3月).
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属于杂徭的差科簿,可命名为《唐垂拱元年正月至永昌元年正月(685-689)高昌县武城乡等(?)差科簿》.文书中的"终制""侍丁""曲长"等不是直接注记,而是在其它差科簿基础上进行的转录.根据这组差科簿文书可以还原唐前期差科的基本步骤,首先根据已经注记了色役的差科簿确定本次差科范围,其次对差科对象进行整理,最后按时间差科.咸亨元年至长寿二年(670-693),西域战事频繁导致丁男减少,在差科人数不够的情况下,丁中于色役之外还需另服杂徭.色役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役种.唐前期正役、色役、杂徭是三种平行共存的力役形式.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现代中国的主要国情之一,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认可,但鲜有量化分析辅以验证.论文基于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估测数据的整理与校准,有机结合收入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指标,在1933年与1931-1936年短时序数据上进行了统计分析,希冀能够加深理解二元部门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结果表明,30年代上半叶二元经济特性明显,部门间工资差距甚大,且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大于其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现代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不足,呈现出不成熟、非独立的发展形态.由此,20世纪30年代二元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不平衡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充分两个方面,且两者辩证统一,共同影响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余力田"是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常见田种,但过去研究对其概念、性质的解读在某些方面存在无法自洽之处."余力"当释为编户化的以蛮人为代表的流民,"余力田"是授予这一群体的优惠田种.嘉禾五年《田家莂》中,余力田并不存在旱田,此为过去研究所忽视或误解.余力田旱田比例的变化使得不同年份间每亩租米量差异巨大,若将该现象放入四五年间旱田整体比例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考量,可认为差异产生的原因是轮耕制下对"旱田""熟田"性质存在人为划分.
清中期"铺户应差"机制变革后,官府对于工商业者控制方式相应转变,是推动重庆同业组织兴起的重要原因.乾嘉时期,多由分散的铺户根据官府需求供办物料与亲身应役.嘉庆以后,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力量的壮大,官府得以通过雇用、采买等方式获取所需资源.另一方面,"苦乐不均"、差役勒索等弊端逐渐显现,旧有体制愈发难以维系.而白银的大量涌入,以及"帮贴"助役的广泛推行,则为差务的定额化与制度化创造了条件.由此,工商业者开始联合起来,以公产均摊差务,从而实现"均平".这样,官府不再直接与铺户联系,同业组织大量涌现,成为承应官府差务的主体.
唐代捉钱制度中将政府任命的举放高利贷者称为捉钱令史,不同时期捉钱人的身份不同.唐肃宗乾元元年之后,捉钱人的特权进一步增加,甚至民间立虚契,不取本钱,捉钱者的身份也开始世袭.唐初设置捉钱令史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捉钱制度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政府监管不力,出现了私利入官本、损公肥私、捉钱户免差遣夫役、犯罪逃避官府追责等现象,捉钱制度不但盘剥百姓而且破坏生产力,给唐政府造成了经济损失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财政危机.
钱税,主要是指运输过程中对铜钱所征之税.在宋代商税则例中,未有钱税之名.但是,现实中却时时有之,尤其是南宋时期,税制大坏,滥征钱税之现象屡禁不止.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并波及农民、士大夫、举子.此外,在商人异地领取铜钱、纸币兑换铜钱、纸币"以旧换新"等过程中,政府公开收取费用,此亦为一种钱税.钱税的征收,不仅在两宋境内,还出现在铜钱流往境外之时,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铜钱入辽以及南宋商人与金人榷场交易等.钱税与钱禁,密切相关,有时是为禁而税.
由于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在过去一千年中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一直是海内外中国史研究最密集的地区,①20世纪国际学坛中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重要见解,都是以江南研究为基础提出的.②中国经济史中许多有影响的理论模式也都来自江南经济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经济史研究作为这些理论的主要的经验研究基础.江南的情况往往被当作中国的"典型"或者"代表",从中得出相关的理论模式.在此意义上来说,江南研究成为了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江南经济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学者们以不同的眼光,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不仅会推进江南经济史研究,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演变的"中国特色"也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明至民国时期武夷山区的开发历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从发展特征来看,武夷山区较为成功地扮演了三个角色.第一,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国唐宋之后的经济中心即江南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和中介;第二,它成为中国经济区域化和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它成为支撑中外经济往来的重要地区.明至民国时期包括武夷山区在内的东南山区的开发和发展,得益于东南沿海地区与江南地区的区域分工与区域协作,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国库史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20世纪以来,学人从不同维度对国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时间为线索,国库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前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其又以1938年《公库法》的颁布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二是1949年后的国库史研究,呈现明显的"财政史"视角与"现代化"尺度.及至近年,国库问题愈发受到学界重视,研究视域不断拓展.但就研究脉络言,国库与财税、金融之关联并未彰显;偏重于国库的财政意义,对其背后的政治意蕴关注不足;国库思想、制度与政策的关联分析不足,制度与实践有脱节之处.国库史研究需注重国库思想、国库与财税及货币、国库与地方库、中外国库比较等多维面向,把握国库与银行金融、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据现今发现的城砖铭文,洪武年间营建南京和中都,江西时设13府69县中有12府66县参与供砖,所制之砖还大量供应本地城市建设,有力推动了江西造砖业的进一步发展.严格的层级责任制保证了江西等地所供城砖的质量,均工夫、粮长、里甲等制度保证了城砖造运人夫的佥派.洪武、永乐时营建南京、中都、北京三城,将城砖造运与赋役直接挂钩,可称之赋役砖,此种供砖方式洪武以降至清朝皆有之.永乐以降渐渐形成苏州府、临清州等多个造砖业中心,但江西造砖业历明清两朝皆有一定规模,曾大量供应明显陵建设用砖,本地城市建设、民居建设等用本地砖数量亦多.赋役砖外,江西造砖业向着商品化方向发展,清末民国还出现了新式砖瓦工厂,商品砖在供砖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江西造砖业的发展轨迹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也体现着我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走向和新经济因素的萌芽.
近五年美洲作物史的成果产出频率远胜于以往，这与其作为学术热点、增长点的态势是相匹配的。各学科逐渐搁置学科分野，萃取相关理论，进行交叉、协同、综合研究，研究呈现出碎片化和整体化，这看似背道而驰、实则密切相关的两大趋势，有助于构建美洲作物史的研究范式，还原其历史本相。全球史、公众史的书写方式逐渐发展壮大，此外，定性与定量均有涉及，量化历史研究的介入尤其引人注目，足以挑战陈陈相因的一些学术观点。
自从1978年春天上大学至今,我学习中国历史已逾40年,也许是老之将至的缘故,近来我经常回忆起当年求学时遇到的诸位先生,其中当然包括漆侠先生.1992年金秋时节,我到漆侠先生府上拜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漆侠先生,先生对如何读书和做学问,推心置腹地给予教诲,对年轻人如何发表不同类型的论著提出了具体指导,使我受益至今.先生对晚学的真诚和期望,令人感动!2001年10月我参加了由漆侠先生发起并主持的宋代经济史研讨会,聆听了先生对宋史、经济史的真知灼见.没想到,20天后先生便撒手人寰,这真是学术界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近日姜锡东学兄寄来他与王晓薇教授合著的《漆侠先生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这部凝聚着漆侠先生两位高足多年心血的著作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这位宋史宗师和经济史大家一生坎坷的命运与卓越的学术成就,我在拜读之后感慨良多.
清中叶,一场本土的金融变革自下而上发生.主要在北方和东南沿海个别城市流通的民间钱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纸币性质的民间钱票出现于乾隆时期,是"大数用钱"的信用化方式.至嘉道年间,京城、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东北、安徽北部和浙江宁波府、福建福州府等地广泛流通可兑现钱票,江苏江宁府、苏州府在乾嘉年间也流行过钱票.在很多地区,钱票可异地使用、跨店辗转流通,甚至以票易票,形成区域金融网络.政府通过一些法规和司法解释对钱票流通进行有限管理.明中叶以降,银两的广泛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金融信用化的发展.清中叶制钱流通大扩张产生的信用化需求,催生了钱票和转账等金融创新,是金融变革的重要动力.清中叶的金融变革,符合货币金融演进的一般规律,更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金融史研究中,需要更多的本土视角.
近代中国因货币长期未能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内汇市场.货币流通的区域性特点,使国内资金汇兑需进行货币兑换,进而产生汇价.汇水或汇价是考察内汇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视角.利率和洋厘是资金供求变化的晴雨表,也是影响汇价波动的主要因素.随着近代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资金价格从票号贷款利率逐渐转变为钱庄银拆利率和洋厘行市,市场化程度日渐提高,信号传递功能日益凸显,伴随这一转变,内汇市场运行效率也逐渐提升.开埠初期,票号汇水对京苏两地利息涨跌的调整相对滞后,内汇市场的资金调节功能较弱.20世纪初,货币市场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价格体系,行市信息传递速度加快.虽然重庆和天津申汇价格与上海银拆利率的相关程度不高,但相对于早期票号汇兑而言,汇价对利率变动的调整速度已大幅提升.此外,津沪两地洋厘行市对汇兑行市的作用表明,内汇价格对洋厘波动的反应迅速,内汇市场运行效率已达到较高水平.
轮船招商局于1932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收归国营",是为该局经营体制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在将招商局收归国营的过程中,该局的主管人员、隶属关系以及决定其"命运"的行政主官几经变换,十分混乱.在这种多头乱政、头绪纷繁的复杂面相背后,实质上是国民党高层各派之间权力的相互颉颃,及其与私人利益的纠葛.通过对此次轮船招商局体制变革的探究,不仅能够展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权势的转移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轇)(轕),而且还能进一步突显政治与时局的流变对私人企业经营体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920年的北五省大旱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对本次旱灾,研究者一般关注于民间义赈团体在救灾中扮演的角色,对官方的灾害应对则较少提及.事实上,官方在本次旱灾救济过程中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官赈虽在效率上不及义赈,但官方有民间团体难以具备的组织行动能力与行政强制力,故在实行大规模救灾行动及采取强制措施等方面,义赈无法完全取代官赈,即使是在国家能力极端衰落的北洋政府时期亦是如此.当然,由于财政体制的混乱低效、粮食备荒体系的衰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此次旱灾期间官方的救灾投入远远不及需求,政府对救灾资源的调动能力尚不如清代.
民国以降,工商税收作为政府财政结构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亦是理解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关键.四十年来,学界对近代工商税收的研究已取得新突破.其书写一面在现代化范式下,围绕政府财政和制度变革展开,勾勒出近代税收及财政史演进的基本脉络,乃至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一面具备整体的社会结构视野,重建被忽视的普通民众的经历,展示出基层社会多面向的客观事实.最后依托时间、空间维度和全息视角实现结构史和经历史两者互补,推进贯通性和全局性研究,体现民国工商税收史研究的整体性追求.
1909年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周毅卿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博士,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运用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对晚清宁波商业的诸形态作了系统、深入研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运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著作,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也是德国历史学派在东方传播的早期重要成果,受到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西方学术权威的高度关注,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亦有独特的价值.
秦代徭戍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从发徭到徭戍的完成,由若干联系紧密的程序构成.每次发徭前计算工程量,即"程功"."程功"后编制发徭人数和天数的定额,称为"徭员".发徭时,要对徭徒人员构成、徭徒数以及发徭时间进行调配,以保证徭役的均平,称为"均徭".经过"均徭",每人每次行徭都有固定天数,行徭者如果缺徭,则需补足,即"聂徭".发徭时,以"券"来对徭徒进行征发.在徭券上需登记徭徒的里名、姓名、子女数、行徭的时间和天数等,并对每次行徭或缺徭的信息进行记录.行徭之后,则对实际行徭数进行统计,统计形成的文书即"徭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