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体融合十年蜕变,不断自浅入深、由表及里,展现出向"实"而生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即关系资源转向实体化、生产模式凸显实效化、资本运营坚持实权化、机制赋能锚定实在化.在经营管理层面,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体化是超越信息生产主体、由虚拟的内容产品向多元的物质实体扩展的过程;是根据供需关系实现生产全流程以及模式再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是整合社会资本,同时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和党管媒体话语权的过程;是激发内在动力,重塑新闻职业认同,赋予个体实践性动力的过程.由此,需不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场域中内容生产的一体化、供需关系的一体化、社会资源的一体化和赋能机制的一体化.
媒介化治理是将媒介化作为治理资源,促进媒介逻辑对公共空间、公共政策、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渗透,同时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性融入和贯穿治理全过程,实现媒介化治理与社会结构、政治逻辑的有机结合与互动.中国的媒介化治理应在媒介化政治和媒介化社会两种语境下加以洞察.媒介化政治层面,解决的是媒介化治理的理念问题或治理目标问题;媒介政策演进、新技术迭代更新、平台化趋势等编织的媒介化社会景观,为媒介化治理提供了实践之基.以融媒构建多元化的公众参与通道;通过数据聚合,型构治理扁平化结构,实现精准治理;以服务型治理方式实现柔性治理手段与国家治理刚性结构的有机融合,这些媒介化治理的基层实践,构建了独特且重要的传播景观,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成为理解媒介化治理"中国之治"的破题之钥.
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成为内容生产领域的焦点,并进一步加速出版业知识生产流程与模式的革新.文章指出AIGC主导下智慧出版知识生产在文化安全与伦理、人机关系、生产异化等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对在AIGC生成框架下的智慧出版知识生产路径进行分析,即以智慧理念推动知识生产的出版发展与进化,以知识数据为底层逻辑,转变知识生产关系,促成知识的多模态裂变与聚合,为用户提供智慧决策服务.
2022年,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召开,"出版"写入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标志着出版学科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新篇章.出版学科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文章基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理论体系研究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围绕是什么、有什么、从何着手、如何构建四个问题,从范畴界定、文献整理、概念遴选、逻辑结构四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基础、重点、难点,提出用命题式构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的框架,指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构建的路径.
出版活动具有鲜明的具身属性,回归具身认知体验情景,引发情感共鸣、实现价值认同是出版焕发新活力的路径.具身出版通过将大众身体置于具体或虚拟真实的情境中,吸引受众参与出版活动,认知出版物价值,引发情感共鸣,形成价值认同,搭建受众与出版物间的桥梁,展现出身临其境的实践性、从一而终的过程性和精准传播的圈层性.具身出版的践行在于理念先行,指引具身出版方向;洞察供需,打造具身出版精品;善用技术,共享具身数字基建;创设情境,共创具身阅读体验,通过丰富多样的具身出版实践,推进出版的创新发展.
城乡媒介空间存在结构失衡与空间不正义等问题.再地方化作为应对之策虽已形成共识,但主要是将乡村作为媒介空间再地方化的主导.要实现城乡媒介空间正义,关键在于形成城乡融合共通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媒介空间生产的结构调整.基于上述考虑,乡村并非媒介空间再地方化的最佳主导,而县城在这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被忽略了.本研究认为,以县城为主导的城乡媒介空间重构正在以县级媒体融合为突破口全面展开,这也成为破解城乡媒介空间不正义的有效实践.县城在城乡媒介空间重构和消除空间不正义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县城为方法将为再地方化的城乡媒介空间重构带来更多可能.
我国出版知识服务的价值在于满足受众知识需求,受众需求驱动出版知识服务不断向前演进.文章基于价值创造理论,从关键要素、创造行为、创造场景三个方面,构建出版知识服务价值创造理论框架,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演进逻辑分解为四个环节,结合多方参与主体的价值创造行为,从基于知识共享逻辑的出版受众价值生产、基于社群逻辑的出版知识服务平台价值交换、基于多重利益相关者逻辑的出版产业链价值传递、基于经济逻辑的出版行业价值外溢四个方面,构建出版知识服务价值创造运作机制,以期为出版业的价值实现、商业模式重构和产业链延伸提供参考.
智能传播时代媒介物的介入使人内传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人们所佩戴之"物"、使用之"物"、沉浸之"物"都成为物化的器官,进而重塑人内传播的感知模式.身体与"物"的无缝衔接,使媒介物不仅成为智能传播时代人内传播的基底,且在底层逻辑上延展了人内传播的功能与实践.媒介物也由此重构了智能传播时代人内传播的自我感知、技术感知、协作感知、黏性感知等多重模式.我们需要认识到,媒介物始终属于人内传播的一部分,其最终的旨归寻求一种崭新的、动态的、非静止结构的主体自我.
阅读活动与文化秩序、政治秩序建构联结在一起,生成阅读秩序.透过历史、政治与社会的维度,阅读实践与国民身份认同、共同体塑造以及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议程密切相关.在现代中国,国民阅读深度卷入国家叙事中,培养了促进国家认同的公共情感,建构了依托叙事认同的情感共同体.基于叙述交流的阅读主体建构,以及驱动主体身份认同的意动叙述,为阅读秩序的生成提供了基本动力.作为群体本位的民族寓言式叙述实践,国家叙事召唤人民作为阅读主体,促进了民族与国家维度的情感共同体建构.
作为专业化的出版职业群体,其实践具有共同事业、相互投入、共享资源的特征.近代上海出版职业群体在兼具缝隙效应形成的政治空间、自由竞争形成的商业空间和市民(读者)认可的"文化街"(文化空间)的书局集聚的福州路开展空间生产活动,并由此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带有现代出版特征的生产关系、出版观念.福州路出版职业群体以空间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实践,满足了社会变迁中民众对出版文化的需求,也留存了富含现代出版意涵的物质遗产,唤醒了人的记忆之场,成为我国出版文化产生、延续的合法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