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的资金融通极大地促进了共建共享国家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在"五通"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提供的资金融通具有互惠共享性质,已经成为全球开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受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西方媒体和政客所谓的"债务陷阱论"不仅在逻辑和理论上荒谬,而且在事实和数据面前不堪一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是"一带一路"的初衷并非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资金融通更加便利,两者存在内在关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货币政策影响外汇市场的作用机制是评估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国家主权信用的政治、经济与金融作为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内在要素考察其对汇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期内,无论国家主权信用水平高低,总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的调控作用较为有限,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汇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国家层面中稳定的政治、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政府制定宏观政策调控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在因素.相对发达国家,政治和金融稳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效果而言更为重要.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制度改革会显著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不稳定性.异质性研究表明,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金融层面的国家主权信用在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内在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将对稳定一国汇率发挥积极作用,国家主权信用中的金融环境是影响一国实施宏观政策效果的重要内部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应链稳定性和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外汇市场投资者情绪会影响汇率定价及外汇市场稳定.文章通过投资者信息获取行为构建人民币外汇市场乐观及悲观情绪异常波动指数,基于外汇市场异质主体理论及有限理性汇率预期理论,分析汇率变动、中美利差变动及外部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异质主体的主观信念引发其情绪异动的机制,最后运用分位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与乐观情绪异动指数相比,悲观情绪异动指数波动更剧烈、峰值更高,反映出显著的非理性特征.在多数分位点上,乐观情绪异动受汇率变动、通胀新闻、出口新闻、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VIX影响,悲观情绪异动主要受汇率变动和VIX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汇率沟通可以平抑投资者情绪异动,是管理情绪的有效工具.
在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下研究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OECD发布的2000～2020年贸易增加值数据(TiVA)及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验证了制度质量及贸易壁垒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服务业自由化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削弱贸易壁垒两条路径对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位置产生影响,这一机制存在显著的国家、行业与部门异质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更大,并且销售、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等细分服务部门提升作用更强.文章对于新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实现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愈发重要,而标准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但却存在遵从成本.那么,标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9～2020年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标准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GVCR)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总体来看,标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 GVCR,更换度量指标、不同固定效应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间品种类效应和中间品质量效应是标准提升出口GVCR的重要机制,但中间品种类效应的促进作用极易被国外中间品价格下降的作用稀释甚至覆盖,导致其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不显著,而中间品质量效应的促进作用则不受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对深入认识中国不同类型标准的作用,以及针对不同国情组合使用标准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 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伴随服务外包而来的先进经营理念,为服务业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生产技术的创新路径.文章基于魏朱六要素理论提出了服务外包激励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理论假说,并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名单》的发布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名单》后,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会显著提升且具有可持续性,而技术创新水平则没有显著变化;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创新激励效应在产权性质、区域位置和服务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税收减免优惠、治理水平优化和数字化转型在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文章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探索为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自由贸易愈发关注可持续发展,企业能否通过ESG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塑造ESG优势的过程与企业战略导向和国际市场偏好的"契合度"是否会对转型效果产生影响?文章利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工业企业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以及世界银行ESG数据库,在构建企业(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以及国际市场ESG偏好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发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践行将在国际市场获得回报,ESG优势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海外经营收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缓和融资约束、激励创新和提高品牌声誉是ESG优势影响企业海外经营表现的潜在渠道.此外,"战略契合"与"市场契合"对ESG转型的国际化效用具有调节作用.ESG转型为企业带来的差异化优势及其与东道国市场偏好的趋同是促进企业ESG优势向海外经营表现转换的重要因素.但是,塑造ESG优势与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却构成"替代".较之于ESG优势形成后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这种"替代"更强调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成本与努力.文章提供了关于ESG转型的新观点和新洞察,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化中深耕ESG实践并确定品牌和市场层面的战略优先事项.
在世界经济仍然处于蹒跚复苏阶段的背景下,需要更好地认识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经过十年建设的中国自贸试验区(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如何总结走过十年的自贸试验区经验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于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信息技术的加成下,服务化转型成为当前各国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进而抢占全球价值链(GVC)高端位置的重要方式.文章采用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表,从跨国视角考察了服务化转型对一国制造业GVC位置提升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并显著提升该国制造业在GVC中的位置;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服务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两个渠道促进制造业GVC位置的提升;而相比高技术制造业,在经过服务化的改造加成之后,中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更能够显著提升其在GVC中的位置;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来自本国所在区域价值链(RVC)的内部服务投入更有利于促进该国制造业GVC位置的提升.考虑当前GVC的"区块化"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获取外贸竞争制高点,一国更应该通过参与RVC来促进服务化转型对本国制造业GVC位置提升的影响.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其与RVC的深度融合,这是助力中国制造业实现在GVC位置提升的核心关键.
文章利用2000～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和各国GDP数据,构建了22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并与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中国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对并购成功率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中国金融地位、建立合法性以及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其对跨国并购成功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言明了跨国并购等金融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符合产品市场的客观条件,从而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可以加快中国迈入投资强国行列的步伐.
文章基于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利用2000～2018年增加值贸易数据,从FTAs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TAs深度的提升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且相较于垂直深度,水平深度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FTAs深度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制造业类型和出口目的国(地区)类型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FTAs深度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加入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均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最强,其次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中国是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预测结果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对制造业整体以及分类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信息构建雾霾治理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雾霾治理主要通过缓解空气污染、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外资流入;异质性分析发现,雾霾治理对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非资源型城市以及资源成熟型、资源衰退型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周边城市外资流入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资流入的增加部分来源于高技术制造业.文章拓展了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边界,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与合理引进外资提供了现实参考.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Melitz(2003)模型,文章将知识产权保护引入企业生产成本函数,并考虑内生化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选择进行拓展,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使用省级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与企业层面相匹配的数据,文章研究表明: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大.渠道检验证实,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激励企业提高出口技术含量,促进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区分出口市场来看,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拓展北方国家市场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比南方国家更大.据此,文章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中国企业分散出口市场目的地,提升了企业应对外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需求.文章基于2001～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层面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指标,检验了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进口机器人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交通运输、电子通信及医药行业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口机器人应用通过生产工艺优化效应、进口中间品节约效应以及国内中间品扩张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因此,优先发展应用于生产环节的机器人产业,加强机器人应用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完善机器人产业配套体系是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文章构建了一个全球一般均衡引力模型,通过总贸易成本和区域技术扩散机制来区别RCEP不同类型条款的影响.基于可以重现历史出口变化的全球数据校准模型,文章对多种政策情境下的RCEP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了模拟预测.研究发现:温和的RCEP贸易自由化措施将使中国出口增加,但当贸易成本降幅超过30％时,中国对西亚、中东欧和南美洲部分国家的出口将出现剧烈下滑;RCEP将有效推动地区福利增加和经济复苏进程;倾向于降低技术扩散距离的RCEP条款比降低贸易成本更有益于地区福利增加.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参加RCEP的经济效果,对中国未来区域合作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构建并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框架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是中国人民银行重要的金融监管探索与实践.文章借助2017年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简称"MPA绿色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2012～2020年163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MPA绿色扩容"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2017年纳入绿色信贷指标后,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扩容政策能够发挥出明显的风险稳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MPA绿色扩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央行的资本监管压力、增加银行的资本缓冲以及提高社会声誉评价这3个机制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扩容政策的风险稳定效应在全国性经营、系统重要性、低杠杆率的稳健型商业银行中影响更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绿色信贷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为监管部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和推进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厘清金融监管结构如何配置金融资源从而提升制造业TFP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打赢防控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手工搜集了1999～2017年97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结构实践的准自然实验数据和23 610家制造业企业数据集,考察监管结构对制造业TFP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结构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TFP,由独立于央行的监管机构负责的混业监管结构最有利于提升制造业TFP,央行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分业监管结构次之;上述效果显著受到金融监管模式和机构协调效应的制约,并随着经济体收入水平、金融结构以及企业所属行业与规模的差异呈现出较强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最优金融监管结构通过金融发展的深度、效率和稳定3个维度提升制造业TFP,金融可及性维度的路径尚不明朗.文章从服务实体经济视角为中国寻求最优金融监管结构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