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es embracing green innovation can encourage high-quality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reducing emissions.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reen investor behavior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companies, using the first-ever green investor investment in a compan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research, green investors have the power to accelerat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greatly. Three key strategies that green investors can use to do this include raising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levels, enhancing the green perception of executives, and bringing in top tal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non-high-polluting, big,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green investors' green innovation effect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ⅰ) green investors' influence on an enterprise's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can help it improve its ESG ratings; (ii) green investors can encourage green innovation in source control but have little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in end-of-pipe treatment; (ⅲ) green investors can support both non-green and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but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green innovation. This study strengthens the micro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t also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advancing green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发展给银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也关系着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本文从银行特许权价值的视角,为备受各界关注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问题提供了一个解答.本文将特许权价值的约束设定纳入DLM理论模型,从效率和多元化的角度探讨金融科技通过特许权价值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并利用 2011-2020 年 230 家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银行特许权价值的方式来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加来自效率渠道和多元化渠道的特许权价值,进而实现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存款竞争与利率竞争,造成了市场相关特许权价值的丧失;对于地方性、小规模和低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风险化解效应"更为突出;金融监管对于金融科技风险化解效应的调节作用呈现出先弱化后强化的 U 型影响趋势.本文的研究不仅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以金融体制市场化和机构转型升级这种"合意"的方式促进金融稳定,也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政策,高质量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等具有借鉴意义.

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构建并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框架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是中国人民银行重要的金融监管探索与实践.文章借助2017年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简称"MPA绿色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2012～2020年163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MPA绿色扩容"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2017年纳入绿色信贷指标后,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扩容政策能够发挥出明显的风险稳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MPA绿色扩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央行的资本监管压力、增加银行的资本缓冲以及提高社会声誉评价这3个机制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扩容政策的风险稳定效应在全国性经营、系统重要性、低杠杆率的稳健型商业银行中影响更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绿色信贷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为监管部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和推进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在当前金融部门资金空转和实体部门融资困境并存的背景下,如何调整银行体系布局并促进其在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命题.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并结合金融业分支机构信息,考察了银行业竞争对银行自身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提高有效促进了信贷资金配置的优化调整,进而抑制了银行风险的集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货币紧缩和经济低迷时期,同时对于规模较小和收益率较低的银行个体,银行竞争的作用效果都更为显著.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且也能够抑制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风险,"双支柱"调控框架能有效发挥金融稳定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相比,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在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效果更为明显;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在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缩小影子银行规模,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本文丰富了"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研究,为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

研究目标:测度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演进趋势、地区差异、结构差异、收敛性和障碍因素.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二次加权动态评价法、定基功效系数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通过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σ收敛、β收敛以及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测度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发展水平提升、绝对差异缩小"的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四大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生态环境差异转变为增长动能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典型的σ收敛和p收敛特征;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创新:将共同富裕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二次加权动态评价方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转变的关键节点,并在全面把握其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障碍因素进行诊断.研究价值: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水平和分布特征,为明确当前乃至未来阶段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着力点提供依据.

本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部门理论模型,采用2008～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三种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来看,应用人力资本-技术应用匹配的正向经济效应最强烈,创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匹配次之,创新人力资本-技术应用为无效匹配,不利于经济稳增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分别得益于创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应用人力资本-技术应用这两种有效匹配,相对于高应用人力资本,高创新人力资本的正向经济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劳动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出口竞争力、产业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具有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现阶段经济稳增长策略应以短期优先技术应用、长期优先技术创新为主导方向.本文剖析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有效匹配和无效匹配的经济效应,探讨现阶段应如何平衡匹配关系,促进经济稳增长,既丰富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又为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和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以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被成功命名或宣布创模为准自然实验,使用1998-2018年中国22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国模"称号抑制城市环境污染的具体效果.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城市的环境污染,且模范城市的政策效果更明显,对东中部地区模范城市、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创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模范城市和在创城市改善环境质量的机制和路径不同,模范城市偏向于直接约束、提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并行,在创城市则偏向于优先产业转型.该政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会受到官员更替的冲击.

为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载体之一,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设立是新时期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尚无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索示范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视角评估了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示范区设立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能力,并且政策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该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溢出效应显著带动了周边300～400千米范围内城市所辖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同时,示范区政策对邻近城市创新投入具有负向虹吸效用,但是影响范围仅在周边100～200千米范围内.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区政策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提升城市居民消费活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激励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区位导向性政策创新驱动效应的相关理论,为未来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思考方向.

从金融发展质量角度出发,分析金融结构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产生何种经济效果.结果 表明:金融发展质量的变化导致生产要素相对成本的变化,促使微观主体重新权衡产业投向,并最终影响经济整体的产业结构及产出效率,表现为金融结构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且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非线性影响,具体呈现出门限、分层和时变多重特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仅需要关注金融发展规模,同时还要注重提升金融发展质量,跟踪生产要素相对成本的变化,协调和促进产业格局的优化,更大程度地提高各要素的产出效率,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密不可分,影子银行体系积累的风险会危及商业银行、 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运用条件风险价值(CoVaR)法测算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研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及其深层次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全样本下,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通过将影子银行业务进一步分解为同业业务和委外投资业务两种成分,发现其委外投资业务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和主要诱因,而同业业务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其次,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的银行类型和不同的公司治理效率下,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对于规模较小和公司治理效率较差的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不利影响更加明显,其中又以委外投资业务最为显著.最后,货币政策对影子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且对委外投资业务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同业业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强化影子银行的有效监管、促进金融体系去杠杆、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和财务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财务风险也会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金融化引起的财务风险,并且该降低效应在治理水平高、金融资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改变金融资产结构来降低企业金融化引起的财务风险.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增加财务风险的内在机理在于代理成本上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及政府制定、调整经济政策的频率和透明度提供了参考.

不确定性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2008-2019年中国50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网络,从微观层面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其不仅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而且会加重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证券、房地产和金融控股四类部门风险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较快上升时期,银行、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入效应,而金融控股部门则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收益水平较低的个体机构以及在经济环境不景气和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都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研究目标:有效预警中国工业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研究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验证防控工业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的必要性;基于多模型对比思路,验证FM模型对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的有效性;基于压力测试方法确定碳减排信用风险的重点防控企业和政策敏感点.研究发现:"企业碳减排潜力"通过"预期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这一中间媒介,对工业企业还款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创新:基于普惠金融理念提出"工业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体系",避免商业银行因"一刀切"式的碳减排信用风险防控要求而流失客户.研究价值:在中国"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策背景下,将低碳要素有效融入工业企业信用评价过程,从实证角度实现了企业生态效益与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平衡,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提供技术和策略支持.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城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把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技术支持.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且在三种不同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下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省经济增长,但是对临近省份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此外,结构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服务支持程度均能有效促进本省经济增长,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国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规制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具体来说,在全样本下环境信息规制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改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信息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其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厉的监管约束,更注重加强环保设施投入,自身环境表现良好,且信息不对称对其约束作用较弱.通过变更指标衡量方式、安慰剂检验和样本量敏感性等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依然成立.在中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中,较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制制度对企业发展和环境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探讨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环境污染在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中具有干扰型调节效应;第二,该调节效应具有先促降后促升的非线性特征,公众健康需求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增加出现先抑制后促进 经济发展的趋势;第三,该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能够促使拐点前置,减轻拐点前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提高拐点后的正向影响.若不考虑城市的经济、制度等特征变量,容易低估环境污染和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研究结论丰富了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城市协调环境建设、民生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本文将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实施后的时间纳入样本期,以2013—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中478家高污染行业的2390个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通过人工配合机器的方式对企业年报进行分析,从而量化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使用混合面板模型、面板双固定效应等模型和变换变量等方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变更样本期实证分析了中国高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高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渠道.从影响机制来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社会责任,进而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丰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也能够为相关部门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管理层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决策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