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tock Connect progra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e use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docu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 market opening up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2007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pital market opening up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reduc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aising fir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However,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initial productivity, higher regional marketization degree, or fiercer industrial market competition. Additionally, by improving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capital market opening up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irms. Using evidence from China, we verify from the micro level that the capital market opening up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 2015～2021 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绿色转型是资源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之一,研究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驱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路径的TOE整合性理论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117家资源型上市企业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多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2)5条路径均能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即技术驱动式绿色转型、资源导向-创新能力协同式绿色转型、环境规范-创新能力联动式绿色转型、政府扶持-创新能力拉动式绿色转型、制度保障-多要素复合带动式绿色转型,技术因素尤其是绿色创新能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路径有5条,且与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不存在对称关系;(4)良好的绿色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条件.研究结论为资源型企业高效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造业保持着高速发展.目前制造业已经在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引导下进入到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分别通过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引导,但是仍需要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分析,探究其对制造业转型的具体影响,从而更好的指导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探究了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 2007～2021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制造业经济创收、创新水平以及环境保护 3 个方面,构建了制造业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后得到制造业转型综合指数,并通过建立地区、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且这种促进效果随着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提高财政支出比重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 年我国 28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为助力"30·60"双碳目标国际承诺实现,以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破解汽车电动化提速发展是一个重要赛道.因此,本文基于"车电分离"换电模式设计了"车-源-网"商业生态系统(NBE).此外,为探索NBE对电动汽车(EV)扩散的提速效果,本文建立系统动力学(SD)模型,拟合并预测2015～2035 年EV保有量,拟合误差在 5%以内.研究表明,NBE对电动汽车扩散有显著提速作用:2030 年禁售FV时,NBE环境下 2035 年 EV保有量、EV占比分别是传统商业生态系统(TBE)的 1.23 倍、1.22 倍;2035 年停售FV时,2035 年NBE的EV保有量、2023～2035 年EV保有量年均增速分别是TBE的 2.18 倍、1.65 倍.本文研究为政府统筹EV扩散提速、新能源汽车企业制定长短期策略提供了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客观上要求科学测度绿色GDP中碳减排的阶段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情景分析技术和绿色GDP核算理论,测算了我国绿色GDP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加入 WTO后,中国参加全球碳减排治理进入新阶段.Ⅰ阶段(2002～2012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被动接受者,Ⅱ阶段(2012～2030 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以上两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Ⅰ.1 阶段(2002～2008 年),碳排放爆发阶段;Ⅰ.2 阶段(2008～2012年),碳排放空中加油阶段;Ⅱ.1 阶段(2012～2020 年),碳排放降速换挡阶段;Ⅱ.2 阶段(2020～2030年),碳达峰阶段;(2)只有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我国方可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目标.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技术进步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实现绿色转型需要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合力发挥作用;(3)新时代碳减排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以零碳电力发展为目标的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其中,建立高耗能半导体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的高效耦合机制尤为重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是我国建设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本文利用 2012～2021 年我国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时空异质性分析发现,自 2016 年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东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立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通道,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本文以 2011～2022 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环保行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行为;从渠道机制来看,机构投资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分析师关注度促进企业环保行为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改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机构投资者持股在西部地区和高股权集中度的重污染公司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本文以 2007～2021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计量技术,实证检验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从股权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对于推动企业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场景新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 2009～2021 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探究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学者型CEO所在的企业ESG表现更好,且CEO学术经历对环境(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这 3 个维度的促进作用均显著.机制检验表明,CEO学术经历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压力和国企性质能够正向调节CEO学术经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ESG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企业聘任合适的高管人才、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信息化是建设数字中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扣合点.本文基于 2001～2021 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够正向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基建赋能效应、信息平台赋能效应和技术人才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化建设对非国有企业和南方地区企业赋能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未来应完善信息化建设中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设计,畅通信息化建设赋能效应的传导路径,增强赋能效应的精准性和指引性.
本文以 2008～2021 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供应链金融有着复杂的风险性,而区块链天然的具有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因此与供应链金融高度耦合.然而区块链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如可能造成商业信息泄露,维护和建设成本高等.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区块链引入前后系统稳定均衡的演化情况,分析了区块链解决供应链金融风险的作用效果,探究了区块链分别在欺诈风险与经营风险主导下帮助双方实现互信均衡的必要性.研究表明:(1)区块链通过提高中小企业伪造应收账款进行骗贷所需的成本来化解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中的信用风险;(2)当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欺诈风险时,区块链能显著改变系统演化的方向和路径,使得中小企业均能够快速和金融机构达成金融机构贷款,中小企业守约的稳定均衡;(3)当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经营风险时,由于供应链的内部调节机制会中和部分风险,所以当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小企业内部时,是否推动链上企业上链需要根据风险的大小具体决策.
数字经济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 2013～2021 年我国 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Citespace构建初步评价模型,随后运用R聚类和变异系数筛选指标,最终确定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NCA和fsQCA方法,探索数字经济六大因素驱动共同富裕的组态机制.结果发现: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呈向好趋势,但整体处在中等水平且地区间差距较大;单一数字经济要素均不是实现高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驱动高共同富裕愿景的组态中,数字经济效益水平和数字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协同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构成"水平-环境主导下的双规模驱动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基础能力双驱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程度规模三驱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程度能力三驱型"4 条路径.
本文以 2009～2022 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合作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合作文化对组织韧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2)在合作文化的约束和激励下,企业的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知识宽度能够得到有效提升;(3)企业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知识宽度的提升,能够为企业在面临危机时进行抵御和变革提供支持,增强组织韧性的稳定性与灵活性;(4)企业创新的效率、质量和多样性在合作文化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组织韧性的灵活性与稳定性还会进一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构建了 2008～2021 年我国省际内循环综合评价指数,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内循环空间网络结构,并采用QAP方法定量识别影响国内大循环网络畅通水平的成因.研究发现:我国省际内循环呈现东高西低,南北倒"U"型的分布,且省(区、市)间的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增强;回归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畅通内循环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南部地区以及沿海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自贸区主要通过生产、分配、流通和需求 4 种渠道影响内循环网络.本文不仅从关系数据范式和空间网络视角考察了国内大循环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成因,而且揭示了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平台畅通国内大循环网络的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积极推进多元投融资机制,合理布局制造业集聚区对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尤为重要.在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 2006～2021 年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效率,通过空间Tobit杜宾模型研究制造业本文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讨异质性投资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邻地的制造业集聚对本地的能源环境效率具有正U型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的关系中,内资存在倒U型影响,港澳台投资发挥着正U型作用,外资存在正向的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中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下游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 2012～2021 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