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建设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基于教育评价理论和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0 年的面板数据,建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评价体系,对我国各省域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进行测算.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以及发展预测.结果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总体差异逐渐扩大,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整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间绝对差异日益扩大,由单极化向多极化逐步转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很难发生跨越式转移;空间因素对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持续加强政策导向、建立动态机制和促进跨地区合作,以加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全面高质量发展.
美国考夫曼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美国高校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基于对考夫曼基金会所资助的 13 所高校的考察和质性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在全日制终身教职创业导师人数、非商学院学生注册创业课程积极性、创业课程数量和类型以及高校内部提供创业教育教学的院系数量方面明显提高.在项目的后期,尽管少数学校全校性创业教育出现回潮现象,但总体仍然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当前,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实践和发展趋势对中国高校从创业课程体系构建、全日制创业导师的招聘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国际上对创业教育的研究和关注逐渐升温,创业教育怎么教将是未来创业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主题.本研究对创业教育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师资和教学范式这四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呈现出对当前世界创业教育发展趋势的新观察和新理解.首先,创业教育应是终身的.当前世界创业教育实践涵盖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等不同的领域.创业教育对象的群体异质性强,包括创业者、学术界、成就追求者、创业活动促进者和创业教育的早期接收者等群体.其次,创业教育教学应从内容教学转向刺激学生学习的发生.再次,教师角色应从"权威"向"合作者"和"促进者"的角色转变.创业教育教学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包括高校研究者和教师,实践领域的企业导师和行业专家,各学科领域教师,创业实践的组织者等.最后,当今世界创业教育教学可以概括为四种范式,分别是"关于创业"的教学、"为了创业"的教学、"通过创业"的教学和"超越创业"的教学.
加强幼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是幼儿园教育奠基儿童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如何提高幼儿园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的质量?作为园本课程开发的主体,幼儿园教师的传统文化课程开发能力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对广东省 5114 名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传统文化课程参与、传统文化课程开发能力三个变量均呈中等水平,且随年龄、教龄的增加而提升,随着学历、职称、职务、幼儿园级别的提高而提高,城市、公办幼儿园教师得分高于农村、民办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课程参与能够显著预测其传统文化课程开发能力,其中课程参与在传统文化素养和传统文化课程开发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赋权幼儿园教师通过合作与反思性教学实践深入参与传统文化课程开发,充分发挥专业学习共同体的作用,促进幼儿园教师传统文化课程等方面的专业学习.
贫困文化理论在今天的教育研究中常被用以解释贫困家庭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如何导致了其经济条件的代际传递.此理论作为一种"贫困知识"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反贫困计划.以批判性贫困研究的理论视角回顾这一计划对贫困儿童的大规模教育干预,厘清有关"贫困文化"和"文化贫乏儿童"的知识如何被美国社会心理学实验和人类学田野研究所发明,继而被美国联邦政府用作反贫困战争的理论基础,进而被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转译为干预辍学儿童的课程和教师教育项目——这些项目成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课程教学改革中影响深远却不被关注的潜流.基于"贫困文化"的教育干预最终与标准化考试相结合,以机会公平之名对学生进行事实上的分流,加重而非消除了贫困学生的被剥夺感和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割裂.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利用OLS回归与倾向得分匹配法,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探究个体幼年期父母缺位对青少年时期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生命早期经历父母缺位显著促进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而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则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生命早期经历父母缺位因家庭经济条件、城乡差异对青少年能力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城市、非贫困家庭青少年认知能力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具有消极影响;同时,与早期经历贫困的青少年相比,早期家庭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并未使青少年在非认知能力方面获得更显著的长期收益.因此,父母在为子女提供物质支持的同时,也要重视时间和情感的投入,防止劣势累积;政府和社会应关注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通过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教育部官网 2000-2019 年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我国五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均呈现规模迅速扩张、布局趋于均衡、层次有所提升的发展样态.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从相对规模来看,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京津冀、成渝;从学位层次结构来看,教育综合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珠三角.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学位层次提升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均存在"拐点".珠三角和长三角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已经超过了拐点,所有城市群教育综合指数处于拐点左侧.京津冀应重视区域内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可通过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升高等教育层次,成渝和长江中游应重点巩固本专科教育,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教育经费作为维持大学运作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性质的转变.1927年大学院试行以来,不断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制度的实践使大学在经费的国立化程度上有所改善.到了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权力的不断扩张以及中央财政日益增长,除已有国立大学教育经费国立化程度继续加深外,地方大学和私立大学也逐步呈现出经费来源国立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财政投入的过程中,大学也日渐为高等教育政策所形塑,其内部教育经费的配置不断向实用科学倾斜,更多地承担起在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职责.
在教育学领域,存在着"假设的世界"和"生存的世界"两种世界,本质上体现了教育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重性.二者虽然并非完全割裂,却也并不完全重叠.论证人"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强调"假设"对于"生存"的先在性、先导性意义,并不必然能够驳斥入"在生存的世界中假设"所强调的"生存"对于"假设"的本体性、支撑性地位,反之亦然.从人的日常判断、实践行动及研究活动三个维度来看,"假设"与"生存"各有其高度也各有其限度,正如"假设"不足以决定"生存"一样,"生存"同样不足以决定"假设".我们能够确信的只是当我们"假设"时处于"假设的世界",当我们"生存"时处于"生存的世界".人作为教育的主体,能够而且必然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穿梭.
延长在校时间的课后服务是"双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课后服务如何规划、如何实施及其与基础教育优质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晰.本研究介绍了国外延长在校时间类课后服务政策措施,以及国外研究中鉴别课后服务优质与公平效应的反实事阶层比较分析框架,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方法与发现.本研究指出,基于反实事阶层比较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延长在校时间的课后服务措施有助于基础教育优质与公平发展,尤其有助于低阶层子代取得学业成就.以国外的因果推断研究为基础,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其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双减"政策研究与政策实施的启示.
"双减"政策实施两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执行效果仍与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偏差.本研究基于多重政策目标交叠影响的理论,构建政策执行偏差分析框架;实证梳理出"双减"政策目标的层级系统,揭示出"减轻作业负担"目标的象征性执行、"开展课后服务"目标的选择性执行和"规范校外培训"目标的机械性执行等偏差现象;基于对多重政策目标间协调与冲突的交叠影响机制分析,归纳出三类执行偏差现象的形成机理;最终提出,推动"双减"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地应着眼于利益诉求、目标系统、执行资源和监督机制等要素.
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催生了跨境教育空间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下,跨境教育空间生产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三重结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精神空间生产异质化与社会空间生产趋同化;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资本化,并通过空间修复手段实现教育空间的再生产;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试图对全球教育空间进行重构.学生流动时代和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只有重构全球跨境教育空间秩序,才能使跨境教育空间的生产回归公共性与公益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非正义性带来的危害.
高等教育机构是利益相关者组织,评价其质量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雇主参与高等教育评价是合理和必要的.本文梳理了四个雇主调查,结果发现:雇主普遍重视良好个人素质与批判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结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人际交往能力5项一般能力,重视毕业生的实习实践经验.同时,不同行业雇主和不同企业规模雇主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有差异.雇主对毕业生能力评价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福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为理论视角,通过对26位非北京户口的教育培训机构讲师进行访谈,探讨现行户籍制度对他们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培训机构讲师之所以选择漂在北京,主要是出于对收入和发展机会的考虑.在他们眼中,北京象征着年轻和拼搏、先进和前沿以及公平.他们并不过度追求和看中北京户口,而是认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获取好的生活,其话语呈现为典型的能力至上和个体归因而非制度归因.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以及年龄的增长,他们又逐渐感受到机构工作的不稳定和漂泊之下的巨大压力.他们成为教育培训机构讲师的职业选择呈现为一种受限制的、适应性的自由选择,而他们自身呈现出一种受限制的企业家主体、吊诡的半市民身份和漂泊的主体的形象.
马克思是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展开对教育问题的思考,确立把唯物史观为教育理论建构的基础,形成了从社会存在与教育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关联中研究教育的新思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出发建构教育理论,是展示马克思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推动马克思教育学说引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对此,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讨论:基于现实社会建构教育概念,改变了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阐释教育概念的"认识论"路线;通过对资本逻辑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提供教育学说科学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实现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确立教育研究的历史标准,形成教育理论的重要主张,凸显马克思教育研究的理论特色.
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和关键诉求.以经合组织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为研究问题,以其最新的官方调研报告为研究素材和对象,遵循质性研究数据分析的基本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解读其教育治理价值取向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经合组织在教育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循证治理""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多元共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治理路径上,经合组织主要通过"参与式辩论""多元问责""持续评估"等方式助力决策者和实践者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效的家长参与能够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的优势,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但是现实中家校合作过程中冲突频发,亟待对家长参与的边界问题加以回应.为此,本研究基于边界理论,经文献分析和专家咨询法编制了家长家校边界管理管理意识量表;通过对量表的信效度分析得出量表开发与编制科学合理.与此同时,本研究深入探讨家庭社会阶层对家长家校合作边界管理实践中在时间、空间、人际等边界管理上参与的影响,进一步为家长家校合作边界管理实践提供具体策略指导.
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时代变革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应不同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整合教育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彰显时代价值,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化产教关系,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加速职业教育的治理现代化.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良好的家风对于塑造高尚的个人品格、营造文明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家风建设,并把优良家风运用于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教育的历史使命.学前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学前教师队伍的现代化是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等特征的重要保证.广东学前教育事业经过十年砥砺奋进,普及程度持续扩大,普惠性资源逐步增容,保育教育稳步提质.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崭新开端,透视广东省学前教育师资建设现状,发现存在三重困境:在源头结构契合度方面,突出表现为教师队伍结构严重失衡;在素质匹配度方面,突出表现为教师队伍职后专业持续供给能力明显薄弱;在建设重点吻合度方面,突出表现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极度匮乏.面向未来,改革教育供给侧必将成为广东省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广东学前教育需通过三大"强师"路径破题:纵深发展职前职后多元教育路径,从源头调整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升教研质量,增强职后专业持续供给能力;逐步提高教师数字素养,赋能学前教育数字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