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2020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与立法支撑.个人破产制度作为国家信用体系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关系到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债务困境拯救以及底线清理债务,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信用机制建设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建设.当前我国,因传统道德的束缚、尚未完善的个人征信机制等原因使得个人破产制度领域立法停滞不前.但该制度与传统观念并无冲突且逐渐完善的个人征信机制可于其相辅相成共同优化营商环境,现实障碍也已排除.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应从主体入手,明确采用一般个人破产制度并辅以配套的机制,最终实现债权的公平受偿以及债务人的人格关怀.
为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意见》中,重点部署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要素市场化改革不仅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这将有力促进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的效率提升,降低无谓损失,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激发市场整体活力.根据对《意见》的认识,对要素市场化改革做进一步分析.
电子交易作为一种全新商业模式对传统税收制度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我国现行电子商务法对于电子商务领域特殊法律问题的特别规定虽针对性较强,但是缺乏体系化,特定法律领域中的电子商务的专门规范,又往往被不同法律领域自身的体系分割.同时电子商务在税收上缺乏监管,不仅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相对于严格纳税的线下经济,会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违背了我国“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出口导向的特征,电商税收制度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的产品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发展.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移送制度是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重要一步.然而,法律条文的规范性使其外延广,但是可操作性不强.本文先综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提出背景,然后再梳理了《行政强制法》的移送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其是否达到衔接要求,总结了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探析问题成因,提出关于强制措施的完善举措.这对于完善行刑交叉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健全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解决有案不移、有案难移、移案不全的现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创新之举,厘清磋商协议的性质是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的前提,对于落实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然实践中磋商制度依然存在着主体范围狭窄、适用范围模糊、程序单一、救济程序缺失、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当前磋商制度适用面临的困境,应从磋商主体、适用范围、程序设计、救济程序、监督机制等几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对策.
民商法领域的抵销制度,作为债的一种消灭方式,具有简化程序、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而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对受益人的保护,抵销被各国在立法上明文禁止,我国更是没有规定任何例外情形.本文便是立足于对我国"一刀切"立法模式的反思,在梳理相关中日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价值平衡的视角分析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应当允许抵销的例外情形,也对我国信托抵销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国家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制改革所形成的产物.作为一个初始兴起的诉讼类型,它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既彼此关联又相互区别,但两者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无疑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从最初的提出到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表明了该项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发展.而与之相配套的诉讼机制,也伴随着制度的改进而不断地予以充实.本文是建立在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及案例的基础上完成,目的在于立足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来寻求该类诉讼的解决路径,大致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发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来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如今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大数据产业发展带来的便利,但也面对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如大数据"杀熟".它涉及到价格歧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本文从反垄断法视角入手分析大数据"杀熟",剖析该行为涉及的竞争法原理,提出相关法律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大学生从事兼职的状况已经十分普遍,然而,在大学生兼职体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众多原因导致大学生在从事兼职的过程中权益极易受到侵害,而大多数同学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碍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而选择沉默以对.本文以兼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在兼职过程权益受损及其维权现状展开研究,就导致大学生遭遇侵权及维权难的原因从法律法规、中介机构、用人企业、公众媒体、学校以及大学生个人这六大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调查结果分析,本文认为:可以逐步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社会各个主体的责任;提高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和法律素养;积极调动高校、企业单位、社会力量共同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引导大学生合理维权、有效维权等措施,助力兼职大学生有效维权,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乔丹”案的再审裁判文书中对侵犯姓名权做出了认定,在商标权与姓名权的冲突中,将姓名权置于商标法中“在先权利”的保护.姓名的商业性使用与纯粹姓名不同,以姓名权为基础的规制路径可能不甚严密.另有所异议在于“乔丹”商标的使用会产生“混淆”,进而影响市场秩序,涉及不正当竞争,因而更宜适用相应“混淆”条款进行规制.乔丹案有其历史因素等特殊性,从市场秩序以及行政、司法等多角度看,可借鉴“王老吉加多宝”案而采用共赢的“共享共益”模式.
作为侵犯财产犯罪之一的盗窃罪,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对社会秩序有着严重的破坏性.而且盗窃犯罪行为极具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众多理论和司法疑难,所以,深入探讨和研究盗窃罪对于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理论的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疑难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盗窃罪的概述、犯罪构成、立法现状及建议等方面对盗窃罪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判决中,法院判决并未体现出对相关市场分析的重视(如1974年Commercial Solvents案、1978年Benzine en Petroleum案等),而是直接分析垄断行为的违法性.而在1987年Bossey&Howkes案以及1988年London Sabena案中,已经可以观察到相关市场的界定成为法院分析反垄断案件的必备步骤,但其分析方法仍不够全面.受理念转变的影响,在1992年Aer Lingus案及1995年Magill案中,法院开始进一步细化对相关市场的分析视角,已经可以看出替代性分析和需求性分析方法之雏形.在以上案例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最终在《界定相关市场通知》中将相关市场界定制度化.
关于无效合同中折价补偿的标准,民事立法比较模糊,法律适用颇有争议,裁判尺度莫衷一是.折价补偿的计算标准有客观说、主观说与客观兼主观说.客观说中折价补偿的标准是市场价格,主观说中的标准是合同价格,客观兼主观说包含这两种价格.折价补偿是一种不当得利请求权.本文将折价补偿分为不能返还和没有必要返还两种类型.不能返还采客观说,没有必要返还采主观兼容观说.
近年来人们对电视节目的需求更加明显,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节目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与便捷,模式交易产业也发展迅速,巨大的商业价值使得节目抄袭现象随之而来,出现了大量内容情节设置相似的节目,由于著作权法未将电视节目模式纳入作品范畴使得原制作方维权时缺少法律依据.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其中对作品类型进行了修改,为节目模式纳入作品类型提供可能,本文基于此对电视节目模式的著作权保护进行分析,并结合如今的区块链技术提出一些保护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民间借贷为主的民间融资类经济活动增多,同时伴随着的民间借贷刑民交叉案件也愈加频发.其中有关民间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主要存在着忽视私权利救济和适用程序较为混乱等问题,有关司法部门应当采取完善私权利救济相关法律,加强司法监督和完善追责机制等方法,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从而更好地解决民间借贷刑民交叉案件.
国际商事惯例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是否会影响主权国家的立法历来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国际商事惯例作为一种自治性和事实性的规则,是否与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内法之间存在交集处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目前国内外许多主流学者对此的看法是两者之间是各行其是、各成系统的,基本不存在交叉领域.笔者认为:国际商事惯例是否在实体角度上能够对国家的国内法产生影响,使两者之间产生一致化的现象.因为国际商事惯例在一些领域可以透过国内法所给予的“准用空间”直接适用于国内法律关系.国内法在立法过程在有限的领域中也会对一些国际商事惯例予以直接吸收,从而使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法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互联网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互联网经济也愈加繁荣,为了保护该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有必要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但互联网本身的双边市场性、网络外部性、虚拟性给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带来了适用上的困境,应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尝试对困局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其12条对于无效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作出了规定.但该规定仍然存在着传统"合法性"认定标准与体现"合意性"的行政协议不契合、公法与私法无效事由的重合使得法律适用模糊、法律规范适用层级限制不合理等困境.为化解这些困境,应当出台行政协议实体法,明确无效行政协议事由,局部修改行政诉讼法.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出台后,我国的企业破产向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的新《破产法》在参考外国破产管理人制度时也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作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规定,导致新《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有些规定太过宽泛,实际应用性不强且有些规定本身就不甚合理,使新《破产法》在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件中不能实际发挥作用,不但效率低下且成本很高.本文拟从公司破产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提高破产效率,使破产财产、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012年《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对缓解法院办案压力,提高司法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缓解司法效率与公正之间的矛盾.但在肯定小额诉讼程序的优点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为此,本文在通过对小额诉讼制度进行简要介绍,分析现状并尝试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