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财产交易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数据归属问题、交易主体权利义务责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数据权属不明不断引发数据纠纷,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以致数据交易主体没有明确的行为指引,企业数据财产交易实践发展与法律保障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为此,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梳理,明确企业数据财产交易中相应主体的义务,为数据交易主体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指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有其文化、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新时代,应对照推进共同富裕的任务要求,积极构建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资源共建共享、拓展服务的深度广度、构建普及普惠机制和释放社会联动效应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发展方略,助力共同富裕的全面实现.
农村科技创新研究整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已形成稳定的以农业经济和农业综合为主题的核心期刊群;研究机构涵盖高校和农业科研技术单位,机构内部合作较为密切.以乡村振兴为代表的研究热点可分为5类:农村科技创新的4个主要抓手、6个中坚力量、6个着陆点、4个突破点及两个样板.通过总览现有研究成果,绘制了农村科技创新研究框架,总结出两个发展趋势.
西方自然法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理""天命"观存在义理上的共性,这一点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大减轻了外来文化落地后的"排异反应".作为一种权利学说和革命的理论武器,自然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具有现实意义,其对于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指导革命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学者对西方自然法思想进行了创新性改造,这种改造符合当时国情并最终为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西方自然法思想成为近现代中国法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以广东省TL村和CH村的两支妇女广场舞队为调查对象,对比分析了两支农村广场舞队形成的外在因素、得以维持的团体动力、对广场舞队的内在认同和参与广场舞的个体因素的异同,进而探讨两个广场舞队组织的发展过程.虽然两支舞队都还存在各自的发展困境,但总的来说,增强了妇女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增权,长远来看,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陷于极低生育率状态.基于Z世代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勾勒我国青年婚育意愿低迷图景为:婚育认知模糊化、婚育情感去情化、婚育意志脆弱化,从而导致婚育行为迟滞化.分析原因,Z世代青年群体"宅""沉浸虚拟""自我为中心"的鲜明特征是导致婚育意愿低迷的主观因素,婚恋压力、生育压力以及养育压力的叠加是造成婚育意愿低迷的外在因素.而提振适龄青年婚育意愿,可以从重塑婚育观和创制友好婚育制度、政策和文化氛围进行施策.
扩大内需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也是后疫情时代全面复苏经济的主渠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快速提升居民教育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教育消费兼具投资与消费的双重属性,必然使其成为当前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抓手之一.然而,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增速下降、储蓄意愿上升、教育消费发展不平衡、国内教育供给无法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等因素成为当前教育消费需求快速释放的主要障碍.基于此,多举措提高居民收入及收入预期,加大对农村、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持力度,多角度完善我国教育供给体系,应成为未来的施策方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历史透视,深入理解和探索其本质和内在规律,能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基本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重历史演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互交融、奉行和平发展与交流互鉴的原则、着力制度设计与坚持党的领导、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等原则,始终贯穿三重历史演变,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逻辑,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统一、守正与创新的相互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等鲜明品格特征.
随着科技的迅猛进步,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伴随着伦理责任欠缺、个人信息泄漏以及技术失控等问题.通过探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状况、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分析其影响的根源,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医疗等领域可能存在的伦理道德的挑战提供有益参考.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市场呈现出新景象,主要表现为用工形式灵活化、人机协作普遍化、劳动力替代转移等.尽管人工智能在提升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等方面功效显著,但其应用却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滞后、劳动技能差异加剧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等困境.为纾解这些困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需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加强劳动技能教育培训、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涵盖了城乡均衡发展和治理秩序维持的时代内涵.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数字化一方面承载了乡村治理的信任基础,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改善;另一方面以数字化的产教融合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育人留才"服务,通过数字化的力量促进产业融合升级,从秩序建设和产业发展两方面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然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认知不到位、资源供需失衡、转型"斥农离村"的困境,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度、力度和准度受挫.为此,应加强思想引领,破除分层思维的错误支配,以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理念均衡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分配;同时,应深挖乡土资源,打造职业教育特色品牌,深化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水平.
长江流域禁渔退捕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影响其利益相关者.以长江流域禁渔退捕政策为例,基于经济学理论从激励机制、机会成本、边际效应、产权与边界、博弈论等视角分析长江流域禁渔退捕政策的利益相关者行为,进而提出包括党政部门、渔民、市场经营者、垂钓爱好者、社会公众等长江流域禁渔退捕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建议,旨在保障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和保护长江流域.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天帝"信仰的宗教传统,但是孔子将这一"天帝"信仰的宗教传统融摄于人的道德精神之中,从根本上奠定了儒家传统学说的人文主义性格.儒家敬畏"天命"和重视祭祀祖先、鬼神,足以说明儒家隐含着浓厚的宗教精神.不完全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具有自己的特色,亦具有自己的不足.儒家学说有"天""鬼神"的信仰,但是宗教精神、超越意识相当薄弱,与其说这是宗教信仰,倒不如说这是道德信仰.要实现儒家传统学说的现代转化和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应当主动弘扬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主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主动放弃儒家宗教化的思路.
唐代家训诗作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承载形式,蕴含了丰富的家国情怀.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影响,唐人多借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鼓励子弟立志为学,培养他们的良好品德,勉励他们为国效力.与此相关,唐代家训诗中的家国情怀多通过鼓励后辈登科及第、赴边从戎等方式进行表达.蕴含在唐代家训诗中的家国情怀,不仅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家风建设,也有利于塑造风清气正的政风,进一步激发爱国情怀,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最持久的力量.乡村文化振兴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中多元主体协同,可基于主体的"动力—行为"逻辑,探索构建协同机制的理论框架.从协同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行动机制、保障机制4个方面创新乡村文化振兴中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并由此提出多途径激发协同动力、多层次优化运行流程、多维度完善评估体系的实现路径.
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存在组织碎片、治理过程碎片、决策碎片等情况,造成治理主体信息发布不一致、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网络舆情需要各方协同治理.从数据协同、组织协同、全周期协同、监测与决策协同、预案协同、保障协同等方面,探讨了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思路及方法.
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认同、文化价值观、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形成的实践境遇,从理论上凸显文化融合的认同、核心价值观的坚持与文化传统的扬弃对文化自信形成的重要性;从实践上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与中华文化的绵延创新对文化自信提振的有效性.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文化自信进行理论和实践解读,可以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环境服务的实际效果停留在低水平上重复发展,出现内卷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在购买范围上倾向于购买硬性服务、下游环境服务;在购买形式上出现政绩数字化、社会悬浮化,承接主体呈现嵌入性、单一性及盲目性等特征.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府失灵、环境治理的市场化不足、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法律体系的欠缺,是内卷生成的原因.应构建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的清单制度,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行使边界;建立公平的服务购买机制,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建立约束激励机制,释放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立与奖惩制度挂钩的绩效评价机制,监督社会组织的权利行使.
文化既是一种价值凝聚,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而且对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有着重要的解释力与作用力.由此,将文化作为一种微观权力引入社会治理整体架构之中,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回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样态,中国文化治理践行要坚持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治理格局新诉求为起点,以历史与现实、内生与开放相统一为基本原则,以方向、道路与场域视角创新文化治理的践行路径,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与数字联合之下的数字资本已经延伸到消费领域,引发种种消费异化.消费异化根源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异化,在数字时代又表现出种种异化产物.从延伸消费区间加速资本增殖、操控智能算法诱导消费欲望、利用商品符号价值制造虚假消费、利用虚拟交际削弱消费理性4个视角分析了消费异化的现实表征;从资本增殖本性的社会根源、技术手段加持的物质基础及意识形态蛊惑的文化幻象3个方面探究了消费异化的生成逻辑;从引导数字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净化数字平台消费环境以及构建数字消费理性3个方面提出对消费异化的消解之策,让消费复归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