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要将民国政治中"多党竞革"的复杂历史场景还给现代文学的研究①,力图从党派和流派的胶合关系中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考察②.20世纪20年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党林立以及各个政党之间交织的竞争和耦合关系③.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复杂.
在近现代历史上,东北地区曾是日、俄两国大陆政策与远东政策角力的"核心现场"①,随着帝俄政权的覆灭、日本的全面入侵,原属俄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起伏中从东北退场,而那些无可转移的俄罗斯文化印痕和数万"无国籍"的侨民②则驻留在了"满洲国"的时空中.也几乎与此同时,东北现代文学流脉中的俄侨叙事内容从部分文本的背景元素层面逐渐独立出来,一些具体可感的俄侨形象在本土作家真实而深切的他者想象与自我观照中得以创生,"玛达姆"和"尼古拉"的故事开始成为叙述者们思考地域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抓手.
马识途是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作家之一.虽然这位文豪坚称自己只是"业余作家",因为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没有什么终身成就,反而是有终身遗憾",但其2018年版的《马识途文集》已经扩充到了 18卷,也没能完全收齐他的著述.马识途广泛涉猎小说、散文、随笔、回忆录等,各类文体均有佳作,尤其是《清江壮歌》、《夜谭十记》、《西窗琐言》、《夜谭续记》等作品反响极好.其中,《夜谭十记》首印就达20万册,不久又加印了 1版,后来更是借助姜文的高票房电影《让子弹飞》而家喻户晓.
吴明益(1971-)是近年来中国台湾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自《迷蝶志》(2000)、《蝶道》(2003)以来,他逐渐奠定了作为自然书写作家的地位②,也因其写作结合自然书写和历史记忆,被纳入"新乡土"③、"轻乡土"或"后乡土"的范畴讨论④.《睡眠的航线》(2007,以下简称《睡》)借男主角的睡眠困扰⑤,带出其父在殖民时期赴日当少年工的回忆⑥.作为在国民党当局教育体制下成长的20世纪70年代作者,吴坦言其对台湾兵等溢出当局视角的历史,是"无感且陌生"的⑦,写小说则帮助他重新沉浸于历史之中.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成为世界各国一些作家的文学书写对象.中苏文化协会会刊《中苏文化》译介了多篇苏联作家书写中国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珍贵案例,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在中俄两国致力于建设"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今天,其意义更得到凸显.
1980年岁末,《诗探索》杂志创刊,它的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写道:"我们需要探索,不仅过去,不仅现在,而且更着眼于将来.我们愿意生活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我们愿意诗更加美好,我们才需要探索."②这段话仿若宣言一般,将一本诗歌理论刊物的追求简明直率地抛出,其背后隐含着那个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与缪斯精神的契合,以及时代文学话语对诗歌提出的新要求.诗歌的探索应和了思想解放的风气,它亟待视角的转换与理论的争鸣,以此作为推动自身前进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紧随《我们需要探索》这篇文章之后的是《歌德谈话录》的文字摘抄,言及诗歌的核心在于生活,而诗人要用艺术的方式将生活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诗歌民刊《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以及程建立翻译德国作家亨利希·标尔的《谈废墟文学》.
"启蒙"的使命终结了吗?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脉络显示了一幅启蒙话语受困与突围的图景.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精神导师"的身份逐渐向社会生活的边缘滑落,"五四"式的启蒙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多元文化的普遍质疑.部分作家遂将视线转向了对个体生存的关注.他们或用"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或以"身体写作"的欲望描述来消解"启蒙的文学"意欲构建的宏大叙事,形成了一个"更倾向于'活着'"的"道德的世俗主义阶段"②.
作为柳青唯二的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小说,《狠透铁》是柳青在《延河》杂志社"要账式的催讨"(胡采语)下,中断了《创业史》写作,于1958年3月12日赶写完成的中篇小说.一开始以《咬透铁锨》为名发表在《延河》1958年4月号,后经作者三次修改,更名为《狠透铁》,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在1959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小说以水渠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其主人公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但能力有限的老生产队长.在1955年秋季狂飙突进式的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运动后,主人公陷入了对工作无所适从的窘境,被王以信——在合作化浪潮中入社的"漏网"①富农,利用其工作失误夺去了队长位置,转做监察委员.被贬后的老监察仍旧忠于职守,一心为社,发现并揭露了王以信等人在夏收中瞒产、贪污十二石麦子的行为,保卫了合作化事业.
延安对外版文艺书报刊的引入与传播,是一个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文艺事件.事实上,引进并传播国统区、沦陷区,甚至海外出版的各种外版文艺书报刊②,一直是许多延安文化机构的重要任务.延安新华书店成立后,除了负责向陕甘宁边区及全国其他区域发行延安出版的书报刊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外界出版物介绍到边区来"③.光华书店营业时,"经销世界名著,代办全国各地各大书局各著作家出版的前进书报杂志"④也是其主要业务之一.
巴金的小说《家》以新文化运动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旧式大家庭的生活.许多评论者也习惯用描述新文化运动的以"反封建"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来品评《家》这部小说.迄今为止,将《家》视为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几乎成了学界的一种共识.巴金本人在谈论《家》这部小说时,也一度将高家定性为一个封建大家庭.
1928-1937年间,国民党虽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地方对抗中央的事件时有发生.对于远在边陲的成都而言,此时却是"四川军人最强大和闹独立最甚的年份",地方政权长期存在"公然的军事性质"①.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虽于1928年相继成立,但直到"二刘大战"爆发后,刘湘才于1935年结束防区制度,实现川政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间,电影管理体制日趋完善.成都电影业亦发展迅猛,从1924年成立首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开始,智育、昌宜、大光明、青年会电影部等影院相继开业.1930年10月25日,有声电影在成都正式开演②,标志着成都电影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元杂剧《赵氏孤儿》于18世纪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译入欧洲后被伏尔泰(Voltaire)关注,在对剧本人物、时空进行了大幅腾挪后搬上法兰西剧院舞台并大获成功.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已成佳话.前辈学者陈受颐、方重、范希衡、尉天骢、许钧等从中外文化交流与影响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近年来,海外学者杜欣欣、陈硕文等也从翻译旅行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孤儿》译本的回流情况.这都让笔者在感佩之余,增加了对伏氏名剧《中国孤儿》的研究兴趣.笔者在溯源时发现,前辈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文化之于外国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的单向影响或对比考察,对《中国孤儿》在20世纪40年代回流的版本情况、回流原因及时代语境则考察不多,尚有空间进一步阐发.据此,笔者拟细致考察《中国孤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翻译情况,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张若谷在上海孤岛时期将《中国孤儿》易名为《成吉思汗》连载于报刊,其后更改回原著名称《中国孤儿》再结集出版这一史实,分析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透视在孤岛语境中所呈现出的特殊内涵和文化政治,以期从抗战精神史的角度对之进行定位.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曾提到,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没有那么高的教养,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首先,他受一种本能的驱使,要根据自己能捞到手的一星半点书本知识,塑造出某种整体……又总是那么匆匆忙忙,表述又不准确,而且浮浮浅浅——所以,作为批评家来看,他的缺陷是太明显了,无须指出了.
"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五四"思潮首先源于时人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人们在改革中意识到,要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就得先进行思想革命,而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就成了首要的改革对象.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及婚姻模式在这场思想革命中受到冲击."人"的觉醒从内部瓦解了封建家庭建立的思想壁垒,而西方近代自由观念特别是婚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又进一步影响和改变着国人对恋爱以及婚姻的看法,这些变化都渗透在当时大量出现的家庭问题小说中.《小说月报》的编辑沈雁冰(郎损)在1921年12卷第8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就指出,"恋爱小说占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八".
80余年来,学术界对"章太炎与鲁迅"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者们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中探讨了这一议题的诸多层面,如考订章太炎与鲁迅交往的史实,分析章太炎与鲁迅在思想、文风、精神、气禀方面的关联,比参相应文本指出章太炎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与学术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凡此种种都在不断深化和丰富着这一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构筑起了"章太炎与鲁迅"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如何认识"章太炎与鲁迅"二人关联的一套框架.海登·怀特曾说:"一个学术领域对自己做出评价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其历史发展过程."①因此,及时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②,无疑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章太炎与鲁迅"这一议题有着重要的镜鉴作用,对于章太炎研究和鲁迅研究来说也大有裨益.
引 言 有关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及"蒋光慈现象"的研究已有了一些定论,如"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及影响、小说中难以摆脱的"小资产阶级个性特征"、蒋光慈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及他个人的退党事件与其创作的关系等.这些结论形成了我们对于蒋光慈及其作品的基本认识.重新探讨此问题的意义在于,在已有的既定结论之下,从空间转移的视角解读革命话语在其小说中的产生、流动、消长以及最终形成的模式化革命叙事,这既是对蒋光慈个体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又可呈现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生态.
1931年9月18日夜的那场灾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以这场事变为开端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伤痛.事实上,我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正是因为其所带来的一连串深刻的影响.作为这场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其绵延不绝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一种符号烙印在近代历史上.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不断回顾"九一八",纪念"九一八",根据社会的发展重塑对于"九一八"的记忆."九一八"事变最初是以一场历史事件而出现的,那么,它又是怎样进入文学,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文学事件的"九一八"是如何生成的?作为文学事件的"九一八"与作为历史事件的"九一八"是如何在不同的脉络上展开又合流的?本文拟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未能完成的《天涯红泪记》之外,苏曼殊留下的5篇哀情小说,结局都非常凄惨,男女主人公或自杀,或病逝,或出家.如果不拘泥于枝节,把病逝和出家当作"变相的自杀"来看待的话②,自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苏曼殊笔下那些为情所困的世俗男女唯一的出路.充满了矛盾冲突的爱情和男女主人公的自杀,以及由此而弥漫在其小说中的浪漫感伤情调,也就成了苏曼殊小说最为引人瞩目的风格标签.
一、一篇回忆稿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写道,1926年"在交通大学的孙总理周年纪念上曾说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②.讲演内容后经秋霞回忆整理,发表在《南洋周刊》第8卷第3期上,标题即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署"郭沫若讲,秋霞笔记",后被《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1896-1927》③收录.不过,这似未引起郭沫若研究者注意,以致回忆稿长期未进入郭沫若研究者的视野.即便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也仅根据《创造十年续编》提供的信息进行著录.学者金传胜近来虽对该稿有过简要介绍④,却未对回忆稿的可信性与基本内容进行考订,也未意识到该稿是郭沫若谈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话题的唯一文献,对于了解国民革命时期郭沫若与孙中山的思想关联及其状况至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既往成果多从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角度研究郭沫若思想的转变,而透过该文献,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郭沫若对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相对本土化的三民主义间关系的处理之于其思想转变及参加革命实践的意义.
《良友》画报是我国报刊史上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本画报.这本画报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制作厚重精美,内容包罗万象,即使放在今天众多的时尚杂志中也毫不逊色.这本画报共出版了 172期,出版时间延续了 19年之久,以影像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国内、国外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那段风云变幻的沧桑历史.学界关于这本杂志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新闻史角度,主要研究它海量的珍贵历史图片;二是文化史角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欧梵对《良友》画报进行的都市文化解读.相对而言,学者们多关注画报内容,而少有人关注画报的编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