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重现了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的诸多细节.借助德米特里弑父案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中构建了以"个体性格鞫问""道德罪孽清算""良心忏悔"为核心的"审判"体系,将根基主义核心观念与法律叙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建了以"犯罪思想等同于犯罪行为""心灵悔悟优于肉体惩罚""苦难救赎推动人性复活"为核心的"罪与罚"思想.
在现当代"语言悲观主义"的影响下,莎学界一般将《爱的徒劳》解读为对修辞的讽刺批评.然而,若将此剧置于莎士比亚熟知的英国早期现代修辞术教学体系中,并与他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十四行诗集》相对比,便可发现剧中探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何为有效修辞.这个问题直指修辞术原理,却未在当时的修辞教学体系中得到足够的探讨,而这一关键性讨论的缺失,是该时期过度丰繁风格盛行以及修辞最终"信用破产"的根源之一.在《爱的徒劳》与《十四行诗集》中,莎士比亚通过对彼时修辞教育方式的反思以及自己的有效修辞实践,展示了剧作家对修辞起效原理的理解与分析.
日本纪行文学《海道记》的独特对句文体是"汉文和文化"演变至中世初期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海道记》的对句往往伴随着汉典征引,作者借此搭建"古今对照"来抒发羁旅之情,搭建"东西对照"来确立"公家文人"的文化归属感,实现文化自觉.《海道记》是窥探中国文化对日本中世"公家文人"精神世界影响机制的绝佳文本,其对句文体及其背后丰富的汉文认知与表达模式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
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校勘和注释研究文学关系的方法,不过文献学与比较文学原本是两个学科,古典文献学的任务是校勘、注释,比较文学则关注文学形象的跨国流变.如以文献学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形象流变与校勘、注释就可能彼此纠缠.日本五山诗人瑞溪周凤的诗《寿星像》记载元祐年间寿星降临宋代都城,而中国文献记载为嘉祐八年,据此元祐似应校勘为嘉祐;但所有五山诗人均采用"元祐"一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关于苏轼、司马光的想象与解释,因此"元祐"并非单纯讹误,而是寿星传说在日本流变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案例也体现了建构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必要性.
张继《枫桥夜泊》在选本、诗话和绘画的合力作用下,广泛传播于日本五山禅林.受历史语境的潜在影响,五山诗僧对此诗进行了大量的拟效与化用.他们既以多样的创作方式表达对张继"钟声"客愁意蕴的深切共鸣,又通过七绝结构的刻意布置形塑出"钟声"意象的抒情感染力.作为 日本汉诗史上"钟声"意象书写的重要组成,五山诗僧的创作实践构成了《枫桥夜泊》里的"钟声"的异域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