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海关作为连接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纽带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所在地区的口岸营商环境成为影响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投资的关键因素.然而,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发展存在非平衡现象.本文以直属海关层面统计的通关时间作为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的代理变量,分别在进口、出口方式下,利用Dagum基尼系数考察了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结构分解,并基于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方法揭示了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其中,京津冀地区口岸进口营商环境受疫情影响较大,长江经济带和广东地区口岸出口营商环境具有较强的通关韧性;第二,整体层面上,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内差异贡献率相对较低;第三,随着时间增长,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地区差异存在动态收敛特征,且出口方式下的收敛趋势更为显著;第四,随着时间跨度增长,我国口岸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呈现稳定状态,尤其是进口方式下便利化程度高的地区将保持不变.因此,口岸地区政府应当加强海关科技创新,推进跨关区人员交流工作,增强执法主体间协作关系以及强化执法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CPTPP通过"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条款进行总则式安排,同时在各章节中进行特别的"深化"例外设计以对所敷不周进行补救,体现了一定的包容性.对CPTPP国企章节例外条款进行文本解构,以及对既有成员如何善用例外规则进行考察,可以为我国加入CPTPP的相应例外建构提供思路:对主权财富基金模式进行探索并促成例外生成,以公布名单和推动混改来适配中小型企业和次中央级企业例外规则,基于金融安全和经济紧急情况施行国家经济安全例外,履行政府职能例外以及提出不符措施;针对"国别例外"板块,助推特定行业例外和特定政策例外;在和现有成员国进行加入谈判中既能顺应CPTPP对竞争中立的基本要求,又能利用好例外条款为我国国企深化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
由于《民法典》未承袭《民法总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导致在涉外商事审判中,对CISG的适用出现了法律依据上的空白,致使CISG在国内司法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引致涉外商事审判准据法选用的不统一.但是,"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要求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对CISG进行优先适用.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效果的提升也需要正确适用CISG.此外,我国立法沿革对CISG的优先适用有明确要求.为完善我国涉外商事审判的法律适用程序,建议一方面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CISG在我国涉外商事领域的优先适用原则,另一方面可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对CISG的适用程序步骤予以明晰,以定期业务培训的方式提升法官涉外审判业务能力,减少法官在审判中对CISG援引适用的不确定性,增强涉外商事审判中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充分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可行途径,通过扩展的李嘉图贸易模型,本文讨论了后发大国通过技术赶超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高度细化的测算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全球垂直分工背景下,一定程度的技术赶超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且这一效应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另外,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寻求垂直创新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行技术赶超能够对大国经济产生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信息化和数字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要素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劳动过程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数字"特征,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生态文明基础,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强势推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立足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构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化引领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