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应对弱势群体健康老龄化与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探讨客观生命历程中患癌这一重要生命事件,对主观生命历程中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 年数据,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引入代表主观福利特征的抑郁指数和生活满意度的两个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重要生命事件对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路径及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经历患癌这一重要生命事件会损害中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进而降低中老年人长寿预期;此外,主观福利中介效果对中年人与老年人患癌影响主观预期寿命的过程存在不同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老年人患癌后,生活满意度显著降低并负向影响主观预期寿命,而中年人则不存在患癌后生活满意度变化影响主观预期寿命.
当今我国网络社交平台正处于无序膨胀阶段,人们在面对网络信息时习惯性地相信片面的事实或拒绝相信真相.由此"后真相"现象与网络舆情乱象两者,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得以联结、共生.其本质是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与社会秩序缺乏基本共识,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空间成为一些网民宣泄负面情绪的舆论场,极端化、非理性的话语生态场,并干预网络舆情的价值方向,致使一些人不愿意辨别、思考事实真相,情绪共鸣的需求远大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为此,必须改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并在合理范围内有效疏导民众非理性情绪、提升人们网络道德修养、从思想上增加对社会舆论事件真实性的判断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舆论空间的良性发展,进而不断提升国家的网络舆情治理能力.
ChatGPT作为一种具有非凡信息获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的出现,瞬间引发了人类智能技术节点意义上的革命.在人工智能的大力加持下,ChatGPT必将造成一系列信息技术社会后果.只有充分发挥人类的实践理性并适时地建立相应的未来伦理规制,才能应对这一人工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后果主义的观点出发、不断回答和尝试解决ChatGPT"随附的"伦理问题,乃是符合信息技术社会规律和算法逻辑走向的明智选择.正确地处理好"GPT化生存"问题和人机共存关系,不仅需要国家技术力量的增强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坚定重建网络美好生活的信念.
在自我认同理论框架下,对影响独身老人再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颇具社会认识价值.借助问卷调查、深访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哈尔滨市400位独身老年人的再婚意愿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量化描述.结果显示,子代交往因子、社会地位因子以及再婚阻力因子分别与再婚意愿之间呈现负相关;晚年高质量生活需求等因子则与再婚意愿呈正相关.给予独身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尊重、完善养老保障、形成制度规范,能够为独身老年群体实现自我认同提供环境支撑.
在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智慧养老成为传统养老的更新和补充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养老选择.智慧养老能力的现代化以"物的力量的现代化"和"人的能力的现代化"为主要实现途径,通过促进子代技术反哺、建构社区信息场域和强化新媒体宣传以及完善老年教育体系,达到老年群体的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根据老年群体人的现代化特征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形成的相互促进作用,为智慧养老服务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只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才能为中国式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新的路径选择.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数字技术驱动着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经济背景下,智慧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文章以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和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赋能机制进行解析与阐释.研究发现,智慧养老服务在环境赋能、政治赋能和社会赋能三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老年人口与信息化和数字化相伴而行的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智慧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对数字技术进行单维赋能,而且需要关注老年群体数字化意识与数字化信息素养的增强与提升.
随着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进一步上升、新生产—生活互动模式的开启,中国人民对网络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网络乱象也在不断地阻碍中国网民网络美好生活的构建.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可以为网络美好生活的操作化提供途径.通过对网络美好生活进行概念界定,并探讨指标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初步建构起网络美好生活的主客观指标体系,为互联网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中国网民确立健康的网络生活观产生促进作用.
将健康状况作为中介解释机制通过CHARLS数据,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模型,检验健康状况的多重中介效应,从理论与实证上考察癌症对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与路径.结果显示,中老年癌症群体对生命剩余时间具有悲观的预期,拥有较低水平的主观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在癌症与中老年群体主观预期寿命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癌症对主观预期寿命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主观健康层次的自评健康效应进行,通过客观健康层次的ADL受损指数效应以及IADL受损指数效应对主观预期寿命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探讨癌症、健康状况与主观预期寿命的多重关系,有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程,进而提升人民生命的质量.
智慧医疗情境下主体之间沟通关系的结构表现为智慧医疗初级阶段的"地位主导的家长式"医疗结构,以及成熟阶段的"以新型人类医生为主导、以智能数字医生为辅、数字病人参与"的医疗结构.现代医疗专业分工细化,基于神经网络的算法输入、输出的过程黑洞,以及智能数字医生的情感匮乏让智慧医疗情境的信任风险更为复杂化.智慧医疗情境下,医疗主体沟通和信任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主体沟通信任的建构遵循从认知信任到情感信任的建构逻辑.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中老年癌症群体与中老年非癌群体的主观预期寿命的差异,评估癌症对中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老年癌症群体和中老年非癌群体的主观预期寿命存在显著性差异,中老年癌症群体内部高水平主观预期寿命仅占50.66%,对比中老年非癌群体的68.02%,差距悬殊.癌症使中老年群体具有更高主观预期寿命的概率降低47.5%.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肿瘤致死率高低将肿瘤类型分为进攻型和温和型,患有进攻型肿瘤类型的中老年癌症患者的主观预期寿命反而更高.基于此,建议注重癌症的早期筛查、预防及诊治;推动各地区肿瘤诊疗能力的均衡发展,促进病有所医;在整体上使罹患癌症的中老年人增强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使其生命健康更有保障和更可持续.
在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之下,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个体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重新构建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常态化理念已成必然.从三元结构决定论出发,围绕健康行为、环境及健康认知、健康意识进行探讨.应使疫情后受到空间和地域间隔的个体,在生活方式常态化选择中逐步构建互联网应用行为,塑造个体间的社会信任,从物质和精神的双满足方面重构美好生活并充分协调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逆差;继而凝聚社会力量,为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建构进行主观思想维度的设定和客观技术交流的建设性工作.
从满足消费生活的视角,依据系统动力学要素间互动的因果关系理论,分析定点交互模式情境、社群交互模式情境和平台交互模式情境等三种情境下的智能家居与消费生活的关系.在智能家居服务消费生活动力因素、障碍因素、环境因素等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VENSIM软件构建智能家居服务消费生活的网络模型,从需求、满意度、自我实现、社交等四个方面分析智能家居服务消费生活的机理,为智能家居开发与消费生活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推动和规范癌症的早期筛查和诊治以及"互联网+医疗"服务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但是癌症不仅是医学和医疗问题,癌症群体还需社会学的关注.乳腺癌在线健康社区可以帮助乳腺癌患者和家属更加便利地寻找相关健康信息、交流医疗经验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下建设网络美好生活."乳腺吧"为乳腺癌群体提供了一个虚拟互动的场域,将虚拟场域中网络乳腺癌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借助对乳腺癌群体虚拟互动的过程分析,探索出乳腺癌群体虚拟互动的基础和结果.乳腺癌群体以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为基础与乳腺癌患者、家属和志愿者进行虚拟互动,在虚拟互动中寻求、获得、给予网络社会支持.
在单位制解体、城乡二元结构确立、人口流动加剧和社会阶层分化等社会变迁的背景下,邻里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育的主要指标之一,可以反映社区居民的精神面貌及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可以从微观角度反映整个社区的管理和发展状况.对居民个人而言,邻里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对社会而言,邻里社会资本是保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对经济增长、社会管理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邻里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居民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具有较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这对于社区的长远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东北地区现实发展与国家政策性规划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差距,亟待构建符合地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解决东北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固化、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发展质量双重视角看,"十四五"期间东北地区应当重点推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再工业化及多元化,不断优化和完善产业结构,并实施具有东北特色的人才发展战略.
智慧医疗平台建设,是当前医疗领域基于5G应用技术实现现代化诊疗方式的新途径.其引入不仅弥补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足,而且解决了医院管理低技术化、弱信息化等问题,同时为患者的高效率就诊、跨地域诊疗提供了便利渠道.智慧医疗平台的管理系统包含健康管理、分级诊疗、多渠道端口开放以及电子病历存储等功能,形成覆盖互联网诊疗的全闭环信息化体系.以黑龙江省医院为例,分别从智慧医疗平台建设、平台发展及主导意识进行分析,为5G网络环境下智慧医疗平台的搭建提供安全性、应用性和智慧性保障.
社会时空作为社会的产物及物化的社会元素,应然成为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网络社会的兴起和演化过程中,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而且呈现出个体化社会时空的选择性特征.经过微社会的时间对空间的勾连、微社会空间对时间的重组,互构出微社会时空的内在统一.通过对微社会时空互构的研究,刻画和呈现出网络时空中人与社会的复杂景象.对微社会网络的时空互构行为的分析,是对时空哲学理论的一种意义重大的创新与适时回应.
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中国力量"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
以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中的网民评论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长短期记忆模型识别出网络民愤,再基于TFIDF算法对网络民愤进行主题词、主题句的提取,并运用话语分析进行主题归纳.研究发现,网络民愤的主题围绕疫苗的非法生产和相关部门的责任缺失展开,这反映出公众对自身健康的担忧,对企业道德失范的焦虑,以及对党和政府肃清问题疫苗乱象的期待.利用这种情感分析方法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民愤产生的原因及网民现实的社会心理状态,对于实现更精准的舆情分析和减少社会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