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榦对《大学》有较完整的理解.他将《大学》经一章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旨不同,其中第一、二部分是重点;他与同门反复讨论"明明德"章,尤其是对朱子的解读有进一步的细致疏解;他明确将"知止至能得"部分视为《大学》工夫之始终次序详加讨论,而大学八目则被视为明明德新民的具体条目;黄榦还从道统论的角度讨论《大学》在儒家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价值.在继承朱子注解的基础上,黄榦对《大学》的疏解构成了对朱子《大学章句》的发挥与补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根基.共同富裕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底色.本文从"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天道均平"的分配正义、"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博施众利"的价值取向、"德法共治"的治理方式五个维度,论述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契丹民族的祖源地潢河流域,在契丹部落族群及有辽一朝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潢河为今西拉木伦河几成学术定论,但将潢河比定为今西拉木伦河,与史籍关于道路里程、契丹与室韦接界、河流流向等记载明显不符.潢河不是今西拉木伦河.
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是将人工智能伦理价值和要求转化为国家规范化、常态化的正式性行动原则、集体规约与管理制度的过程,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成逻辑是完善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的关键之义.运用扎根理论对我国人工智能伦理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出"条件—工具—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情境、价值感知和政治势能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重要发生条件,经验准备、保障基础和配套支持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必要辅助工具,国际竞合和多元协作是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的主要联结行为.三者发挥驱动力、托动力和助动力的合力作用,共同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化建设进程.
纵观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史,对不同民族心理现象的个案考察和比较研究始终是其中的核心议题.史禄国在与前代和同时代学者民族心理研究学说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心智丛结"概念,主张把民族心理现象理解为包括观念和态度文化丛,认为应该在民族的整体环境适应中理解"心智丛结"的构造和作用,"心智丛结"是动态现象,包括民族自身创造和借用的文化要素.在考察"心智丛结"的过程中,民族志研究者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调查技术才干.
《易》云"生生之谓易",而乾坤乃"易"所以然者.乾之性为健,坤之性为顺,故健、顺之德乃生生所本有.从而,内在于生生的健之性、顺之性势必影响生生.基于对儒家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出,生生中的健、顺关系主要表现为主辅、互补和互渗三种形式,健、顺正是通过此三种形式展开对生生的影响和作用,促使生生顺利、完善和成功.
企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出版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例,通过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阐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并以此提出政策建议.以出版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其社会地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被进一步挤压,本文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我国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受转型方向不明确、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转型模式不具体、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应从合理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形式、解决数字出版技术问题、构建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补齐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短板等方面探索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积极参与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
传承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人.但仅重视个体传承人认定而忽视团体权益的保护,将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法律保护是重视非遗传承主体保护与认定的政策要求,是促进非遗传承队伍的多元化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延续的发展需求,更有团体人格理论及文化权利理论做支撑.当前,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保护还存在性质与内涵认识不一、认定机制不完善、相关权益不明确、有效管理体制未建立等问题.建议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保护的相关立法,合理明晰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概念,统一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认定条件和程序,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权益保障,建立健全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扶持、考评、退出等管理制度.
19 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有关东部内蒙古的日文实地踏查资料颇丰,主要分为军方侦探资料、满铁调查资料、"满洲国"调查资料、学术调查资料四个方面,分类概述了日本军国主义自 19 世纪末期开始谋划殖民侵略中国至 1945 年战败前对内蒙古东部进行的实地调查,客观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调查所得不仅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史证资料,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一手资料.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短视频作为互联网呈现的一种载体迅猛发展,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出现侵权乱象丛生等法治伦理失范问题.透过侵权乱象、探究其本质,这种行为失范源于义利失衡,而义利失衡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对义利观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从儒家义利观视角出发,梳理义利观发展脉络,能够从中探究出短视频领域侵权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效应对短视频领域法治伦理失范问题,需要取儒家义利观之精华,在不偏离集体利益的基础上重视并维护个人利益,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构建短视频领域伦理道德体系.同时,也要多元主体共同发力,打造知识生产经营共同体,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短视频生态环境.
对于警察防卫的本质阐释,学界存在三种主流观点.其中,正当防卫说具有解构风险、二元说存在逻辑矛盾.相较于二者在解释学上的瑕疵,职务行为说更具法理上的优越性,赋予警察防卫在教义学上的应然合理性.但警察防卫在司法实践中仍遭遇了适法困境,即事实维度的法律适用不统一、规范维度的正当性来源分歧、价值维度的法律取向冲突.为此,需要于实然层面提出相应的三维完善路径,即以确立警察防卫权为起点,统一法律适用;并以细化操作规定为重点,廓清正当性来源;持续以人本关怀主义为指引,建立警察防卫的人本关怀原则与处罚宽宥、减责条款,平衡价值取向的冲突,促进警察防卫的规范化发展.
以色列虽然是一个面积小、人口少、资源贫乏的西亚小国,但却跻身于世界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之列,该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值得黑龙江省学习和借鉴.通过梳理以色列数字经济的发展概况,总结以色列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做法,发起"数字以色列国家倡议",并提出借鉴以色列经验推进黑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发展数字经济应把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放在首位,避免造成或拉大"数字鸿沟";发展数字经济首先应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大幅提升政府运行协同效能;发展数字经济应秉持开放发展理念,在国际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数字经济应与加强军民融合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军用技术民用化路径.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
序跋是王国维学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都是通过序跋提出的.本文通过对文字学相关序跋的研究发现,王国维从古文字学定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注意原则等方面初步构建了古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其"六国用古文"的独到见解奠定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基础,在文字学史上的创始之功,实至名归.
2022 年的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秉持着儿童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创作底色,以塑造中国美好儿童形象为创作旨归.较之上年,黑龙江儿童文学的文体类型更为丰富多元,成长小说取得新拓展,动物文学"走出去"成果卓著,图画书、儿童散文等发展相对薄弱的文体取得新突破,整体面貌呈现文体均衡的发展态势,在主题内容、童书出版等方面彰显"本土化"自觉,"儿童文学的大庆方阵"等文学品牌建设如火如荼,展现了别具特色的龙江风貌.
先秦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在诸多学派中,作为显学之一的墨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其他学说不同,墨子道德思想弃儒用夏,其道德修养主旨以"义"为核心,以"兼爱非攻"为道德修养理念,以勤俭节约为道德修养准则,以贤良兼士为理想道德人格.墨子还提出了实现其道德修养目标的方法论,即树立"尊天非命"的自立自强信念,采用"择务而从事"的实践路径、正己修身的反躬自省法以及博施济众的强说法.墨子道德修养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致力于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更加关注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道德修养理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东北亚地区近代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东北亚地区近代历史进程中,不断有来自包括相邻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各种人员在这一地区旅行、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旅行记,其中人类学家的旅行记体民族志最贴近民族国家建构的主题,包含有丰富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内容,而该地区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容和特点在这一类旅行记中也有充分体现.
当今我国网络社交平台正处于无序膨胀阶段,人们在面对网络信息时习惯性地相信片面的事实或拒绝相信真相.由此"后真相"现象与网络舆情乱象两者,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得以联结、共生.其本质是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与社会秩序缺乏基本共识,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空间成为一些网民宣泄负面情绪的舆论场,极端化、非理性的话语生态场,并干预网络舆情的价值方向,致使一些人不愿意辨别、思考事实真相,情绪共鸣的需求远大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为此,必须改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并在合理范围内有效疏导民众非理性情绪、提升人们网络道德修养、从思想上增加对社会舆论事件真实性的判断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舆论空间的良性发展,进而不断提升国家的网络舆情治理能力.
清末民初,哈尔滨城市商人阶层在民主、自治浪潮的推动下,凭借自身的实力、经验和热情,不仅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的经营,更是深度介入城市管理,一度成为主导早期市政近代化的政治力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政府主导的市政近代化格局逐渐形成,而商人阶层基本退出市政管理领域,主要作为社会经济力量参与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领域.20 世纪初期哈尔滨城市商人阶层的市政参与,经历了由主导者变为参与者,由政治力量回归经济力量的过程,这不仅是国家权力加强的结果,更是其自身弱点制约和城市近代化发展步入正轨的必然,是商人阶层社会属性的本位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