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为政策试点的阶段之一,示范通常被认为是政策执行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示范项目则存在流于形式主义、浪费资源等问题.大量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对示范项目评比的响应策略和行动逻辑,而国务院各部门频繁设立示范项目的深层次动机还有待挖掘.自1990年"国家卫生城市"评比开始,地级城市竞争性示范项目数量呈现震荡上升趋势.通过对2008-2019年国务院各部门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部门历史悠久、部门之前设立较多示范项目、部门年度预算数额高、部门采用属地管理体制和受到高层干预等因素,共同构成政府部门设立示范项目的主要动力.从政治势能理论来看,示范项目的设立呈现出"弱势者造势,强势者借势"的政策执行机制:政府部门"高位推动",运用政治势能中的"重力势能",在此基础上利用"常规运动"增强政策执行的"动力势能".

民众的政策遵从意愿与行为影响着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以宁夏云雾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讨论1982年以来当地生态保护政策执行的效果变化及原因.基于保护区管理局和当地政府、当地民众、社会组织等多方的深度访谈和相关文件查阅,本文聚焦社会组织在生态环保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众政策遵从意愿和行为催化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面对退耕还林和封山禁牧的政策要求,以当地保护区管理局和政府为代表的政策执行主体取向和以牧民为主要构成的目标群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传统的强制性工具效果不佳,民众政策遵从度低.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其引入的协议保护机制则成为破局的关键点.协议保护机制利用"理性人"的短期经济计算吸纳关键群体,再利用"行为人"的社会属性,经由关键群体这一典型带动其他普通民众,并通过舍饲圈养项目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巩固措施加速消解生态保护和民众增收的矛盾,形成"经济效益-政策遵从-生态效益"的正向循环,实现民众政策遵从的可持续.本文剖析了社会组织对民众政策遵从的催化剂作用,认为其可以通过"短期计算-社会属性-长期计算"的模式激发民众政策遵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

作为一种新型议事协调机构形式,"工作专班"近年来频繁进入公众视野.本文通过二手数据分析和深度访谈,对"工作专班"基本情况、运行环节和成立原因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解读其背后的组织逻辑.本文发现,区别于领导小组、指挥部等传统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专班具有履行执行职能和承担个体责任的双重特性,包含了周期性会商、现场处置、信息沟通和督导检查等基本工作内容.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工作专班设立的原因一是提高协调效率,减轻资源依赖;二是增强创新韧性,提升治理能力;三是明确责任分解,优化组际控权.总体来说,工作专班并非简单重复传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而是在沿袭传统议事协调机构功能基础上进行了改善与创新,从而在日趋复杂的行政环境中既促进政策执行,又在一定程度上分解可能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加一块"拼图".

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重目标,地方政府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的变化成为窥探危机应对下地方政府注意力变化的重要窗口.在中央允许地方复工复产的情况下,各地注意力的转移却存在差异.本文在对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持续时间的观察基础上,利用fsQCA分析方法探讨政府注意力变化的逻辑.实际上,短期危机得到缓解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一方面会从危机应对转移到中央政府之前关注的政治性任务上,接受中央注意力纵向传导;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等常态工作上.此外,潜在竞争对手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可能会刺激本地政府作出调整,可见经济发展仍是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基石".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充实了危机状态下地方政府注意力转变的逻辑认识.

政府间合作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地方政府间以竞争为主的关系现状.为实现食品安全和脱贫攻坚的"双赢",绩效目标差异的两地在食品监管领域基于监管人员和监管工具合作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合作程度不同的合作模式,如综合型合作、信息型合作、实体型合作与消费型合作等.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思路,研究发现,历史合作关系和现实财政联系产生了合作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而示范称号的获得与负面事件的发生传递出不同性质的符号,改变了两地开展合作的收益预期,上述四点变化影响了两地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程度.研究地方政府监管合作的动机,可以为压力型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行为趋势研究提供边际贡献,为接下来开展的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提供前瞻.

信息不对称是我国纵向间政府关系的重要特征.研究以脱贫攻坚背景下的纵向政府间信息沟通为例,分析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缓解机制,通过实地调研和二手资料收集等方法阐释了缓解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四种信息沟通机制,全景展示脱贫攻坚期间科层制结构和议程设置的变化.研究发现,目前科层系统中存在四类信息的上下流动:一是下派干部实现扶贫标准的沟通;二是下派干部分级反馈资源需求信息;三是地方政府在变通执行中探知上级给予的政策空间;四是上级政府允许基层政府表达工作意图.信息的流动呈现出一种"控制性沟通"的机制,由于精准扶贫带来的持续高问责压力,促使各级官员信息沟通的意愿和方式发生改变,最终使我国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得以缓解.研究为科层制内部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视角,同时也为科层制变化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供实证研究证据,增强了对科层制内部信息沟通机制的理解.

作为具有漫长行政链条、幅员广阔的国家,基层各主体利益多元导致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长期存在,而基层政府创新则在现有政策动员基础上,提供了促进国家政策执行的新手段.本文以X县基层组织创新为例,采用"制度适应"机制分析框架,通过访谈和二手资料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基层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以解决承载高度政治承诺的统一性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本文发现,基层政府的创新离不开对国家政策执行宏观基础条件与微观政策场域的双重评估;在接踵而至的国家战略和持续问责压力背景下,当之前政策绩效与政策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产生多维不适应时,基层政府将通过"制度适应"机制而创新开展政策动员,以规避上级政府可能对本地持续的负面注意力,即弥合"文本-情境"的不适应便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动机.本文的意义在于采用的制度适应机制框架丰富了政策创新研究的分析视角,充实了基层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

“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为学界所公认,用于描述使用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实现国家目标的治理手段,但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类.在实践中,常规运动因其开展的周期性、可预测性和评估客观性与举国运动和执行运动有着明显的差别,而竞争性示范城市评比正是其典型代表.本研究通过观察全国333个地级城市参与示范城市评比的情况发现,自1990年起,各地级城市获评的示范城市项目不断增加;而地方政府参与评比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缓解因为群体性事件和经济降速所带来的公众不满,二是有助于官僚动员下属和联系上级,从而形成上下级之间的纽带,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准则.本研究对“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进一步分类,丰富了其产生原因,认为常规运动的开展转移了群众的负面注意力,吸引了上级正面注意力,并通过官僚纽带使这种注意力变化意图成为可能,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非制度安排”,成为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工具的重要拼图.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政策冲突是观察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要切口,而精准扶贫是当前地方政府,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的政府中心工作之一,但这一中心工作在实践中也会面临政策冲突的困境。本研究在精准扶贫多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基于政府注意力视角,对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选择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在政策目标冲突和政策导向冲突两类主要政策冲突的场景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为人,其针对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应对模式,一是与短期问责压力相关,二是与政策内容清晰度相关,三是与前期工作反馈相关,其"避责"动机和"邀功"动机是动态变化的,形成了一种"注意力策略主义"。本研究尝试"打开黑箱",从政府内部注意力产生和应对的角度拓展了政府行为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注意力相关研究。</span>

消防安全黑名单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助于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黑名单制度是消防监督领域的重要创新,从倚重消防部门行政管制而形成高压的消防安全秩序,转向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性和形成内生式守法;消防安全黑名单制度有利于遏制和预防重特大灾害事故,通过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影响市场主体的商业信誉,从而使其不敢违约、不敢轻易违法违规.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政权如何打破科层制的层级限制并开展互动是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热点问题.在国家精准扶贫实践中,为确保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政策执行不走样,中央到县级政府纷纷派出干部参与农村基层扶贫工作.这些代表着上级政府意志的下派干部与村民自主选举的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政策绩效.本文通过对福建省三个村庄的案例分析发现,下派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四种互动关系:合作、下派干部主导的妥协、村干部主导的妥协和对抗.下派干部所携带的资源、与村庄经济精英的关系以及派出机构的级别等的差异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因此,不同于以往改造当地干部的目标,精准扶贫中的下派干部建立了科层制之外村庄和派出机构的定向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向基层农村政权提供技术、资金、人脉等资源支持,形成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柔性干预".

监管型国家建设是当前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题之一,这一过程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本土与国际三组关系.而标准化作为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组成.《中国药典》由于其制定主体的权威性、内容的全面性、效力的法定性,成为国家最高药品质量标准,同时由于其制定工作的持续开展,成为观察质量标准化与国家建构长期关系的良好对象.通过历史回顾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药典的编纂过程反映了中央权威向地方的渗透,体现了国家力量对社会的整合,提升了民族认同感.标准化,作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措施,是现代国家开展市场监管,提升监管能力的必要手段,其有助于现代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分散市场的控制,强化国家权力对市场各主体的监管,增强应对外部全球化对本国市场挑战的能力.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提升政府的监管能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OECD的分析框架,从监管机构建设、监管工具使用和监管政策三个维度建构起社会性监管能力的分级测量指标体系,选取环境保护部等八个中央社会性监管机构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级定性评估。研究发现,2013年国家安监总局的监管能力最高,而卫生与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相对较弱,而各个机构监管能力差异主要是受到历史上相关制度和行为、部门有限理性选择和外部政策窗口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历史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政策窗口,提升我国社会性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本文由于公开数据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同时在资料编码、分值计算等方面仍需要提高。</span>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任务是提升政府的社会性监管能力.基于OECD的分析框架,监管能力分级衡量指标体系应包含监管机构建设、监管工具使用和监管政策质量.使用这一体系对2013年环境保护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卫生与计划生育监督中心三个机构进行分级定性评估,发现环境保护部的监管能力最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次之,卫生与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相对较弱.从整体上看,目标监管机构独立性不足,职能权力不够集中,监管工具单一缺乏,同时监管政策缺乏弹性,是我国目前社会性监管机构能力的共同问题,因此需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上海福喜事件暴露出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安全监管中存在着动态检验检查落实不到位、静态评级制度不合理和过期食品处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实现食品安全的目标,应建立飞行检查制度,并且充实检验检测技术力量,制定科学合理的检查内容;在静态评级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反馈机制及其相关配套奖惩和监督机制;从立法和提高违法成本两个方面建设过期食品处理制度,从制度和机制上避免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过期食品以次充好.

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H县食品监管执法为例,根据政策变通是否完全改变原政策内容,以及变通执行方式的公开程度两种标准,将其表现形式细分为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政策替换及政策抵制四种类型;随后通过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证案例找出中国式政策变通过程所独有的元素和成因——委托—代理关系不够完善;政策环境难以保障;政策内容存在问题;政策主体的自利逻辑以及政策文化的潜移默化.本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完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制度设计;提高政策质量,保障政策环境;加强教育培训,引导政策文化.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行政权力的扩张、政策转移效应的增强和国家民主建设进程的推进,各国纷纷成立安全委员会以应对国内外安全问题.然而,比较研究发现,各国成立的安全委员会在级别、性质、内部结构以及隶属和负责制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1)具体安全环境不同,即一般安全环境越危急,其安全委员会级别越高,多为决策机构,采用会议制结构;(2)综合国力不同,即一般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同时多为咨询、协调机构;(3)政体不同,即议会制国家的安全委员会多隶属于政府,而总统制国家的安全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首长,多采用主席负责制.这些差异可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