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Agent-Based Modeling,ABM)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从跨学科视角探讨数智时代深化与变革公共政策研究的新使命.通过聚焦于ABM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论)特色及优势,本文对应用ABM开展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文献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力图勾勒这一领域的发展概貌和前沿动态;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应用ABM开展公共政策研究的时代机遇及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且以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内在逻辑联系作为分析的起点,提出构建"计算+ABM"的新方法体系框架.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公共政策抽象理论与鲜活现实之间的脱节现象,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透明化进程,因此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全方位提升社会公共治理能力、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和实践应用价值.
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可谓竞相迸发,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学界已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梳理,但关于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如何保持的研究尚未得到更多注意.本文从组织管理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保持的关键过程环节进行划分,然后通过对多案例的探索比较发现:不同政府创新的发起目的不尽相同,对应不同的创新认同程度差异,同时创新可以调适改变的程度也有不同.结合政府创新面临的体制环境差异,可以基于创新的"认同-调适"二维框架,将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保持型态分为"动态调适、沉淀固化、深化改进、借力维持"四类,同时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保持型态也会因管理干预而相互转换.本文尝试建构地方政府如何保持其创新可持续性的理论知识框架,可以为各地政府创新实践的探索提供理论参考.
理解地方政府与其培育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动态演化逻辑,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既有助于揭示我国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规律,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本文构建"外部环境-合理性-组织能力"分析框架,以A组织为例,基于单案例分析,探讨西部地方政府与其培育社会组织的关系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同时受到西部环境约束和中央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培育初始阶段,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出于程序正当性和绩效认可度,直接培育社会组织;随着组织能力的发展,社会组织能够自主整合东部社会资源,助力西部地区政府破解当地基层治理困境;最终,西部地方政府与其培育社会组织逐渐走向协同进化.本文为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借助社会资源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提供政策启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实施以来,全国各省份基金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收现象,原地区间征缴失衡问题有加剧趋势.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对全国统筹中央调剂制度"中央-地方"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发现:(1)地方政府存在不断降低征缴努力成本的内在动机,将负向影响基金征缴效率;(2)基于上一期不同调剂结果的地方在下一期的努力程度将呈现分异,调剂净获益省份努力程度较净贡献省份更低.进一步构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计量实证模型,验证中央调剂制度的当前政策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征缴积极性,基金征缴下降,且调剂净获益地区的征缴力度下降更多.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结论.全国统筹中央调剂制度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形成负外部性影响,弱化了地方征缴积极性,加剧了地区间征缴失衡,可能影响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本文为基金征缴不断下降的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对基于央地间的策略互动完善全国统筹有启示意义.
编制资源对于组织机构的优化具有积极作用,高效合理的编制资源管理方式将确保行政管理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统筹编制改革是党中央基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重要要求,有关部门应当综合结构优化、存量盘活与资源整合等关键点,对地方编制统筹分配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观察,明确编制作为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共性.本文选取山东省烟台市为观察点,对其编制资源的规划、统筹分配以及监督管理进行分析探究与经验总结.研究发现在科层制思维下出现了编内编外人员的工作困境,在盲目求效的工作习惯下出现了专户竞赛与专户冗余的实践困境,并指出在僵化执行纪律的情况下用人自主权与编制管控权的矛盾,进而指出烟台市在编制统筹实践中出现的"编制资源"的公共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共建规划-共治分配-共享管理"思路的趋向与偏差,为编制资源统筹完善的路径探索提供启发.
应急管理协同机制优化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是从结构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应急管理协同机制进行探讨.但从我国应急协同的实践角度来看,一直缺乏一个能够有效链接"结构"与"程序"的理论"抓手"作为分析框架.基于我国政府体系的现实结构,由"条块"特征而生成的纵横复合的政府职责体系可以作为分析应急管理困点生成及优化进路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南京市应急管理协同机制的深入调研,从职责失序、职责间隔、职责沉降与转移等几方面归纳出应急管理协同的能力弱化、条件不足和资源不平衡等困点,并从政府职责视角阐析其生成原因.基于理论框架和调研结论,并结合政府职责在应急管理中的实践应用,从优化职责载体、职责规范、职责条件、职责效能、职责保障五个方面分别提出重构协同机构体系、推进协同制度规范、实行协同转换机制、建构协同评估体系和完善协同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的优化进路.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基层信息不对称何以纾解?既往研究鲜有跳出科层制而基于中国实践场景将乡村社会要素纳入视野.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考察,构建"结构-资源-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情景下科层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原因.研究发现,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张力对信息沟通提出较高要求,科层行政的信息汲取效力却在乡村社会出现沟通边界.作为基层行动者,乡镇借助于执政党群众路线及科层运作模式,有效整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资源,通过"循环往复"的汲取机制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反馈机制,进而提高科层组织吸纳民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在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乡镇组织与县级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纾解基层信息不对称的"党政吸纳"模式.在运作过程,"党政吸纳"呈现"官民有别"、"上下有序"的分类性沟通,既能充分吸纳民意信息,又兼顾了科层制内部的常规性沟通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的案例分析,探究科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新视角,尝试与科层制理论、跳板理论及扁平化组织理论进行对话,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参考.
为了对移动通信产业主导技术标准替代进行全景式研究,系统分析技术标准替代过程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本文构建移动通信产业主导技术标准替代模型,先对3G和4G的专利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然后仿真预测未来4G和5G技术标准替代关系下主导技术标准的形成,解析政府支持和竞争系数在主导技术标准替代过程中的协同作用,进而探析移动通信产业主导技术标准的形成机理和政府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在移动通信产业主导技术标准替代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在无政府支持和有政府支持条件下,竞争系数都是决定主导技术标准形成结果的关键因素;标准代际演进情境下主导技术标准存在"死亡之谷",新技术标准一旦跨越"死亡之谷"将不可逆地替代旧技术标准.本文有助于丰富移动通信产业主导技术标准替代的政府作用机制研究,为研究者提供新视角和方法,为政府驱动移动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危机事件引致政府及时回应,进而推动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但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否以及如何在预期效果外产生有助于纾解危机背后政策元问题的其他政策效应,是政策设计与评估往往忽视的重要议题.围绕地方政府回应太湖蓝藻这一环境焦点事件的案例,结合对政府回应的定性梳理与准实验设计的量化评估,本文探索危机回应特征与企业创新这一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迅速回应焦点事件以外持续且多样的政策回应特征,诱发了企业总体创新与绿色创新持续增长的非预期效应,从而纾解了危机背后环境与经济间长期矛盾的元问题.研究提出了政策元问题与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识别了危机回应非预期效应的存在及触发条件,丰富了对危机回应政策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解,并给出重要启示:危机后形成持续的回应机制可促进解决元问题的长期政策效果实现;充分理解政府持续回应的有效性及其机制,是推动政策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实现碳减排不仅应当注重对总量的控制,还应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性.本文明确了对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公平性碳减排效果评估的意义,聚焦工业这一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阐明了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利用城市层面的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了中国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水平,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实证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中国公平性碳减排的效果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实现了公平性碳减排;第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用能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途径实现公平性碳减排;第三,东中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的公平性碳减排效果更优,并且减污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会产生积极的线性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会产生正"U"型调节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了维持央地政府间弱激励与弱约束关系、发挥市场的要素配置力量、注重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强化碳污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阻滞是政策过程的经典议题.作为回应这一科学问题的三种路径,即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以及被动变通性执行,既没有解决政策冲突难题,也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创新性经验的挖掘.本文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组织"事转企"改革为例,分析提炼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主动变通性执行的典型经验.研究发现:主动变通性执行的思维是"变",体现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联结、组织学习和政策新解,有利于化解政策的"高模糊";愿景吸引、方案沟通和利益协商是"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优势和能力的作用下有利于化解"高冲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基于组织学习和政策营销机制,使政策由高模糊走向明晰化;国有企业基于愿景吸引与价值平衡机制、方案沟通与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商与共赢选择机制,分别消解了政策目标的兼顾型冲突、政策手段的排除型冲突和组织人事和解型冲突.本研究既创新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的路径且丰富了该理论的内容,也为"事转企"改革提供了最佳实践和创新性的中国方案,还通过"反吸纳"概念拓展了政府吸纳的范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
制度扩散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的重要方式,制度扩散不仅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扩散,而且还包括央地间的纵向扩散.然而,关于河长制的既有研究仅关注其短期的、横向式制度扩散过程,而没有将河长制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长时间段、系统性的研究.从制度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构建了一种新的制度扩散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方法对河长制进行分析,以理解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横-纵向扩散过程.这一研究发现:河长制扩散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四个部件共同促成的河长制创新扩散机制.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几组交互融合的经典关系命题,而且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我国政府治理框架具有韧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河长制内在发生机理的理解.然而,由于该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分析,未来关于河长制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微观与比较研究加以补充.
不同于"双重领导"机构受地方政府干预,既有研究认为"单一领导"的垂直管理机构设立的目标是保持组织运作的独立性.然而,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有时在上级与地方政府发生目标冲突时选择违背上级而服从地方政府,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这一反常行为应当如何解释?这引出了本文的核心关切: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动边界在哪里?在垂管"下级服从上级"的背景下,如何系统性解释垂管下级的"自主性"行为?研究发现,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同时影响垂直管理机构下级.垂直管理机构遵循行政逻辑,地方政府遵循行政逻辑与政治逻辑,两者逻辑的排列组合影响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为.文章提出一个解释: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为可分为传统型、类传统型和反传统型三种模式,三种模式是其面对"行政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策略性选择.一般而言,既有研究认为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服从上级"表现为传统型或类传统型的模式,而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有时会出现遵循地方政府的反传统型行为模式,地方政府对于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隐性控制"是垂直管理机构下级遵循其逻辑的关键.文章以V海关检验检疫变迁为例,通过阐述V海关各阶段检验检疫的运作展现垂直管理机构下级面对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作为垂直管理的典型案例,海关的案例意味着不同垂管程度的"下级违背上级"可能在其他垂直管理机构存在.由此,文章提出的解释逻辑为理解垂直管理制度以及政府间条块关系提供了新拓展.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政策是我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评估其政策效应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可持续性的提升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206个地级市2002-201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探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政策与城市可持续性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1)实验区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实验区政策有空间溢出效应,即实验区周边城市也会受到政策冲击而显著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3)实验区政策无边际效应,即无论城市的初始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低,在受到实验区政策冲击后,可持续发展水平都有显著提升,且提升程度无显著区别.(4)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中,科技创新上的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中的人员投入均推动了政策效果的呈现.(5)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中,缺乏科技创新上的人员投入.(6)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对可持续性水平的推进仍是只达到弱可持续性,有待向强可持续性转变.本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支柱讨论的基础上,引入绿色核算中的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的概念,构建了强可持续性实现路径理论框架,并为中国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边贸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边境治理创新,是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东兴市为考察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边境治理创新的路径依据和策略面向展开分析,构建"边贸转型背景下边境治理创新的多维面向模型".研究发现:边境治理创新是以边境政府为主导,根据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以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治理创新的行动与过程;边境地区的空间承载力作为边贸转型与边境治理创新的交互叠加域,是边境政府为促进边贸转型而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创新实践的落脚点;从形式内容看,边境治理创新呈现出多维面向的实践样态,可以划分为价值引导、组织参与、利益协调、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五个实践面向,通过提高空间承载力水平,从而促进边贸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边境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边境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