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要支撑,构建兼顾产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目标的乡村创新系统是其着力点.产业创新、社会创新和融合创新理论为乡村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及政府的作用提供了分析框架,该框架在我国四个县的乡村创新治理案例中得到验证,并揭示了政府在其中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在乡村创新系统应扮演统筹者角色,其作用在于构建创新主体结构和融合创新目标及创新利益;为了维护乡村创新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政府需要在乡村创新系统中建立创新反馈机制和创新赋能机制;这共同构成了政府在乡村创新系统中的治理机制,为政府在乡村创新中的治理路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政服务业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在当前家政服务业快速转型与迭代升级期,充分借鉴典型国家家政服务业相关经验,提出现阶段我国家政服务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结合点:"变"理念,改善农民理念认知;"促"就业,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旺"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分析产业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会发现,产业扶贫政策在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双重挤压,导致目标偏移;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冲击,造成发展错位;政治逻辑、行政逻辑主导产业发展,导致产业趋同;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弱化,造成产业层次低、链条短.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产业振兴政策效率的策略与路径包括: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聚焦人力资源潜力与农业生态潜力提升;重视创新驱动实现生态农业转型;强化制度、组织和技术协同创新力度.

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阶段支持"三农"发展的关键,作为金融扶贫"最后一公里"的服务,扶贫小额信贷为农村小额信贷普惠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基于金融排斥和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视角,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普惠化路径选择逻辑进行多案例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处于供给有余但需求不足、道德风险可控但逆向选择严重的"市场失灵"状态.政府干预推动普惠化时应采取产业性政策支持和普惠性政策引导,相比于直接推行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对农户个人的普惠化,加强对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普惠化更贴合客观现实需求;构建信用体系完善市场环境更符合市场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提供类似于扶贫小额信贷的手续简单、利率优惠的信贷服务,才能有效改变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中逆向选择带来的供求失衡.

实现贫困人口务工就业作为脱贫攻坚时期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要方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时期,同样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研究贫困人口务工就业意愿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本文从可持续生计和社会学习的角度建立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与社会环境对贫困人口务工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贫困人口务工就业意愿的关键资本.同时,在社会环境中,贫困村的务工就业氛围对贫困人口的务工就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时期,鼓励贫困人口务工就业措施更应聚焦贫困人口的类型特征,以实现政策的精确和高效.

在现有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的约束条件下,小农户组织化成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通过文献回顾和逻辑推演,基于"合作剩余"视角提出"小农户组织化"分析框架,并运用皖北X县案例进行佐证.研究发现,基于效率和公平的内在要求,小农户组织化可以村社组织为载体,地方政府、公司、村社组织、农业大户和小农户等多元共治主体可实现分工协作和要素互补,生成合作剩余,并在保护小农户利益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分配合作剩余.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实验主义创新治理"是一种政策过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中国创新的兴起.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过程的案例能够发现,创新治理政策过程经历了"政策缘起与小范围试验""政策试验适度推广""成为政策法规并实现政策扩散""地方反馈与跟踪监测"四个阶段,呈现出央地间频繁互动、分散决策下的自我纠偏和"分权—集权"转化等特点,反映了实验主义创新治理在我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因此,央地关系是创新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视角.

中国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在努力完成自身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将减贫领域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开展国际贫困治理合作,推进全球贫困治理.

本文基于应用场景探讨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困境,依据人机关系互动强度的高低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在提升效率方面,人工智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却因信息冗余带来选择困境;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诱发结构性失业风险.在辅助决策方面,机器学习算法为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加剧社会不公现象;基于预测的提前干预固然能够未雨绸缪,然而未发生即干预具有过度控制和有罪推定的嫌疑.在替代决策方面,模式识别、人机交互等提升技术可行能力的同时削弱人类实践能力;服务智能的深度应用解决社会发展的痛点,但是衍生的新交往模式使社会关系面临破改废立.为此,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树立情景式的人机关系价值观,建立健全信息管理、失业保障和智能服务共享机制,确保公共干预以不侵害个体权利为前提,提升人类自主实践能力并构建健康有序新型社会关系.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目标和培养路径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了一系列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改革与创新,逐步明确以“培养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新时代公共管理者”为定位,探索国家需求导向、公共价值引领、素养能力并重、创新实践多元的办学模式,形成了“家国情怀塑造为先、公共价值引领为根、服务能力提升为本、数智素养培养为重、国际视野开拓为要”的“情怀、价值、能力、素养、视野”五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并通过开放式课程育人、互动型科研育人、创新性实践育人、涵养式文化育人、双循环交流育人和多元化评价育人等六大途径构建人才培养路径,努力培养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

基于2019年中国东部3省和中西部22省(市、区)建档立卡实地监测调研数据,明确建档立卡户主要的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并以致贫原因为参照,运用交互信息分析技术评估了帮扶措施的精准性,提出精准扶贫的改进措施.结果表明:首先,贫困户致贫原因类型多样,当前缺技术是贫困户致贫的首要原因,缺资金是第二重要的原因,因病致贫为第三重要的原因.其次,健康扶贫和产业扶贫是最主要的帮扶措施.最后,现有帮扶措施整体上看较精准,但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的精准性有待提高.建议进一步加强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的关联分析,提高帮扶措施的精准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效,转向相对贫困治理.

当前,公共管理学科正经受"技术潮""社会潮""改革潮"的挑战.面向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亟须重新定位.为了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服务国家战略,以系统思维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从"情怀、价值、素质、能力、视野"五个维度出发,提出"家国情怀塑造为先、公共价值引领为根、数智素质培养为基、服务能力提升为本、国际视野开拓为要"的五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探索"国家需求导向、公共价值引领、素质能力并重、创新实践多元"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为解决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无序、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需厘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区别于以往研究对理论框架和城市间异质性关注的缺失,本文以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样本,分组实证分析不同城市用地扩张驱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和交通条件是影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三大重要因素;第二,农业地租水平及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较小;第三,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子差异显著.有鉴于此,各地政府应按照城市发展目标,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吸引人才及完善交通道路设施,因城施策,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建设.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政策冲突是观察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要切口,而精准扶贫是当前地方政府,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的政府中心工作之一,但这一中心工作在实践中也会面临政策冲突的困境。本研究在精准扶贫多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基于政府注意力视角,对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选择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在政策目标冲突和政策导向冲突两类主要政策冲突的场景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为人,其针对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应对模式,一是与短期问责压力相关,二是与政策内容清晰度相关,三是与前期工作反馈相关,其"避责"动机和"邀功"动机是动态变化的,形成了一种"注意力策略主义"。本研究尝试"打开黑箱",从政府内部注意力产生和应对的角度拓展了政府行为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注意力相关研究。</span>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性技术,具备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的双重属性.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价值,在梳理创新模式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吸收重组过程——创新产出”三维分析框架,探讨人工智能通过拓展创新主体、搭建新兴技术创新基础平台、推动组织创新、打造新型商业模式四种机制对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初创、深化、融合成型实践经验表明:所有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充分调动各创新行动者的积极性并形成协调有序的联结机制,以保持创新要素的互动、衔接、转化和融合.为此,一要发挥政府行动者的多重角色,逐步转换政府职能;二要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多元行动者的异质性能力;三要实现核心行动者由政府向科技人才的过渡;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行动者关系.

电商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电商扶贫农产品销售额屡创新高,对扶贫农产品的食品安全监管亟需重视.在脱贫攻坚背景下,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克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困难,创造性地采取促进型模式对扶贫农产品进行监管,呈现出监管动机一致性、监管工具平台化、监管过程相促进的特征.本文基于实地调研选取了四个案例对促进型监管模式中顾问式、培育式、动员式、教练式四种典型形式进行比较分析,丰富和发展了促进型监管研究.

基于2019年25省(区、市)建档立卡实地监测调研的贫困户数据,建立基于逻辑回归方法的贫困风险预测模型,评估返贫风险.运用优势比和交互信息,分析各致贫因素对返贫风险预测的影响,结果表明: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达到0.706,模型可用于预测返贫的风险.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阶段,应针对返贫风险高的家庭加强贫困风险预测研究;创新发展基于"预警+救助+赋能"的扶贫策略;在实施保障救助的同时,加强致贫因素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防止返贫发生.

试点选择是创新型城市政策实验成功的关键,文章以2006-2016年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实验过程中的试点选择为研究对象,利用事件史模型对创新型城市试点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验的基础条件、试点比例和实验环境均会对试点选择产生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体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选择时中央优先考虑基础条件好的城市并同时注重整体部署、把握区域平衡的原则.低碳城市发展对创新型城市试点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这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参考,未来须依靠创新要素驱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创新型城市与低碳城市联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