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我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显著特点,并显示了其辉煌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有时并未得到切切实实的贯彻.在过去70年,我国防疫/疾控体系曾出现过四次危机,这四次危机暴发的时代背景不同、具体原因不同、表现方式不同、严重程度不同、善后处置不同,但教训是同样的:偏离预防为主,就会遭受惩罚;必须时刻谨守“预防为主”,筑牢公共卫生的第一道关口——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鹅事件.但笔者看来,这次事件绝对不是一件黑天鹅事件,而是比黑天鹅事件更困难、更严峻的事件,可以把它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说到“精神”与“民族精神”,让人不由得想到黑格尔.正是他把民族精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历史现象都是所谓“世界精神”的展现;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精神体现为某些所谓“世界民族”(包括中国)的“民族精神”.这里,“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与能动性.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trace the trajectory of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by reconstructing the patterns of China's fiscal politics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rovinces. It shows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hold over financial resources has eroded, why the central state has lost its battle over the control of crucial political resources to compet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what have bee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loss of central fiscal control. Due to China's unique form of central-local shared control of enterprises, local governments tended to resist the center's encroachment on local sources of revenues as much as they could. Although fiscal politic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s largely nonexistent, fiscal politic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sumes prominence. Fiscal politic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sults in the former trying to maximize its collection and the latter trying to minimize its contribution.

国家学说是现代政治学或者现代政治分析的基石:现实中,政治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内,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理论上,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主要议题都与国家概念丝丝相扣.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很可能釜底抽薪、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理论.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一暴力、战争、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国家理论需要改写,现代政治学恐怕也到了改写的时候了.

政党的兴起:从精英党到大众党 “党”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政党”却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中文中的“党”,与西文中的“党”,有着不同的原初含义.《论语》中即有“乡党”的说法,指古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周礼》中也有“五族为党”的说法.此外还有古人经常提及的“朋党”,但古代的“党争”与现代的“政党政治”并不一样.

近年来,“治理”一词被广泛运用,其具体含义却少有人深究.通过梳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回溯了“治理”的词源,对其进行了谱系分析,并追问公共管理领域到底是否出现了所谓范式转换.作者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主流治理研究基本上是宣扬一种规范性主张,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扎实的实证性根基,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大行其道的秘密恰恰是因为基本概念含糊不清.然而,“治理”这一概念不应被完全抛弃,而是应当回归本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随着产业进程加速、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等,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不得不直面新的内外挑战;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上流传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其核心是忧虑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遭遇险阻。本期"观念"栏目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的视角,对上述观点做出了回应。王绍光通过评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提出长期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念并没有坚实的立论依据,面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没必要谈虎色变,以为中等收入是道难以迈过的坎;蒙克则围绕"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提法,指出任何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难免会引起原有世界体系主导者的遏制甚至打击,这也正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一定会导向战争,崛起中的中国既需要对当前局势有所警惕,也应当避免军事冒险主义,并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此才能登上时代的马车。

21世纪可以说是抽签这一古老民主形式重生的世纪。首先,随着代议民主陷入危机,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层面对选举民主进行系统反思,抽签理论就这样从边缘进入主流,尤其是21世纪开局的这16年,关于抽签理论的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尽管学者们在关于抽签的适用领域以及运用方式上并未达成最后共识,但其理论努力的方向却始终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这种民主形式的潜能。至于实践层面的抽签实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70年代。进入21世纪后,抽签试验遍布各国的最引人注目的两种形式为"商议式民调"和"公民大会",其中中国就是试点"商议式民调"最多的国家。对于抽签这一民主利器的最终成效,我们将拭目以待。

"五年规划",是少数学者的研究方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教授鄢一龙,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日前他们向媒体详细剖析了"十三五"规划出炉所必经的十个步骤.十个步骤一环扣一环,异常繁复缜密,而并非坊间想象地拍拍脑袋举举手这么简单.

利用1997-2010年中国县级人均GDP面板数据,运用泰尔指数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在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改革与区域发展政策演变的脉络中对中国县际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1997-2010年,县域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存在显著的聚集特征.2003年是近十几年县际差异和空间模式变化的一个拐点,县级人均GDP泰尔指数迅速扩大,Global Moran's I则逐年下降.县域经济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也随之有较大的变化,热点与冷点数量均有所减少,热点区域主要向黄河中游经济带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转移,冷点区域逐步“东扩”至南部沿海.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兼顾效率与平衡,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政体思维者的逻辑定式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是政体思维.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是,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笔者认为,是政体思维导致他得出这个结论.

利用1999至2007年中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首先分析了中国义务教育投入县际差异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趋势.县际差异总体上在不断扩大,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显示省内差异占60％左右.多数省份的省内差异在这一时期内呈现扩大趋势.GIS分析显示义务教育投入的空间格局一直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凹陷结构,东部沿海省份以及”“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特殊的人口与自然地理环境推高了义务教育服务提供成本.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和中部地区,1999-2006义务教育投入不存在收敛性.空间差异与收敛性分析为制定义务教育均衡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

The paper proposed a new model of China’s policy process-the“wisdom-pooling” model, as embodi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12th FYP, consists of five sequential steps:Soliciting views from all sides, Pooling public wisdom, Inviting comments and advices,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Making the policy known to 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nt more than two year in preparing the 12th FYP, during which it went through three rounds of“wisdom-pooling”:1) setting the keynote of the 12th FYP; 2) the form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12th FYP proposal;and 3)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s 12th FYP outline, which was to be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March 14, 2011. Each round of decision-making underwent the five sequential steps of “wisdom-pooling” mentioned above.

由偏重内容与实质或偏重形式与程序,我们把民主分为“代表型民主”和“代议型民主”.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即偏重内容与实质而非形式与程序的民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