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Zhong Jingwen i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Folkloristics. There are some tacit agreements between his academic thought 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his belief and devotion into the reform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his love with the people and building the theory for them,and his open consciousness to all excellent cultures in the world. Therefore,the folkloristics in China constructed by him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the first is to bring spirit of the May 4th to the shared ideology of Chinese Folkloristics and modern Chinese humanities;the second is to supplement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Chinese Folkloristic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and out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sense;the third is to take close and respect the ideas an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people as the highest academic philosophy, and push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folklorist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ong Jingwen fully reflects this characteristics of Zhong Jingwen’s academic thought.

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李约瑟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起了激烈争议,但各方对李约瑟所论中国科技史与中国谚语的关系这个十分"经验性"的观点没有异议.钟敬文曾就此与李约瑟有一系列的"对话",包括中国谚语中的天气谚语,与之相关的中国二十四节气今天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钟敬文晚年与中国科技史学者共建"民间科学技术"的研究分支,补充了中国民俗学的理论结构,也为这方面的后续研究打下基础.整理和阐释这方面的学术史资料,有助于加强当代民俗学研究,也可以助力国家非遗保护工作.

"教育援青"是国家西部建设的重要战略,落实到西部高等教育上,在人文学科建设方面,需要突破传统文科支教模式,开展能引进在京重点高校高层学术资源,能结合青海多民族教育优势,能推进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能提升国际化水平的跨文化中国学教育.其中,跨文化中国学高等教育,以中国文化为母体,凝聚中外一流高校学者,对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对内研究中华民族多元平等发展的历史途径和杰出成就,更有利于达到"教育援青"的目标.

民俗学来自西方,自从钟敬文建成中国故事学,民俗学成了中国学问.他根据对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发现、对中国经史子集与中国故事的历史联系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口头故事巨大存量的评估,将民间文艺学建成与民俗学并列的单一学科.从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说,这里的民间文艺学就是故事学,不过还补充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和需要以现代人文科学方法改造的歌谣学,以及其他民间文艺体裁的知识和理论.从建设故事学到建设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体现了钟敬文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研究钟敬文的故事学,可以认识他为民俗学的中国化所做的核心工作.

跨学科的鲁迅研究是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特点,其中在现代文学与民俗学两个学科内研究鲁迅又有所不同: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乃至是一种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因而形成一种超越以往文学概念本身的、更符合中国国学特征的历史遗产.揭示这种历史遗产的价值,在于对鲁迅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的拓展,也对于拓展人文科学的研究空间不无启示意义.张恩和与钟敬文的学术交往与相关著作是这方面的一种个案.他们有很多学术对话,核心都是鲁迅研究,同时也涉猎至现代文学、民俗学、日本文学、古典文学和诗词学等多领域,打开了立足于中国国学而放眼世界的文学文化现象库和问题库,这在张恩和编《钟敬文全集》"鲁迅卷"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方面的鲁迅研究有助于对当代学者对五四精神和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研究做新的整体思考.

如何看待中国人的神崇拜与道德观?这是中西学术交流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以往主要用西方概念和西方宗教学的方法进行讨论,不符合中国实际.实际上,中国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非宗教国家.中国在儒学支配下,同时在儒释道综合构建的道德观系统中,创造了与西方宗教世界完全不同的灿烂历史文明.中国人也有次宗教的神崇拜,但这种次宗教低于道德观体系,不能对道德观体系提出任何问题.中西方有两种十分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用西方框架套用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前在这方面的有限研究,只关注中国上层经典,这也远远不够,还是要注意使用中下层思想资料,如来自民众、藏量丰富的中国故事,这是西方人接近中国人的神崇拜和道德观的直接思想资源,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作者是西方学界最早使用权威中国故事资料(以河北中部和南部故事为主)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汉学家,本文体现了作者通过研究所构建的中国道德观话语体系,包括:神人合作思想、妖怪学、神人关系与社会分层、神人互动与阶级关系、社区宗教仪式与集体文化遗产等.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文化革命:一次是孔子创造儒学经典,同时启动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一次是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字现代化的序幕.了解这两次文化革命,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欧洲历史上影响最深刻的变化是基督教的两次革命:这两次宗教革命塑造了欧洲的思想核心与文化形态,它们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欧洲近代文化.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很多,相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少,这很可惜.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也应该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学说在当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他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找到了撬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杠杆.他在沙畹法国汉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中国国学、日本汉学和越南汉学的成果并加以整体超越,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汉文化圈和中国文学.他摒弃以往用西方概念套用中国研究的模式,在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上做出历史性的新贡献.他努力将中国学研究推向法国和欧洲以外的更广阔的世界,促进人类共享优秀文化的建设.他重视把海外中国学研究向中外教育学方向拓展,与中国同行共同培养具有跨文化视野的、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新型国际汉学人才.此外,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了解汪德迈肯定中国集体性文化传统的深意,也不无启示.

2020年初发生新冠病毒重大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将关爱生命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疫情期间作出"延期开学不停课"的部署,实行远程网络教学,降低疫情对教育工作的影响.本文是这次疫情期间高校利用远程网络教学的一个个案,主要介绍师生隔离宅家所关注和谈论的基本问题,如在全球战"疫"中了解身边世界的变化,梳理跨国连通的问题、防疫问题与次生社会问题和进行伟人教育等.对于经历这场灾难、建立中国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高校师生来说,这种工作不无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下开展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范式的变迁有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吸收巴赫金的理论,从民俗学的文本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又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转向民俗的社会性、物质性和宗教性研究,而所有这些转向都在直面文本,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在这些转向中,历史经典中的民俗母题研究也成为热点.事实上,中国富于历史经典和民俗母题,两者都是国家整体文化的重要财富和民族骄傲,中国民俗学者可以通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外提供中国经验.

优秀学术期刊的灵魂是文化主体性,在这方面,主编的文化自觉是办刊的关键.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还积累了丰富的多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遗产,需要开展跨文化研究,弥补以往缺乏研究的不足.多年来,《西北民族研究》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搭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平台,面向西北地区社会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探索跨文化多民族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跨文化民间叙事学的研究有三个要点:一是对象,不是所有故事叙事都适合作跨文化研究,只有那些可以进行跨文化共享的故事类型才适合;二是范畴,即不止研究故事文本,也研究故事背后的社会;三是方法,不是作单一社会模式的研究,而是开展多元社会模式的平行研究,还要作“各自社会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个案研究.在这方面,鲁班故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研究老字号需要依靠地方文献,包括政府档案和企业档案,它们是以商号或行业为单位记载的历史.这种资料具有搜集目标的规定性和资料编写的统一性,在研究工作中能起到索引作用,这也正是口述史的不足.但老字号研究也需要口述史,口述史由家族史所保存,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历史细节,有时还能揭示出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可能性,触摸这些细节所联系的社会史与历史变迁,又能在那里找到地方文献.对老字号的研究,要注意使用资料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同意并发布了由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确定了“振兴传统工艺”的重大任务。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立足国情，增强现代科学意识，建立研究中国传统工艺的国学价值、多元社会模式技术文化一体结构和对外交流的宏观框架，提取其独有的生命力要素，包括有国家制度的技术、有价值体系的技术、有社会结构的技术、有中国故事的技术、有丰富历史文献的技术和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等，提升自我阐释能力和未来传承能力，增加文化自信，积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掌握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做到中西互视，拿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制定世界对话与合作的有效对策，增加国际话语权。此外，还应将那些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兼具跨文化视野和具体操作个案的，以及中西学界共享优秀学术成果延伸到我国高等教育中去，加速学科建设，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使振兴传统工艺的系列工作成为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丰富世界文明对话内涵的高端事业。

民俗学是一门与国家和历史都关联密切的学问,但过去对这种关系讨论较少.全球化以来,这种关系凸显,与此同时,女性学者创造的民俗学遗产也格外受到关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代呼吁保护和发展多元文化,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由于贴近多元文化的主体性而被重估.当代英文流行全世界与翻译全球化还造成了差异化的民俗被同质化的危险,这也迫使当代学者重返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尝试从那里找回原初,事实上,她们的有些民俗记录已不可再生.从学术史上说,包括中国民俗学史在内,这项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可以从一个有史料、有数据的角度,揭示中西民俗学者理解“民俗”“民众”“国家”“历史”和“传统”等基本概念的差异.女性学者由于性别意识、自身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原因,在她们搜集的资料和个人著作中,往往保留了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多元因素,以及对之十分具体的记录与分析,相比之下,男性民俗学者因为偏爱理论和一致性的概括,将这些多元因素给忽略了,对这种理论倾向性,今天也需要反思.

从民俗叙事学的角度,对我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玛纳斯》在新疆南疆地区流传的史诗故事、记录于南疆的佛典文献和出土于南疆的洛浦毛毯,总之在南疆这个相对确定的地区范围内,展开“跨文本”研究,有助于深入讨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理解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统一国家,在国家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的、不平衡的文化多样性.在某些地区或某些范围内,多元文化的距离比较突出;但在有的地区或某些范围内,多元文化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在有的地区和有的范围内,多元文化的界限还十分模糊,其内外元素聚合,叙事类型融汇,自成一体,流传于南疆这批资料正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它经历过口头、书面、社会内部与跨文化的互动,但各种互动都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又建立了“文化间距”与“文化自觉”两者共存的地方文化传统,正是这个传统,对《玛纳斯》世界非遗的保护产生了重要作用.开展这一个案研究,有利于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补充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论,促进国家文化建设.

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文献的分类和概念往往找不到对应的说法,对汉语文献的翻译就有这个问题.正确解决这种差异的做法,是从西方世界的分类标准与概念中找原因,而不是批评非西方世界的分类和概念.如此解决问题,还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迫使西方学者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汉语文献缺乏符合西方标准的分类和概念？而汉语文献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证明世界上存在着区别于西方分类和概念的其他语言文化,以往将这种差异解释为未达到西方的现代化水平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反思.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和相关学术圈中,对习以为常的“现代化”分类标准和所谓赶超“先进西方”的观点也都要重新审视.

对我国商业老字号的研究,需要建立“拟移民”“移民”和“市民”三个概念并加以使用.老字号具有城乡二元社会发展的背景,需要吸纳农村移民,而农村亲友相携进城经商是调节城乡经济不平衡性的杠杆,但它不能直接转化为城市商业组织的机会成本.“拟移民”在原地农村环境中构筑了自己的微观变迁元素,这种元素能引导原地农民实现新的生存变迁,为此他们只能短暂地在城乡之间流动,最后还是回到农村务农.“移民”较长时间在城市环境中生活,经过城市商号孵化器的哺育,构筑城市文化的边界,包括共享、福利、机会和行业教育知识市场化等,携带其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处理城乡环境变迁的问题,创造个人新价值.“市民”要在城市形成的有刺激的思想活力,能够创新,能融入城市商业文化,也被城市商业文化所影响,最后建成城市中小商号.对这种城市商业老字号,不能只用文献法去解读它,还要用口述史的方法去体会它,将之视为口述化的社会活动,这样研究者才能通过对商业老字号的研究,分析农民城市化的多元途径和复杂经历,认识商业老字号的特征与历史地位.北京商业老字号成文厚正是这种研究个案.

手工业与现代技术工业化是国家生产模式的二元结构,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分析这种二元结构的发展趋势,总结得失利弊,对于考量国家现代化政策水平不无裨益.中印手工纺织业的比较正是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个案.中印两国政府都曾以同样的决心改革传统手工业生产,提高现代工业化水平,加速国家现代化.两国也有差异,新中国初期实行手工业改造,鼓励工人和农民转向工业技术就业;印度则限制农村手工业的转型,在城市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这两种努力的长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手工业生产已缩减至小众范围,中国在现代化经济繁荣后发展起来的旅游文化产业和遗产保护工作催生了新的手工业品.在印度,目前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在从事手工纺织业的劳作,支持和保护手工业及其价值观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号召,推动人们为维护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而奋斗.解读这一个案具有启示意义.

"地下世界"或"地下的生活""别的国家""别的地方"的故事类型研究,与当今提倡的跨文化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叙事研究有关.钟敬文和俄国的普罗普曾各自编制了本国的故事类型,其中涉及"地下世界"故事类型的研究.从世界故事研究系统看,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著述,才产生了非AT故事类型系统,并足以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AT并行,形成了多元化与一元化两种标准的早期对峙,这种工作的学术价值之重大、学术文化影响之深远,很难用其他工作去代替,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给予重新评估.今天,国际民俗学界兴起民俗体裁学,他们的学术成果应该是这一新学说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