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可以依据不同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三条分析线索: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即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线索,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线索,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线索.这三条线索尽管有所区别,但也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在党的文献与领导人讲话中,往往也是各条线索相互交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民族复兴为主线串起了整个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线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线索也并行其中.本文着重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党的百年历史予以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具体而言,这一文明形态作为中华文明的时代样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了文明底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就,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参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文明力量,为人类文明重建做出了中国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产物,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积蓄了中国力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理念的集中展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使命型契约:社会个体对政党的主义与价值特别是政党使命高度认同,自愿加入政党,把自己的权利乃至生命让渡给组织,承诺严格遵守党的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为政党使命的实现不懈奋斗.形势的复杂严峻与使命的光荣艰巨是使命型契约订立的两大基础性背景因素.意识形态的引领性、契约内容的义务性、契约关系的权威—服从性、契约履行的风险性、契约违反的强惩戒性是使命型契约的特点.这种使命型契约发挥着思想的向心凝聚、决策的有效执行、群众的带动引领作用.今天要更好发挥使命型契约的作用,契约设定的使命蓝图就必须与现实有效对接,契约明确宣示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契约就必须规定更严格的评价与监督机制、更严格的惩戒与退出机制.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其产生的哲学根源.就思想根源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宗旨与人民立场;就认识根源而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使主观认识脱离了现实实践;就社会根源而言,国家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存在,人民群众在监督制约方面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是重要原因;就制度根源而言,在上级和下级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当前国家治理中形式主义的产生与公共权力层级之间责权利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有关.以上哲学检视使我们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产生原因是多样的、产生机理是复杂的,其治理也应是系统工程.

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尤其需要对西方民主话语进行彻底批判.西方民主话语以天赋人权论、竞争选举论、公民社会论、三权分立论为核心内容,以文明等级、价值普世、历史终结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主要维护西方强势资本的利益.相比较,中国民主话语是一个内容完整的有机体系:具体国情论指出了民主根植的条件土壤,国家能力论指出了民主成长的必要前提,政治特色论指出了民主建设的政治原则,领域过程论指出了民主发展的总体格局,实践功能论指出了民主运作的评价标准.中国民主话语具有内生性、人民性、完整性、吸纳性、时代性.中国民主话语表达了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特点、总结了中国民主发展的成功经验,将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与时代高度,形成了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大解构与超越力量,为人类民主话语增添了实质性新内容,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民主话语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条件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中国建立之历史逻辑的理解,而且对于新时代更好实现民族复兴亦不无启示意义.对此可以从思想领域的新陈代谢、领导力量的新陈代谢、军事力量的政治统合、民众力量的广泛动员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思想领域的变化在先,正是基于思想的破旧立新,才能催生出新的领导力量;新的领导力量应该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以及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的领导力量要想完成使命,必须有效整合近现代以来四分五裂的军事力量,以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来规范、引导之;要完成独立使命,新的领导力量还必须有效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非如此不足以攻坚克难.

当下国内对女权社会主义的研究立足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女权社会主义如何促进中国女性发展.女权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理论,分析国内现有的文献,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这一社会思潮的认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化对治理现代化内在规律与变革之道的认识.要深化对党的全面领导规律的认识,实现党的全面领导逻辑与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的兼容与协调;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关系架构,使得公共权力既边界明确又运行有效,公民权利既普遍确认又切实落实;要进一步推动公共权力内部合理关系架构的形成.纵向而言要进一步推动中央、地方、基层之间责权利划分的明确化与合理化,横向而言要进一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制度架构.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制度的合理性是指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要符合制度本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与内在逻辑.制度的合理性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程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是就制度内容而言,形式合理性是就制度的外在结构与形式规定而言,程序合理性是就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而言,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内在协调,共同构成制度合理性的完整内涵.一种制度体系,只有这三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合理性,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理效能.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党与民众的关系具有双重维度,两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一种是道义性契约:党表明自己对人民的道义关切与价值承诺,并以自身的努力期待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则基于这种关切与承诺,期待党的有效领导,并通过直观感受形成对党领导的高度认同、自觉拥护.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党的角色是政治意义上的领导党,民众的角色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契约形式则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心理契约.另一种是法理性契约:党作为执政主体由公民选举决定,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公益,公民认可与接受党的执政,宪法法律对双方的责权利做出规定.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党的角色是进入国家政权系统的执政党,民众的角色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契约形式则是宪法法律的明确制度规定.明确党与民众之间的不同契约关系,对正确处理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推进两者关系的调适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形式主义是我国国家治理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顽疾.要在国家治理中做到实事求是,提高治理效能,就必须有效破除形式主义.就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而言,既要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合理、审慎,避免设计的理想化,又要建立健全实施后果的有效反馈机制.就国家治理的决策执行而言,着眼于解决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观念不一致问题,要通过各种渠道更为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开机制、参与机制、监督机制、责任机制.就国家治理的权责配置而言,要努力实现民主与集中、选择性集权与选择性分权之间的有效平衡,避免由于权力集中导致的形式主义现象.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观之,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型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带有很大程度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色彩的超越性意识形态模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与光荣使命,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驱动特征.使命驱动的实践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即先进政党的集中领导、制度体系的着力建构、发展取向的明确确立、各方力量的整合凝聚.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现代化必将有效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从现实来看,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现代化极有必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在不断破解问题的过程中扎实推进.

党的代表与人大代表是两种不同的代表逻辑.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的功能发挥方面与理论上的功能预设存在不小的偏差,而这一偏差在根本上则是由于党与人大之间不尽规范的实际关系状况所导致的,是由党对人民利益的代表与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利益的代表两种不同代表逻辑的混同所导致的.就此而言,党与人大关系的更为规范化是问题解决之本、困局破解之道.

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强力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大量繁重的制度改革与建设任务很难完全按照设计者的理性预期推进实施,而当这种系统的制度规划通过压力型体制落实与执行时,又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形式主义问题.就此而言,一项制度要想成为具有优势的制度,制度优势要想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必须对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与落实机制本身进行审视,推进设计机制和落实机制的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间,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而伴随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开始了自身的变迁与转型.这种转型虽然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内部展开与进行,但却极具广度与深度,可以从四个维度分析:就目标定位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高远逐步回归现实;就内在结构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一统逐步走向多样;就价值倾向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整体逐步指向个体;就存在样态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封闭逐步转向开放.从以上四个维度可以较为系统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景式变迁.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对于改革开放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要想对之进行深刻总结,把握其内在逻辑与规律,就必须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针对问题以及现实要求.实事求是在实践观上意味着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立实践的优先性;在认识论上意味着对人类理性局限性的明确承认,注重经验的总结归纳;在主体论上要求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民主的制度机制;在反映论上意味着要重视改革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的差别,建立有效的改革反馈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演进的过程.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为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改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历届领导人在发展外交事业、建立对外关系、推进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准则, 审时度势, 从现实国情出发, 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深刻洞悉世界格局,先后提出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分析世界形势的概念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对外战略的思想和理论, 为我国科学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而言,新中国七十年是逐步打破教条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趋于深化与全面、正本清源的过程;是重新确立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趋于自觉与深入、求真务实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时代大势结合愈益紧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效推进、返本开新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发生历史性变革、伟大复兴的过程.这四个方面中,对原理的全面深化理解是前提,对精髓的自觉深入把握是基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推进是关键,民族复兴的渐进实现是结果.以上四方面相结合,共同描绘出七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探索历程与多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