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外部风险冲击与内生不确定性交织,对城市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相较于提高城市规划建设韧性,实现韧性治理的需求更加迫切.城市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形态,兼具整体性、开放性、敏捷性特征,有力回应了利益面向和价值面向下的多重张力,为应对复杂性风险情境提供了治理策略和行动指引.从实现路径看,迈向城市韧性治理,需要从理念、机制、模式、能力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建构、全方位转型,让城市更好地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字治理应满足数字赋能与技术赋权两大期待,但实践中却漠视了人的主体性价值,没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未充分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导致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以"数字抗疫"实践为例,总结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暴露出的民众隐私安全受到威胁、数字技术引发的附带风险、数字鸿沟与技术冷漠、数字形式主义的扩大和数字权力的失控等典型问题.数字治理要遵循由安全可信、智慧高效、人文关怀、数字包容、开放共享和多元共治所组成的价值体系,以人本观念统领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以法治原则维护数字社会秩序,构建整体性的数字治理能力体系,以制度变革破解科层制的技术困局,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价值的复归.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基层换届后,有极少数新上任干部胡作为乱作为,好高骛远,标新立异,热衷于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导致新旧政策之间充满冲突和张力且缺乏衔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道而驰.要高度警惕此种思维和行为,在常态化和制度化而非运动式的治理模式中追求治理绩效,在长期而非短期化的治理行为中实现发展目标.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政策多变和政策固化是公共政策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学界对政策稳定性尚缺乏系统研究.政策稳定性的价值不言而喻:其是实现政策目标、维护公共利益、引导行为预期、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利益竞争、路径依赖、政策更新和政策周期等视角下的政策稳定体现了"变"与"常"的内在关联与持续张力,在政策实践中表现为维持型稳定、政策不稳定、政策固化、调适性稳定和政策转向等多种形态.公共政策的调适性稳定是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精妙平衡与和谐共生,内蕴政策理念的和合贯通、政策内容的调适稳健、政策过程的连贯衔接、政策体系的配套协同等机理.实现公共政策的调适性稳定,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因需而变的发展策略,增强公共政策与政策环境的适配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度体系的敏捷性,提升公共政策生产的科学理性,重视公共政策利益分配的均衡性,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执中致和、均衡稳定、动态调适和科学高效,从公共政策层面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城市精细化治理越来越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新型治理范式.中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形成了技术、制度和人本三大发展取向.精细化治理的技术取向追求城市治理的智能、精准和高效,凸显治理速度;制度取向追求规则至上、过程优化与秩序可控,彰显治理深度;人本取向追求以人为中心、回应性和参与性,偏好治理温度.未来的精细化治理要实现技术取向、制度取向和人本取向的融合发展与有机调适,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观与温暖治理新形态,增强城市治理的精准、效能、人本和宜居,创造美好城市生活.

政府职能现代化是指为了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对政府职能在科学定位、有效履行与持续优化等方面进行的整体性建构.依循政府职能的运作逻辑,可以从职能定位、职能履行与职能优化三个维度考察政府职能现代化,从而实现有为行政、能动行政和满意行政的发展目标.从职能定位来看,有为行政是政府职能的整体定位与理想之态;从职能履行分析,能动行政是动态调适性行政、能动响应式行政、高效敏捷性行政和多元协作式行政的统一;从职能优化观之,满意行政需要遵循以人为本、治事为核和服务至上三大路径持续改进,构建尊重规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行政、提升办事效能的有效行政、注重服务体验的温暖行政.

数字时代呼唤城市治理迈向智慧治理.城市智慧治理是融技术创新、算法至上、数据驱动和效能导向于一体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数字时代城市智慧治理的转型是系统工程,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四个方面全面转型,即从分离治理向连接治理,从分域治理向整合治理,从电子治理向数据治理,从模糊治理向精准治理转变.通过城市智慧治理的全面转型不断增强城市治理的人性化、智能化、便捷性和效能化水平,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

中国扶贫与反贫困工作具有长期性.在2020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帽和所有贫困人口脱贫的发展目标下,脱贫与返贫压力并存,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返贫治理至关重要.以江苏省H县脱贫和防止返贫攻坚战为例,系统考察其在返贫治理机制上的创新,可以发现,H县建立了返贫阻断、资源下乡和组织下沉三大返贫治理机制.返贫阻断机制切断了脱贫人员返贫路径,为脱贫者提供三重防护网;资源下乡机制解决了返贫治理资源的精准输送、集聚与激活问题;组织下沉机制体现了返贫治理制度的强监管—强激励、统合治理与多元共治特征.在后精准扶贫时代,需要加强返贫阻断、资源下乡和组织下沉的整体性融合,实现制度、资源、人才和组织的优化整合,提高返贫治理绩效.

近年来,我国城市治理重心不断下移,驱动城市街区关系的全面调整和动态调适,要求城市街区关系的重塑与优化.我国城市街区关系面临党政分工矛盾、街区条块矛盾、街镇-社区职能定位矛盾、治理资源配置矛盾等多重张力.为化解这些矛盾,城市街区关系从党政统合治理模式创新、街区条块关系的适时调整、治理权能边界的持续优化和治理资源的适配均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适性变革.未来,城市街区关系的系统创变与持续优化要遵循动态统筹、因地创变、一线优先、需求导向等调适性治理理念,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的党政统合与上下贯通,重视基层治理技术创新与创新性减负,促进基层治理资源的流动、整合与适配,构建回应敏捷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进而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优化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从治理理念更新、治理政策协同、治理流程优化与治理技术驱动四个维度整体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创新从粗放式治理迈向精细化、精准性与高效能治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治理政策协同通过健全城市精细化治理政策体系,促进治理政策工具的协同创新.治理流程再造通过简捷治理、无缝治理、平台治理优化治理流程,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技术驱动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充分发挥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等驱动治理变革,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的共演发展.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建设人本宜居城市,创造美好城市生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更好地加强对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行使、职责履行以及政策执行等情况的监督、激励与问责,国务院于2014年开始了大督查的治理实践,并在2019年构建了"互联网+督查"平台,形成了技术督查的全新形态.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传统行政督查模式的既有弊端共同型构了"互联网+督查"的创设与发展."互联网+督查"形成了分散式发现问题、有机式集中反馈、及时性回应整改、溯源式深度治理和全过程问责激励的技术督查新机制,展现了执行与督查并行、激励与问责并重、技术与制度共演的技术督查运作机理.技术督查有利于统合管理、服务和监管各环节,贯通决策、执行与监督全过程,整合互联网技术与科层制运作各自优势,形成技术优化督查、技术驱动督查变革的新型督查形态.

公共政策质量是决定国家发展绩效的重要因素.政策质量研究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公共政策质量的内涵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公共政策质量内涵形成了质量本质、政策成败和政策过程三大研究进路.高质量公共政策应对外部环境具有较强回应性、制定过程和政策内容合情合理合法、切实关照利益相关者利益、执行有效和结果合乎政策目标.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政策系统、政策行动者、政策能力和政策资源是影响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树立全系统、全过程和整体性的公共政策质量管理体系,从制度化的政策体系、科学化的制定过程、有效的政策执行和合乎目标的政策产出四个方面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未来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检验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以更深度的案例研究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质量持续优化,以触发更多的“好政策”,提升公共政策绩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公民参与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具有多维价值.公民参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有利于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公共空间,增强城市治理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与活力,培养城市归属感与公民意识,进而重建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通过对日本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公共市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体现为需求驱动的参与式治理,城市特色街道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体现为自发自主的协同式治理,城市交通站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体现为有序配合的遵从式治理.目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中存在参与式治理理念的缺失、参与驱动力不足、参与途径有限、参与能力匮乏等现实困境.日本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经验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树立多元共治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创建公民需求驱动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准则,构建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公共空间治理的多元渠道,培育公民参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能力等.

The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pplication of AI brings all-round challenges to urban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about the networking of urban governance ecology,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the complexity of urban governance affairs and the digit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the effect of AI on urban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echnology embedding,technology driving and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However,the adap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I for urban governance is not should be a passive one-way,but a positive response through actions and strategies:On the one hand,it responds to the challenge of AI through such actions as concept change,policy planning,system stipulation and application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it forms the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mainly including top-level design,high-level policy-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first-try,fault-tolerant innovation strategies;mixed growth,open ecological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he challenge of AI to urban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strategies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限制性政策近年来成为中国政府在资源、制度与能力三重短缺背景下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政策形式.限制性政策因其禁止性、权变性和可控性特征而颇受决策者青睐.因此,基于政策能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从公共问题、民众需求、制度激励和政策偏好四个维度,分别考察复杂社会的政策困局、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有限的政策空间和实用主义至上的政策思维及其与政策能力的互动和影响,揭示限制性政策的生成在于决策者政策能力不足.限制性政策在实践中具有双重效应,短期内能够解决某些公共问题,但也容易产生短期性行为、破坏政策相关者的行为预期、消解公共价值、阻碍政策创新等消极作用.限制性政策不宜扩大化、长期化和常态化,而应向开放性政策和常态化政策转型,为此,要提升决策者的政策能力,以更好发挥公共政策解决问题、分配利益、维护价值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