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在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户产权激励效应的同时,又能消除其农业经营分散化的不良效应,是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革新与突破;组织模式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制度载体,是影响农业产业化绩效与成败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农业产业化经营绩效低下,而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思想恰好有助于解决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现存的两方面主要问题.在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现存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厘清比较制度分析视域下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优化的理论逻辑,并提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制度演化理论等的三种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选择标准;深入剖析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优化中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有助于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优化,从而为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及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本文对农业产业化主要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探究不同组织模式的制度优劣势与相互间的演化关系,并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剖析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演化路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与两种“龙头企业+农场”组织模式具有多种制度优势,其形成符合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内在演化逻辑,是组织模式演化的必然结果与主要演化趋向.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沿着有效路径、朝着合理方向顺利演化,应完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加强财税支持与公共服务供给、优化治理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通过区分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国有企业重组这样的所有权是否变化的标准来确立俄罗斯东欧转轨经济模式和中国转轨经济模式.其中, 东欧转轨模式中对国有企业迅速大规模私有化占有重要的、主导作用, 这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激进的所有权改革思路.与东欧转轨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并没有实行休克疗法, 而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轨思路, 在国家所有权不变条件下实行国有企业重组, 以及强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部门共同发展, 甚至组建"国家队", 体现路径依赖的真实特征.从改革成效上可以看到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及中国方案的先进性和政治智慧, 从而挑战了传统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简单两分法,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转轨模式的形成、演进与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及中国方案对世界其他转轨国家发展的借鉴意义.

The cross ownership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need governments to regulate scientifically,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ixed ownership,that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double-oligarch monopolization model which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nature subjects, investigates both the enterprise cross ownership decisions and scientific government regulation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n explores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for the market structure which is composed of mixed ownership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whether the enterprises implement the cross ownership arrangements or implement what degree of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natur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entities, the demand function,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the major competition categories of markets and mutiple factors;government regulation policies of cross enterprises ownership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se factors,so we need to analyse specifically considering different conditions;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is influenced by the efficacy of state-owned capital and non-state-owned capital,and it has a close contact with cross ownership.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make scientific regulation policies, push forward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f cross enterprises ownership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跨国企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商学研究的新动向.其中,国有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对世界经济市场和全球化形成新的冲击,而且还对国际商学研究形成新的挑战.本文研究表明:(1)国有企业理论与私有跨国公司理论综合,进一步确立了国有跨国公司理论框架.不仅需要在经济理论上突出国家所有权的经济价值,而且需要考虑其政治价值.(2)国有跨国公司面临着三重委托-代理、交易成本、软预算约束和国家所有权优势和劣势等问题,简单照搬私有跨国公司治理模式是难以胜任的,需要特殊的治理结构.(3)紧紧围绕国家所有权—股权治理,需要考虑其非商业化目标,从而增加国有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跨国公司的发展.只有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才能全面认识国有跨国公司的发展、演变及其未来趋势.因此,本文从国际商学角度为国有跨国公司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相应的新见解,力图使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更好地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

鉴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双重目标以及参照私营企业改革存在的局限性,所以必须正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理性逻辑,这是在国有企业双重目标冲突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除了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外,还应加强国家作为股东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这对于完善中国特色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助于破解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济效益低下与竞争力偏弱等难题,也是经长期不断探索后找到的有效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路径不依赖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在充满不确定性、市场制度不健全的经济大环境下并不能得到满足,导致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失灵、转换成本壁垒、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旧制度自我强化、现状偏差与禀赋效应、非正式制度约束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生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为减少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仅应完善竞争性市场制度,引导混合所有制发展,而且还应借助政府干预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效益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盲目推广与套用导致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选择不合理.预见成本、缔约成本与证实成本使得农业产业化契约具有显著的不完全性,由此引发的“敲竹杠”会造成专用性资产投资较多一方的投资激励扭曲,从而降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绩效.不同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对应不同的剩余权利配置,应通过组织模式的恰当选择使得进行较多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一方拥有更多剩余权利,从而实现剩余权利的合理配置,抑制“敲竹杠”,有效增强专用性资产投资激励,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绩效.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很容易造成路径依赖,难以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因此,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沉淀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分析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风险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需要考虑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转轨的适应性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下,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规则,以加强根本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管理,突破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新古典创新经济学是以创新者零交易成本和零认知成本这一严格而标准的假设为前提的,不存在真正或根本不确定性,至多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式风险,仅仅考虑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本,严重脱离了创新经济的现实条件,对创新行为的经济解释与预测能力十分有限.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创新经济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了正交易成本,但却依然忽略了认知成本.而行为经济学以正认知成本为前提,运用行为经济学直观推断和心理偏差方法来研究创新问题,对新古典理性选择创新模型的局限性给予了充分修正并进行了理论拓展.由此可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创新活动是不全面的,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制度和行为方面的政策建议,完善创新治理体系,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新引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立足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与历史定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断和认识,这一判识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战略目标,同时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

2017年9月16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7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暨“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召开.来自加拿大、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等近20家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本文从财税政策角度探讨企业投资优化问题,解释为什么需要财税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变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市场失灵条件下,财税政策是影响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不可忽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完全,物质和人力资源可以充分流动,所以很少看到固定资本或者沉淀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从财税政策角度探讨企业优化投资,一方面更加符合企业投资行为,将新古典投资理论作为特例,拓展了理论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运用资本使用者成本理论,为促进企业投资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关键在于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目的是减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程度,有助于企业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支柱,是发展绿色经济和倡导生态文明的重要主体.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有企业发展绿色经济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也是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生态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为研究国有企业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绿色经济面临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不合理、绿色发展内在动力不足、历史沉淀成本巨大等诸多障碍,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困难重重.为此,需要继续深化能源资源市场价格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绿色投资,引导国有企业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不断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发展.

基于金融市场结构视角,本文分析国有银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效率问题,以“囚徒困境”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国有与非国有金融之间的竞争策略,透视出它们之间合作与竞争机制的障碍所在.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更需要积极探索国有与非国有金融机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结构问题,寻找有效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秩序,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都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没有考虑专用性资产投资,所以企业没有竞争优势,只要依靠价格信号就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然而,专用性资产投资不仅导致生产要素无法充分流动,而且还造成企业的成本不对称和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或者效率租金提供一种理论框架。因此,本文基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借助不完全产品市场结构研究企业竞争优势,这并不意味着低效率。在此基础上,根据垄断租金和效率租金的来源,较为全面地认识国有企业效率及其分类改革问题,同时也为企业风险治理提供了指导原则。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加强专用性资产投资管理和风险治理,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企业所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来越强.专用性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模仿性,从而使企业拥有市场竞争优势,但人力资本专用性也会使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和更高的交易成本,也容易导致员工和企业为获取尽可能多的准租金而进行“敲竹杠”和欺诈,这种“双向机会主义”会引发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问题,不利于企业发展.为消除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应树立共享发展理念,积极实施员工持股,提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主体的持股比例,正确区分岗位所需人力资本的性质并“因岗定股”,优化员工持股的外部环境,从而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对促进发展动力转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承担着重要责任,企业间竞争的关键手段并不仅仅是价格,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创新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但是,国有企业创新面临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待打开的“黑箱”,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交易成本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创新面临的障碍问题,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垄断特质、沉淀成本等是导致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降低国有企业沉淀成本数量,是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现实选择.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战略目标.然而,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在现实推进中却困难重重,理论和实践表明沉淀成本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沉淀成本进行理论溯源和分类拓展,探寻经济性与制度性沉淀成本的不同构成,结论为:经济性沉淀成本对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路径形成制约,而制度性沉淀成本则型塑了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降低沉淀成本,完善混合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路径,一是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降低经济性沉淀成本,完善混合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加快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沉淀成本,构建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制度保障体系;三是打破利益结构,推进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四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研究政治过程,由于这种假设忽略了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因而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行为政治经济学则将行为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对政治活动的研究中,采用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偏好内生且易变等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偏差和政府失灵给予新的解释,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从而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前景.为此,本文首先剖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其次对当前行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最后对行为政治经济学进行简要的评论,并对其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