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or's Note:This article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On Key Symbols published by Anthropologist Sherry Ortner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5):1338-1346).Taking Sherry Ortner's theory of key symbols as a reference for comparison,it is of great practical,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symbol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symbol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 symbol theory based on Chinese national symbols.It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ymbol theory and Chinese symbol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Firstly,Sherry Ortner's contribution to symbol theory lies in clarify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symbols,and summarizing two corresponding functions,which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gnition of symbols.She pointed out that the first major breakdown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symbols is along a continuum whose two ends called"summarizing"vs."elaborating".She stressed that this is a continuum,and we should work with the ideal types at the two ends.Secondly,Sherry Ortner's research provides us with a new research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types of symbols,which provides an academic vision and theoretical paths to learn from and understand the key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In her opinion,elaborating symbols are valued mainly because they refer to those clear and unmistakable action patterns that help to live correctly in cultural groups.Thirdly,Sherry Ortner clearly clarifie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symbol types,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key symbols at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levels.She proposed that the symbol classification pattern has an unbalanced structure,in which the root metaphors may imply particular modes of,or at least a restricted set of possible modes of,action;and key scenarios presuppose certain orderly assumptions of thought.This helps us to grasp the"summarizing symbols"and"elaborating symbol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s and practices,and understand the key scenes of different cultures.(Lu Fangfang).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企业管理者并非都具备长远战略目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构建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管理者投资视域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显示: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底层技术嵌入的抑制作用在高竞争行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短视的管理者通过削减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投入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重视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强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积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企业自身战略定位,有序推进底层技术嵌入与技术实践应用.
鉴于产学研专利合作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之一,本文将合作项目视为潜在合作企业间为获取高校知识或技术的博弈均衡,并依据中国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专利合作的微观样本数据,分析了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建立离散博弈模型揭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博弈行为,并分析了高校与企业匹配合作对象的双向选择性偏好及其非对称性.研究发现,与高校合作的潜在合作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博弈竞争关系;"强强联合"是产学研专利合作的主流模式,潜在合作伙伴的科研实力是首要影响因素;社会距离、地理距离和认知距离对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申请专利均具有非对称效应.最后,为促进研发高质量产学研合作专利和增强科技发展政策的效能,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层面应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以提升全社会产学研合作意愿;在地方层面应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推动区域产学研合作;在企业层面可搭建开放创新平台,促进与科研院校的"强强联合".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票市场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以下简称"VC")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现象,VC在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以2009-2021 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年报文本分析视角研究VC对管理者短视主义的影响.研究发现,VC能够显著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这一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债务期限结构短的公司更大.通过机制检验发现,VC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竞争力进而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通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VC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表现为"长期价值增值"效应.基于研究结论,公司应完善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考核机制,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完善促进VC发展的政策机制.
"双碳"目标下,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对企业声誉的影响日渐显著.本文从信息传递视角出发,运用 2011-2021 年我国 4177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声誉.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向不同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的信号,在消费者和投资者中产生社会宣传效应,在政府部门中产生政府支持效应,在其他企业中产生治理示范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在各类市场主体中的形象和地位,并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企业应提升ESG治理水平,主动披露ESG指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差异化ESG战略;政府部门要加强企业践行ESG理念的监管;投资者和消费者应主动关注企业ESG指标,实现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的高度融合.
订阅是企业和用户之间保持长期业务关系,用户按期付费,企业持续向客户提供具有特定功能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近年来,订阅模式在制造业中快速发展和应用,成为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模式.订阅模式具有持续性的交易、所有权的重要性降低、为价值付费等特征.订阅模式之所以获得广泛的发展,是因为它能够为企业和用户双方创造更大的价值.制造企业从一次性销售的传统模式转向订阅模式,需要企业内部变革、弥补资金缺口、数字技术支撑、产品结构创新与商业生态重塑.在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剧、数字技术发展等多重力量推动下,订阅模式将在制造业获得更广泛的采用.推动订阅模式在制造业中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和加强试点示范推广,制造企业开发订阅服务、实施流程变革、加强市场开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旅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包括旅游活动、旅游消费以及旅游业等多个层面.长期以来,我们主要关注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缺乏从需求侧,也就是从旅游活动、旅游消费等方面的理解,而这些方面对于促进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旅游活动、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角度研究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建议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大众旅游发展、旅游消费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区域旅游均衡发展、旅游公共服务提升等促进人民共同富裕.
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引领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力资本升级视角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中部地区表现更明显.渠道识别显示:机器人应用会引致生产技术升级,通过催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力来促进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还发现: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产业链传导对制造业上下游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应当分流培养企业内高、低技能人才,合理规划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进程,提高工业机器人的产业链使用率和研发支持.
信息安全投资是保证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本文通过构建企业与攻击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攻击者定向攻击下的企业信息安全投资策略进行研究,分六种情形分析企业投资成本、安全投资效率、攻击者攻击成本和网络对外联接度等因素对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攻击者成本较低时,无论企业投资意愿是否强烈和采取何种投资策略,攻击者都会选择攻击策略,面对这种情形,企业需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在企业与攻击者都没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当企业投资意愿强烈时,攻击者往往选择不攻击策略,面对这种情形,企业可以适当降低投资成本,采取相对保守的安全投资策略;当攻击者定向攻击目标非常明确时,会导致企业采取不投资策略,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应随时做好数据备份和系统备份.
高端消费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升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表现.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人们对高端消费的需求,是坚定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着力点,是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国高端消费回流趋势明显,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日益分化.高端消费回流有其必然性,主要驱动因素是高端消费群体壮大、免税经济吸引力提高和境内外价差缩小等.当前,高端消费品牌不足和消费场景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端消费回流的进程.为此,需要从加强高端消费供给、完善免税经济政策、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缩小境内外高端消费品价差等方面发力.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改变传统的经济运作模式,加剧了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在此背景下,本文解析了数字经济驱动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的理论逻辑,探究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削弱要素流动壁垒,加剧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在数字经济驱动下,以中间品和外商投资为载体的资本要素大量流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通过贸易渠道跨境流动的技术要素,主要聚集于美国;通过移民渠道跨境流动的技术要素,主要集结于美国和德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冲击现行的经贸制度规则、削弱中国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诱致"中国制造"低端锁定.因此,中国应加快完善数字制度规则体系、加快国内要素禀赋优势升级、构建由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支撑的国家价值链体系.
随着数据愈发成为新时代重要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新动能,有必要对数据要素的现状、价值与未来进行研究.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贡献不断增长,数据要素政策布局不断细化深入,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其数据价值充分体现在赋能其他生产要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未来,在破解数据要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挖掘数据价值和释放数据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基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打造全国统一数据大市场以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畅通数据要素"双循环".
随着VR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应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VR领域,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并保持竞争优势成为每个VR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对VR企业的科技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全面薪酬(发展型收益、内心心理型收益和经济型收益)、工作投入及员工创新行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发现:发展型收益和内心心理型收益对科技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创新行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作投入在发展型收益和内心心理型收益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对创新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在对科技人员的管理实践中应遵循全面薪酬的理念,平衡发展型收益、内心心理型收益和经济型收益;根据员工的个性化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激励计划,重点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在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上满足其自我发展和被尊重的需要,以激发他们的工作投入和创新行为.
数字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壁垒形态,涉及领域广泛多样,对于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形成一定阻滞.本文利用2000-2021年贸易企业的产品维度与行业维度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判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壁垒降低可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且地区与企业存在异质性.数字贸易壁垒降低经由刺激技术迭代与纾解资金压力两大路径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另外,数字贸易壁垒降低既可经由产业下游协同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又可经由产业上游协同阻滞高行业集中率行业的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提升.据此,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制订差异化数字贸易壁垒应对方案;积极融入多边协定,切实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改革进程;激发技术创新效能,着力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
技术市场在健全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技术市场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技术市场发展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衰退期企业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细分样本发现:技术市场发展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突破式绿色技术创新和渐进式绿色技术创新、高科技行业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高的地区.因此,应继续推进全国性技术市场建设,提高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加强绿色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数字经济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可增强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与供给能力,夯实现代产业体系基础,赋能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借助SYS-GMM模型,基于 2010-2021 年我国 30 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就数字经济细分维度而言,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提升均能有效促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检验发现:产业政策、人力资本结构和技术水平对数字经济影响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税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应多措并举健全数字创新制度、增强产业政策可操作性、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期为促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高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垄断行业中作用更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治理能力和改善信息环境来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高.因此,国家应建立健全数字化发展的相关制度和平台;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改革,加强数字化技术与生产运营深度融合;企业还应增强城市数字化资源利用意识,主动利用地区数字化赋能绿色产出效率转化.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助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在实体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但商品供给结构和效率不适应消费需求升级的矛盾依然突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孕育发展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制造业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本文借助 2013-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我国 30 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升级水平,并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升级的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企业家精神引领作用、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和发挥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作用等对策建议.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参与主体,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员工收入分配的影响已然是时代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 2007-2021 年深沪A股上市企业样本,从薪酬结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降低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也降低了普通员工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在这种情形下数字化转型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导致激励薪酬的差距降低而保健薪酬的差距上升,且前者降低的幅度小于后者上升的幅度,进而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监督治理作用,对企业业绩型薪酬契约制度产生部分替代效应,而且证实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激励薪酬与保健薪酬的再平衡.研究结论为企业和政府从薪酬结构视角应对数字化转型加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提供了解决思路:一方面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监督治理作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关注薪酬结构下的薪酬差距成因,采取措施消弭内部薪酬不公平性.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提升碳福利绩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选取 2012-2021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碳福利绩效增长,在检验内生性以及稳健性后该结论仍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福利绩效提升;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可增强数字经济对碳福利绩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碳福利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中、西部地区较弱,东北地区最弱.为此,提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我国碳福利绩效提供借鉴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