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 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建设农业强国对于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以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但当前建设农业强国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与农产品供给保障、经营方式转型与小农户利益保护、竞争优势培育与配套体系构建、提质增效导向与支持政策完善之间的四大冲突性挑战.基于现实基础和发展需求,建设农业强国应当选择突出比较优势和特色发展、坚持以城带乡和以工促农、强化系统变革和制度优化、推进科技驱动和要素升级四大实现进路,并且实施坚守安全底线、补齐发展短板、发展先导产业、创新制度体系等重点任务.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乡村人口"上位流动"与"返乡流动"共同推进的"两难疑惑"备受关注并且引起学术争论,理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剖析争论的关键环节,也是改变"谈空心色变"政策窠臼的重要依据.依照对乡村人口疏化的认同程度,将前人立场划分为三种类型,并梳理其主要观点及分歧来源.然后从"产业规律-城乡社会-历史演化-政策调控-资源整合"五个视界对乡村人口疏化与乡村振兴对立统一关系的困惑展开思考,将人口疏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相反相成的"两难疑惑"置于乡村发展的产业要求、疏散特质、时代特征、逆向调节、要素重构之中进行解释和理解.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依托政府兜底式的封闭式环境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日益复杂的环境治理需求.消解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核心在于,一方面通过协商沟通、塑造共识、内外激励,构建主体信任、合作认同与集体行动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提升政社环境合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以党组织、制度、资源要素嵌入农村环境治理场域,为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提供行动基础、行动规范与行动条件.本文运用"政社合作-结构嵌入"的分析框架,基于D县H镇的环境治理案例考察认为,农村环境善治需构建政府有限引导、社会良性参与的环境合作治理格局,重构农村环境治理的嵌入结构,建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农业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既是履行带农富农责任的需要,也是实现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本文利用农业企业调研数据,运用面板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研究了合同、合作和股份三种利益联结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对其经营绩效和其他发展绩效影响显著.其中,股份联结对经营绩效提高和农产品品质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合同联结对经营绩效提高、农产品产量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合作联结对交易成本降低、农产品产量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研究认为,对合同联结方式要引导其通过纵向一体化管理和应用物联网、遥感等科技手段降低监督管理成本,为供应链稳定提供支持;对合作联结方式尤其是农业企业主导的合作联结要侧重补贴在降低农业企业经营风险和合作社组织生产成本方面;对股份联结方式要解决企业进入门槛过高和分工不深入的问题,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持续推进农地流转,从制度层面消弭资本进入壁垒,通过推动连片专业化,解决分工不深入问题.
农户旅游影响感知对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都江堰至四姑娘山扶贫轨道交通建设沿线生态走廊带重点镇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旅游影响感知评价及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旅游影响感知获益与成本是显著影响农户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键因素.农户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最为关注,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下降,而对社会文化感知成本高,其中女性群体和未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相对较低.本文认为通过增强农户环境感知获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并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感知获益,推动旅游经营参与度等措施可综合提升生态走廊带农户的旅游发展支持度.
自主治理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张力.立足于实践经验,本文尝试借鉴嵌入理论来分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如何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群自治,进而提出"嵌入式自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政府干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安徽省W区在河长制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小微水体治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解码国家"嵌入"与社群"自治"互动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在自治组织失能、治理规则缺失、社会资本流失的情况下,政府以目标嵌入矫正了基层组织目标偏差、以制度嵌入解决了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以资源嵌入提高了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从而激活了社群内部的应用规则、关键群体以及社会资本,撬动了其"自治"潜能.但"嵌入式自治"本质上受行政逻辑所主导,存在着行政替代自治的可能.本文拓展了自主治理理论,在实践层面为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经济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在影响机制上,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化水平,进而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化水平提高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过去各年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上,相比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方面的政策倾斜,对促进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3-2018年1240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Ⅳ-Probit模型,探究了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转入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选择存在经营规模临界值,仅当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农户才会提供服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入与经营规模仅在无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村庄、平原地形村庄对农户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进程中,应重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潜力,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继续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注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
居留意愿到落户意愿转化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住房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7)匹配285个地级市宏观房价数据,对房价收入比与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房价收入比上升降低了有居留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下结论仍成立.(2)房价收入比上升通过增加农民工本地买房困难感知、降低其社会活动参与和城市融入主观感受,进而降低其本地落户意愿.(3)房价收入比上升对新生代、高学历和本地无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抑制作用更大,对老一代和本地有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房价收入比对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为从完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角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证据支撑.
本文利用2019年安徽省粮食主产区859份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基层农技推广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制约因素及作用路径.本文研究发现:基层农技推广有助于种植户作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改进,使接受新技术的种植户产出水平接近期望生产可能性边界;基层农技推广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对社会资本水平高、土地经营规模大及所处生产区域土地细碎化程度低的种植户而言,基层农技推广的作用效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基层农技推广可以通过鼓励种植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技术专家下乡入户指导两条路径来间接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因此,应继续加大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扩大其效率提升效应;科学识别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丰富农业技术培训形式,提升农业技术人员 自身知识技能水平.
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基于价值网络和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以2021年农业农村部产业司在各地遴选的3家农业企业联农带农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全面呈现农业企业联农带农的实践过程,并系统分析出农业企业联农带农发展的实现途径.研究发现:农业企业联农带农的过程遵循"价值主张-价值共创-价值共赢"的行动路径,完善的价值网络是农业企业高效联农带农发展的基础.在此行动逻辑中,农业企业与农户基于禀赋资源互补达成共同的价值主张,结合组织模式优化与标准化经营推进价值创造,利用产业升级实现价值共赢,凭借农业价值链提升、供应链完善和产业链升级等多维路径,实现农业企业联农带农高效发展.
农地产权制度是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绩效的"核"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立农业强国的基石.本文从农地权利的要素配置效应、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三个方面对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论证,并进一步借助1993-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权利配置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正面看,农地权利配置能够同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对农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侧面看,不同农地权利时期,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绩效作用强度表现不同,大体随权利配置增强呈现出递增趋势;从要素禀赋看,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在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增强作用.据此,应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将重点聚焦于如何激活主体行为,关注农业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发挥农地权利对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和经营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严厉打击破坏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要素资源相对充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新增居住权这一物权种类,其法律实质为建筑物用益物权.因此,设立农村住宅居住权并不会引发农村住宅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变动,并且不会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专属性产生影响,具有理论正当性.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设立农村住宅居住权不再局限于解决农村特殊群体的实际居住需要,更在于将其作为一种财产利用工具或手段,为解决农村住宅买卖、合作建房、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住宅等提供新方案.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应从农村住宅确权登记、居住权合同当事人范围、权利义务安排、居住权登记设立以及农村住宅征收情形下居住权人利益保障等方面做出规定.
本文通过"个人-家庭-村域-社会-文化"关系城分析框架,从纵横两个方面梳理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形成,将1949～1962年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放置于其生活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展现了当代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生成的复杂路径和交错层级.文章认为由于关系域中核心系统及微系统的养老储备不足,中系统及外系统的养老支持匮乏,宏系统的养老导向力度脆弱,导致了内围系统的养老危机不断向外围系统溢出,而外围系统的支撑难以弥合困境,形成了当前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纵向的内生弱势累积和横向的外生压力叠加,并从远近双重目标尝试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优化策略,强调了村域系统在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关系域中的重要作用和解困优势.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引入动态能力理论分析基层组织(村党组织、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以产业兴旺为目标,从 产业选择到促进产业发展.研究发现:乡村产业发展存在特殊性,基层组织能力是主导因素;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依赖于农村基层组织动态能力的发挥,不同的基层组织主体动态能力比较优势不同,需要协商配合、协同发力;乡村产业呈现出差异化发展,除了因资源禀赋条件影响之外,还受到基层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赋能,重视农村基层组织之动态能力的发挥和培育,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宅基地资格权作为一种新创设的权利,学界对于其内涵意见纷呈,对于其权能内容也众说纷纭.虽然各地改革试点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资格权的认定、保障和退出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本文认为,宅基地资格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至少应包含身份、收益和管理三大权能.为促进资格权的实现,建议明确资格权认定立法和认定标准,设立特殊资格权以满足"新村民"需要;显化资格权表现形式,建立资格权"确权颁证"制度;探索宅基地跨区域调配、分配延期补偿等多元路径以保障资格权内涵的居住权益;加强所有权对资格权的规范,促进宅基地规范流转;探寻资格权多元退出路径,设立资格权退出反悔机制,构建资格权退出风险防范机制.
民为国基,粮为民命.促进数字经济和农业融合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提升粮食安全能力;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存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为门槛时,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下游地区、粮食主产区和城市群,数字经济对提高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在其他地区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要把握科技变革的机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