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view of the more than 100 years of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hows that huitong between them can be roughly summarized into five forms: homogeneous huitong, complementary huitong, interpretive huitong, carrier huitong, and practical huitong. Homogeneous huitong refers to huito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regarding content that features “homogeneity.” Complementary huitong refers to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chieving huitong by mutually compensating for each other’s shortcomings. Interpretive huitong refers to realizing huitong of compatible ideological elements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 interpretation. Carrier huitong refers to huitong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carriers (subject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Practical huitong refers to huitong achieved through the guidance and summary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y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five forms of huitong each have their own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indicating that huito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s manifested in diversity in form, profundity in content, concern in thought, and innovation in theory.

《易》云"生生之谓易",而乾坤乃"易"所以然者.乾之性为健,坤之性为顺,故健、顺之德乃生生所本有.从而,内在于生生的健之性、顺之性势必影响生生.基于对儒家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出,生生中的健、顺关系主要表现为主辅、互补和互渗三种形式,健、顺正是通过此三种形式展开对生生的影响和作用,促使生生顺利、完善和成功.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在深邃广袤的儒家思想世界,徘徊着一个幽灵,这个幽灵"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它根自儒家思想的底部,贯通儒家思想的所有,这个幽灵就是"生生"."生生"不仅具有传统本体之属性,而且拥有其独特的品质,从而"荣升"为儒家思想的"新本体".作为儒家思想新本体的"生生",不仅是维系儒家思想体系的枢纽,而且是激活儒家思想生命的源泉;不仅是认识儒家思想本色的钥匙,亦是实践儒家思想价值的途径;不仅是更新发展儒家思想的定力,而且是展示、焕发儒学精神的道场.因此,"生生"之为本体,或许能为困顿中的儒家思想注入新的活力,使儒家思想与任何时代的生命实现无缝隙融合,既生生自我,亦生生人类,如是不已.

阳明心学的主要势力之一,就是江右王学;江右王学的核心代表,就是邹守益.邹守益在学术梯队建设、建造书院、刊刻语录、传播心学等方面,对阳明心学做了杰出贡献.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王阳明与邹守益无话不谈,将自己的心思与学术主张经常与邹守益分享,并敦促邹守益讲学必须坚守"致良知"路线,从而进一步表明邹守益之于阳明心学的重要地位.邹守益这个案例亦提示我们地域性传播和发展对扩大阳明心学的影响具有特殊且重大意义.

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相较于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不仅是其他认知范式展开的基础,而且能够完善其他认知范式的理解;不仅可以调整其他认知范式的解释方向,而且能够纠正其他认知范式的错误;从而显示出自己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的特殊且重要的地位.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主张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回到"自我文化系统",从而决定着解释坐标、解释义理、解释话语、解释价值的本我性,并由此隐含了对建立本我学术立场的启示.

"心即理"是王阳明对主体与善体关系的深刻觉悟,这种觉悟一方面表现为将"心""理"的复杂关系以结构形态多向度地加以呈现,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具有善性的主体(心)之力量的全面开发,认为只有"心"才能真正疏通"心""理"的关系而实现"心即理".在"心纯乎理"的过程中,"心"通过各种工夫清除私欲的遮蔽,重新与"理"融为一体.因此,"心即理"的过程,本质上是人超越自我回归本我的过程.但这种超越与回归的实现,全靠"心"的主宰和运行.此即"心即理"的奥义.

正统儒家有着强烈的"道德中心主义"特质,其将道德视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正统儒家道德哲学的构建又多以人性论为基础,形成了关于性之善恶、先天后天、理气、性情、未发已发等层面的思考和论述.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自然地将人性论同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理论等同起来,完全在道德哲学的视域内去研究儒家的人性论思想.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是为了解决"知行二分",其欲解决的"知行二分"凡有五种:"外心求理"之"知行二分"、"沉湎经书"之"知行二分"、"言行不一"之"知行二分"、"轻忽念头"之"知行二分"、"冥行虚知"之"知行二分".如此,王阳明"知行合一"便表现为五大旨趣.五大旨趣的生成正将"知行合一"推向"本体",而作为本体的"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处理"知行关系"的根本原则,并由此显示其丰富的理论意蕴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阳明心学能否从心理学角度展开研究?学界向来十分谨慎.不过检索相关文献发现,王阳明心学的心理学性质、内容、特点与价值还是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密切关注,并推出了系列令人爽心悦目的 成果!以往成果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阳明心学中隐含的心理学理论内容进行了发掘和分析;二是揭示了阳明心学(概念或命题)的心理学性质;三是较为深入地发掘、研究了阳明心学中的心理治疗方法;四是对阳明心学的心理学教育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发掘和评论.这些成果不仅为阳明心学心理学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内容、研究路径、研究旨趣上都表现出对当下阳明心学研究的极大启示性.

依儒家生生理念,差异、新旧、对抗等矛盾关系都是基于构成生命的内部元素的互动分化而成,由于这种互动分化导致了协和差异、新旧、对抗等矛盾关系之"和正"理念的丧失,从而转变为致害生命的差异关系、新旧关系、对抗关系.因此,寻找导致"和正"理念丧失的原因以使"和正"理念重新融入生命系统,便成为实现差异、新旧、对抗等关系由恶性转为良性的契机."和存"差异、"和顺"新旧、"和解"对抗,便是使"和正"理念融入生命系统从而实现"和生"的有效方式.殆无疑义的是,儒家生生理念所蕴含的化解矛盾的智慧,对当今世界充满敌意且极度混乱的族群关系的协调有着独特的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求真务实、大公无私、乐善好施、团结一心、生命至上等都属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中的重要元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些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并发挥了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激励斗志等积极作用,从而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民族精神必将继续展示其魅力并发扬光大.

"心即理"是由具有觉知、主宰能力的"心"与综合所有善德的"理"组合而成的至善本体,此至善本体可直接展示为"万善之源""自善自信""心定善恶""圣凡之鉴""收礼归心""实有其事"等六个面相,从而成为一种滋润万类、善化四方的道德本体;而构成道德本体的六个面相,无不含有"'心'努力成为'纯乎天理之心'的心理活动",从而表明"心即理"绝不是一种专制性、固化的本体,而是民主性、动态的本体,蕴含了复杂的心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合德性与理性于一体的心理构造.也许,此乃理解"心即理"之为阳明心学基石值得期待之视角.

王阳明为何传承陆象山"心即理"命题?又如何对此命题进行"论证"?以往的讨论虽然有所关注,但大多语焉未详.根据考察与分析,王阳明之所以传承并信奉"心即理",约有三大起因:置疑朱子"格物"之学,源于动机与结果何者为判定是非根据之困惑,默认孟子、象山一系学问之旨趣.而王阳明对"心即理"的论证,大致不外乎唯心论、价值论、宇宙论、德性论四个向度.王阳明认为,具体物事稍纵即逝,因而若使"理"免于消失之风险,必须寄付于恒久不失的"心";事象价值的显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心"在不在场,"心"若不在场,事象即无意义,因而事象不离于"心",故"理"在"心";宇宙万物进化的顶点是人心,"心"是宇宙的精华,宇宙万物皆摄于"心";人之于先天的善务必自信自觉,自信善体才能发用流行,才能确立是非善恶标准,而自信善体,便是"心纯乎理".可见,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论证,既具逻辑上的严密性,亦有体系上的自洽性,从而为其心学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元素聚合之果,这些元素至少包括接引弟子、刻印语录、修葺书院、处理事务、协调分歧、抵御毁谤、心灵陪伴、分化一方等.此八种元素各以其特殊功能为阳明心学输送有益血液,成为阳明心学成长的基础;而且,它们相互贯通、相互支援,从而构成以阳明心学为核心,对内可以激活自身、对外可以抵御威胁的学术共同体.这提示我们,作为人文理念的阳明心学乃是由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元素综合、转化、升华而来.由此,我们不仅能把握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真实脉络,而且能获得分析和评论阳明心学之形成的可靠数据,从而确立对阳明心学的理性认知.

作为王阳明的知己和道友,席书为王阳明心学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就目前阳明学的研究成果看,似乎少专文涉及.纵观席书与王阳明交往的历史,席书对阳明心学的贡献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视王阳明被谪为"因言遭谪"的政治迫害,从而使阳明在政治上倍感温暖;邀请阳明讲学文明书院,为阳明心学在贵阳地区的生根创造了条件;支持阳明的学术主张,撰《鸣冤录》,为阳明心学摇旗呐喊;欣赏阳明的德才,积极向朝廷举荐,使王阳明在精神上深受鼓舞.席书的这些贡献,不仅是对王阳明精神困顿的缓解,不仅是对阳明心学障碍的驱除,更是对阳明人格的肯定.所谓"德不孤,必有邻",王阳明亦因此对自己的学问方向和政治立场愈加自信.席书亦因此成为王阳明心学脉络中的重要一员,是阳明心学的虔诚拥趸者.

面对由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中探索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和思想资源是应然之义.儒学在千百年的存亡接续过程中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危机意识是扎根其中的重要理路,理性应对危机是儒学文脉传承的法宝.“武文兼资,仁义并行”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是把治疫与治心、治世相结合,协同施策,综合治理的成功典范.而作为一种思想选择,儒学智慧中关于幽与明,变化与知几,忧患与谦敬,通达与和谐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阐释,可以成为理解当下生活世界的源头活水,给人们以更深刻的启示.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是个医学问题,也关涉到社会治理应变、政治秩序构建等问题.传统儒家的“生活政治”范式,将日常生活纳入社会政治领域予以思考,强调“存之所慎:齐、战、疾”,防患于未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来临之时,所要审思的不只是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应认真检视传统儒学文化现象及其行为方式.这是儒学,也是儒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即使用传统智慧化解危机存在着种种局限,在灾害过去之后可能出现三个“依然如故”(传统思想、自然灾难、精明人类).但是,如果人们能够身体力行,树立抑制灾害的自觉意识,发展经济以保障人的生计,提升科技水平以减低污染程度,建立机制以规范人的行为,做到天、地、人各尽其性、各担其职、各守其分,那么,我们依然能与生机盎然的宇宙共享其胜!

朱熹理学中有无禅宗元素?朱熹对禅宗的理解或许是一个能让我们有所收获的视角.朱熹对禅宗语言、义理、伦理和工夫都进行过理解,但其基调是批评的、否定的,而且存在误读现象.对于被批评、被否定、被误读的禅宗而言,想进入朱熹理学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但由于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亦由于禅宗有满足朱熹理学所需之内容,因而又选择性地吸收了禅宗的元素.因此,禅宗与朱熹理学关系便呈现为“离合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禅宗语言方式的批评、对禅宗义理走向的预测、对禅宗伦理失范的忧虑、对禅宗工夫走偏的警示等,不仅对佛教,而且对儒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特殊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