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位于南方农牧交错区的滇西北一个普米族村落近百年间生计模式的演变进行长程观察,可以发现,在继承与发展中,迪姑普米族人以生计模式的转变为基础,逐步实现了从游牧族群向定居农业族群的转变.合理地分配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时间安排、协调各种生计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是迪姑普米族人在生计模式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历史经验.重要的是,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的百年变迁史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由此引发了关于回归传统与走向未来的诸多思考.普米族人形成的历史经验启示,如何实现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发挥现代优势,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晚商以前,经过驯化的家马开始被零星引入中国北方地区.但环境的制约和家马利用方式的欠缺,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先民与马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从晚商时期开始,环境转变与家马“服劳”功能的开发,使家马的本土化历程迅速展开.在中原地区,家马成为拉车的役畜,拓展了旱作农业的内涵,促进了农耕民族的发展;在北方地带,家马成为骑乘的对象,为游牧业和游牧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两种不同的家马本土化路径,都经历了风土适应、技术改造和文化接纳三个环节,同时衍生出北方地带和中原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演变趋向,或是造成中国晚商西周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最初动因之一.

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性组合.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业模式等诸多方面出现的变化揭示出这一时期农业发生的条件已然具备.粟、黍、猪等构成旱作农业类型的农业对象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诸多遗址的相伴出现表明一种农业结构性组合的雏形开始产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以来是旱作农业类型最终形成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类型的逐步趋同;农业生产在人类生业模式中逐渐成为主体;农业结构性组合的逐渐完善;种植制度和饲养策略的理性发展;诸农业对象生产方式的相互兼容;种植业和养畜业构成对象的多元化等.旱作农业类型在北方地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值得进一步深思与讨论.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闻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农业、新石器、定居、陶器是农业时期古人类行为及其实现途径的基本文化要素,四者构成的生产生活体系使人类获取食物和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早期文明起源的文化基础.对这一生产生活体系在前农业时代的原初形态进行追溯,可以看到从渔猎采集到农业生产、从迁徙到定居生活、从火石工具到新石器、陶器工具转变的内在逻辑.而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特征和在自然界中的弱质性地位是这一转变得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之一.“善假于物”的人类生存智慧是古人类文明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初文明因素,也是造成“人猿相揖别”的重要契机.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色之一.陶唐氏部落从东方迁入晋南后,实现了东方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之间的初步整合,基本形成了大体齐备的礼乐制度原型,也标志着晋南地区跨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代.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农耕文明的优势充分彰显.其泽被范围,逐渐突破了中国大陆,向着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蔓延.为逃避战乱与暴政而举家迁徙的中国农业移民,带着本土的农业文明因子,在日本列岛上上演了一部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社会变革的海外版余波,并与当地的原住居民一道,开启了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弥生时代,对此后的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宋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由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双重结构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贷体系。该体系内各组成部分自发地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以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支农惠农范围和较强的支农惠农力度。虽然两宋农贷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基于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时期的农贷体系依然为两宋农业社会的长久维持和稳定运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唐虞早夏时期是中华民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晋西南地区先民的饮食结构、食物种类、烹饪工具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稻米从无到有,食用比例逐渐增加;陶鬲逐渐取代釜灶成为主要炊具.整体而言,高度发达的酒文化与盐的使用,也为这一地区在唐虞早夏时期的饮食文化增添了不少色彩.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地农业的长足发展.

环境史作为一个学科于20世纪60年代率先在美国产生,并迅速地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历史学的宠儿。之后,大约在90年代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环境史的热潮。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与来自海外的舶来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关于环境史的研究走向。然而,综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环境史的研究过程中,努力构建一种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模式,会成为也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