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factors b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clearing out zombie enterprises through economic oper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the designated scale and the marketization index data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China,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vel on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w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uce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enterprises,which remains robust after variable measures and sample durations are changed,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re used.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vel on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enterprise is heteroge-neous among the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s and scales.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low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enterprises by intensifying the"capital mismatch"mechanism.And this influence mechanism is more obvious in all state-owned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While the root cause for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enterprise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vel,it is suggested to clear out zombie enterprises through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factors.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
与一般性投资相比,企业智能化投资往往面临更高风险.以我国省级机器人进口数量作为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代理变量,利用不确定性增长期权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显著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创新环境更优越(财政科技支出更高、专利申请授权数更多、发明型专利占比更高)、产业结构中汽车和计算机产出占比更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更低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替换主要变量、考虑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转换成本降低,增长期权价值提高,企业投资工业机器人的动机增强.因此,智能化投资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更有利于企业增加智能化投资.
人民银行定期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立场的重要信息.基于中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国债市场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前五日窗口期内的市场响应.结果表明,国债市场存在对货币政策公告的预响应现象,国债收益率的期限溢价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前的窗口期内显著提高.随着国债收益率期限的延长,国债市场预响应的显著性逐渐减弱,说明该现象在中短期的国债收益率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区分《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立场倾向后,本文发现当政策立场为宽松(紧缩)时,国债市场的预响应表现为更低(更高)的期限溢价.本文为完善中央银行沟通制度、增强人民银行对市场预期管理能力提供参考.
提高地区金融效率、完善资本要素配置是出清僵尸企业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宏观金融数据,分析地区金融效率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效率低下是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诱因,提升金融效率可以显著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同时,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产权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区金融效率低下主要通过加剧不合理的金融资源占用和政府补贴促进僵尸企业形成.
利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文本分析数据,本研究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角度讨论了商业银行能否反应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变化.结果发现,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报告中的货币政策立场宽松程度显著正相关.在宽松货币政策立场时,随着政策文本相似度上升,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幅度会进一步上升.此外,报告中与货币相关的内容更受银行关注.这些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能较好地反应央行沟通传递出的政策信号.本研究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为中国央行沟通预期管理效应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文章主要讨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宏观经济高维数据,利用动态因子模型计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以修正Jones模型计算盈余管理指标,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呈线性正相关,即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会增加,而且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是如此.以真实盈余管理和非经常性损益替换盈余管理指标来检验稳健性,其结果也是稳健的,进一步证实了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经济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通过大维宏观经济数据和动态因子模型可以计算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并利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可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标转化为公司经济不确定性.利用1998-2016年59个中国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公司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公司的投资会显著降低,而且对非国有公司、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公司更是如此.相关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金融摩擦导致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这些结论为理解公司投资策略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理解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高维宏观经济数据,本文度量了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并使用TVP-SV-FAVAR模型讨论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逆周期的特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效应.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短期抑制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和投资增加,而在长期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我国经济在遭受不确定性冲击之后表现出短期受损而长期向好的特征,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的韧性越来越强.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效应在短期符合实物期权理论以及风险补偿理论的预测,而在长期符合增长期权理论的预测.因此,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在平滑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创新活动,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基于2009~2015年季度数据,以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造了以市值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讨论媒体关注与股票价格相对收益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媒体关注与股票相对收益随公司市值变化呈现U型关系:媒体关注对于小市值区间的公司,股票相对收益呈负相关;对于中等市值区间的公司,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而对于高市值区间的公司,正相关性逐渐增强.这说明小市值公司受“过度关注弱势”影响较大,而随着市值增加,“注意力驱动”则主导了媒体关注对股票相对收益的关系.因此,对于小市值上市公司,应加强公司的信息质量管理,对于大市值上市公司,应加强公司媒体宣传,提升公司知名度.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继续依赖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普遍质疑.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应一概而论.本文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率较低时,投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当投资率超过一定边界,继续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再显著.
本文以中国开放式基金为样本,讨论了运营费和申购赎回费对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影响.本文发现的两种类型的基金费用对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影响的结论明显不同于已有文献.资金流入和流出均与运营费和申购赎回费负相关,特别是资金净流入与申购赎回费负相关,与运营费呈正相关,而运营费对基金业绩有较大负面影响.中国大陆投资者对待运营费既不像美国投资者那样"漠视",也不像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那样"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运营费反应敏感,而个人投资者对申购赎回费反应敏感.市场竞争和投资者的特征可以为本文的结论提供解释.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用脚投票"机制尚未在我国基金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和投资者对基金业绩变动不敏感.
通过共同代理模型,从“咨询诱导”和“市场开发”视角出发,分析渠道营销对资金流动的影响机制,并针对2009-2014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样本进行检验,我们发现,渠道营销与资金净流入正相关,而与基金业绩负相关.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小基金的管理者更偏好渠道营销.渠道商对投资者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其有动机诱导投资者选择对渠道商而不是对投资者最有利的基金产品,这可能是中国基金业普遍存在“重营销、轻投资”现象的原因之一.
以2006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上证A股市场实施定向增发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所有权性质公司定向增发的短期公告效应和长期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的平均超额收益率、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都不及非国有上市公司,而且时间越长,这种差别越大.在政策层面则可积极支持定向增发,继续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约束民营企业高管恶意高位套现.
由于金融消费者金融能力有限、自身认知和行为偏差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专业金融咨询机构有助于金融消费者提高金融决策的质量.但金融咨询业现有的盈利模式、金融消费者对利益冲突所持的谨慎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误导性销售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咨询机构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因此,需要监管当局采取措施,改善金融咨询机构的现有盈利模式、强化金融咨询机构佣金收入信息披露、调整佣金结构、优化金融合约条款设计等,以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
本文以湖北省为例,着重从银行供给体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设计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约束的具体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优化政策环境、加大风险补偿、加强监管引导、完善合作社内控、改进银行信贷供给以及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等政策建议。
文章利用Matlab软件,运用分段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实施长短期交替的数据测试,观测了不同时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与同层次货币供应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周期性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与不同周期阶段M0、M1、M2比重变化有关,且呈现影响程度次序涨落的特点.
武汉金融行业在新金融机构、新金融市场、新组织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些新业态,应充分利用武汉经济发展、传统金融机构、科技与人才、区位特点、自然条件及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以股权投资基金、产权交易所、金融服务外包中心为突破口,在金融业开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土地制度、财税政策和人才政策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武汉新金融业态进一步发展。
<正>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是国家推进银行业转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尝试。笔者近期对武汉东湖科技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调查发现,各方推进科技金融服务的积极性较高,在制度、机制建设等方面也采取了
目前,国际上的政策讨论、研究文献以及重要的经济会议都开始强调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金融监管问题,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理念也开始由微观审慎监管向在整体框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演进,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的分析等。本文将提供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综述,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来确定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