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俄罗斯西北部的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便与俄罗斯有很深的积怨.20世纪初期,尤其是三国相继加入苏联以后,其境内的东正教教会在领属问题上多次变更,在莫斯科牧首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两者之间徘徊.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的矛盾加剧,波罗的海三国的东正教领属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波罗的海地区的东正教会领属问题与地区间政治博弈有关,也是苏联时期大批俄罗斯移民在解体后遗留的问题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诗人、评论家的霍达谢维奇与阿达莫维奇持续了10年的论战,成为巴黎俄侨诗歌界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两位评论家论战的主要内容包括侨民诗歌的评价标准、俄罗斯传统诗歌的继承、年轻一代侨民诗人的写作启蒙等,其中,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样式和以"巴黎音调"为代表的新诗歌风貌成为论辩最主要的焦点.从本质上看,"十年论战"反映了俄罗斯侨民诗人普遍存在的创作焦虑和在身份认同上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总体文化危机.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学展示了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视角,对于理解深圳发展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催生的移民城市深圳,在改革家引领和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由于社会分层被打破,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得以融合,更好地实现智力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高效的社会网络被建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配以政府"创新诱导型"政策措施,深圳在国家财政投入不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高端创新人才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理解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是深圳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网络软暴力是软暴力的网络化表现形式.网络软暴力犯罪是以网络软暴力手段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以雇佣"网络水军"的方式非法操纵、控制网络言论,来威胁、滋扰被害者,从而强迫被害者屈服,严重地破坏了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治安.打击网络软暴力犯罪,要利用网络预警技术主动发现可疑线索,及时干预;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全面获取犯罪证据,彻底摧毁犯罪组织;还要完善相应的网络监管制度,净化网络环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新自由主义观念已经破产,但既成体系并未消亡,利益格局仍在延续,在新的思想获得主导地位之前,新自由主义进入“超卖”期;美国的垄断资本演化出更高级的形式,它们进一步与美国政权结合,不仅垄断资源和市场,还试图垄断创新,抑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谋求长期超额利润.这表明美国经济已步入了后自由市场阶段.“超卖”引发的是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连锁反应,部分发达国家还通过重构自由贸易协定、强化金融优势地位来推进超级新自由主义.然而,这不但无法让全球经济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反而会分割国际市场,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为修复当前的系统失衡,美国推出了“美国优先”的行动纲领,其经济意义是通过政府之手扭曲市场,利用贸易保护推行过时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会对现有的国际生产体系产生一定影响,加深经贸冲突,但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无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正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全球贸易冲突的日益严峻,学术界对保护主义的讨论热度大增,绝大多数学者对保护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就如何认识保护主义的本质以及应对思路上存在较大分歧.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推荐的保护政策只是针对幼稚产业,而当今美国政府发动的保护主义则把美国具有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作为着力点,这些明显的差异被西方经济学忽视了.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理解保护主义,就无法深刻理解保护主义的前世今生,也就给不出合适的对策,甚至会引起误判.保护主义是通过各种破坏手段阻碍正常的经济合作,西方经济学通常反对保护主义并捍卫自由主义,但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自由主义的不稳定性造成了二者之间钟摆式的轮换;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隐性和显性的两个版本,当然两者也都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了2001-2014年中国总体及29个省份的产能利用率,并利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的产能利用率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考察期内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2.9％,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考察期内产能利用率均值则分别为76.9％和64.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外出口以及技术创新活动均可以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以及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则不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加剧了产能过剩.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不是简单地做大经济规模,而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实现湾区发展动力转换,全面提升粤港澳湾区的全球创新竞争力.实现这一目标要重点打破湾区内部城市间的行政樊篱,推动城市间的分工协同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补科学研究创新的短板,巩固创新的基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应整体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形成以创新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践看,处于赶超阶段的新兴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引领俄罗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经济学并非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而是参照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结合俄罗斯国情、体现着普京的鲜明色彩与个人抱负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本文通过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重大政治经济举措,包括对寡头的改造、再国有化、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等政策实践,系统阐释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缘于中国在渐进导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即农村人口收入较低、资本存量较低和本土市场空间狭小,对应了城市与现代部门收入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国际市场广阔,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势能,实现了超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国内改革的重点,与外向型“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内涵,体现党的政策的连贯性和发展性.通过对比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但与之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存在较大差异,先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奖励先行者,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有利于创新者,让优秀的企业家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快速发展,优先获得优质资源和发展空间.供给侧改革不是对现有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进行扩大性改革,而是在既有政治经济框架下对改革的精细化和深入化,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重要改革举措,充分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才能释放改革红利.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SEA)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及15个细分行业2001-2014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促进了产能利用率的提高,缓解了产能过剩.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生产效率和出口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主要渠道.研发活动同样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而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重复投资、为解决就业压力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国有企业比重过大以及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则不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加剧了产能过剩.

长安与洛阳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最早期城市群的核心,构成从西北向东南的双子星格局,并在千余年时间一直作为国土开发的超级城市轴线引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传统生产方式与人口增长造成的大规模生态破坏,致使传统的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带比较生产率不断下降,最终长安与洛阳双双退出了全国性核心城市行列,辉煌的长安-洛阳城市轴线的首要地位也随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京杭、京沪的南北轴线.回顾长安-洛阳古代城市轴线衰落的历史,有助于分析目前京津冀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也助于理解以雄安建设为标志的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Sensible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current tools widely us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rket mechanism improves linear growth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more efficiently promote the leaping growth, facilitating to achieve first-mover advantage,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ominat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world market, without appropriat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rket protection,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economic independence. How to learn the experience and untold knowledge own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next focu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通过回顾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结构性背景,并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梳理食品安全的文献并进一步评析不同范式,本文得出国外社会科学文献对研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应用性和理论性启示:如果不将食品安全研究置于转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整体关系中去剖析深层关系,单单要求严格执行食品标准或者学习"先进"的国际标准的政策建议将过于片面.如何将食品安全问题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合并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呢?标准述行性研究为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

转基因农业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争议和社会运动,涉及知识产权、民间社会、农村环境和小农、公司控制以及世界粮食体系等方面,国外社会科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大体上,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层面.政治经济层面的研究重点是转基因作物成为全球农业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并加强了对原有体系的不平等关系的讨论;社会层面的讨论集中在对转基因风险治理,科学知识、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运动对在农业中应用转基因的影响;在文化层面,各国对转基因存在的风险持有的不同态度与伦理关系和文化差异密不可分.转基因问题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科技在全球化时代被多方利益复杂性建构的必然,与此同时,转基因无论受哪个领域的话语影响又将直接影响利益分配和世界格局.本文不是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而是对国外社会科学在转基因领域研究的梳理和评析.

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在国土资源保护、房地产市场调控、法院诉讼、住房保障、户籍和个人信用管理、保障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查询量与日俱增,查询需求日趋多样.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不动产(房屋、土地)登记档案已突破1100万卷,查询量年均达30余万卷人次,并与市级公检法系统、税务、银行等部门实现了共享查询.

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显然没有像指导发达国家那样成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依靠外部注入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未能培育出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民企业体系和成熟的本土资本市场,其经济体构造先天性存在缺陷,进而使其国民经济循环存在三种经济漏出,即国际漏出、政府漏出和寡头(分利集团)漏出,而无论是外部注入和还是内部注入的作用都被这三种经济漏出抵消了,并导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提供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失效.堵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循环漏洞的关键是培育健康的国民企业和建设维护本土资本市场,进而构造健全的经济体.从长远角度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调发展,流体力学和国民经济循环的“注入-漏出”机制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城市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问题,主要解决方案是扩大城市道路,控制车辆数量,优化城市规划等,但这些措施受制于空间、成本和工期等,限制了人们出行.从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提升制度质量的方式来缓解城市拥堵具有较大潜力.从国际比较的现实看,城市拥堵未必都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如果交通体系的制度质量不高,也可能造成遵守交规造成拥堵.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了造成国内典型十字交叉路口效率低下的原因,提出改善的建议.

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及欧亚联盟,美国欧亚战略的目标是继续充当领导者.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借乌克兰危机,美国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美国需要俄罗斯作为欧洲的威胁而存在,不允许俄罗斯将乌克兰纳入欧亚联盟,一个不能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最符合美国利益.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经历冷战之后未曾有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