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产悬疑市场日趋饱和的发展态势中,"东南亚"类型电影凭借"异域""悬疑+"等特征突破重围,日渐发展为成熟完备的悬疑类型.作为场景建构的重要依托,"东南亚"异域景观在色彩和光影的碰撞及与悬疑文本的交互中成为令观众沉浸其中的不二法门."悬疑+"的叙事手法构成多元化类型表达,悬疑与现实主义、喜剧及女性主义的交汇融合形成类型叠加的叙事新变.另外,朴素情感认同与逻辑合理化强调对道德正义的追问与反思,使作品得以在异域空间中实现逻辑自洽.

随着游戏与影视的媒介融合发展,交互技术已逐渐改变了影视的发展方向,诞生了以受众参与为中心的互动影视,从而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创作路径.在影游融合视角下来考察互动影视不难发现,其所独有的个人自由选择及虚拟空间的沉浸游猎特点无疑为影视行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概而言之,互动影视凭借去中心化的超文本性、基于游戏根源所产生的沉浸性及超越虚拟和现实的时空特性等主要叙事特征,完成了拼贴结构与游猎时空的复杂书写,使受众获得进阶式的游戏冲动及自我满足.

在新媒介传播场域中,由传播媒介的转换而带来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接受心理等方面的剧变使得当下文艺的生产与接受伴随着传播逻辑和传播方式的更迭而不断涌现新现象和新问题.基于此,当下文艺价值系统也在新媒介环境中被重构为价值内涵不断丰富、主导观念发生转换的新型价值体系.当下文艺的技术价值和社交价值进入研究范畴并得到高度重视,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得以正名且成为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参考,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巩固自己重要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在时代语境中阐发出新的理论内涵.

新主流电影作为超越"三分法"的电影新形式,已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在口碑和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新主流电影将主流文化价值观、 审美观与市场化运作、 工业生产模式有机融合,实现了在政治性、 艺术性与商业性上的高度统一.此外,其不仅以视觉奇观吸引观众眼球、以极具观赏性与娱乐性的影像画面迎合观众喜好,同时还遵循市场化原则,通过单元式叙事模式探索了具有中国电影特色的工业化制作模式.

伴随着传播场景的多元化、移动设备的智能化和传播手段的数字化带给受众前所未有的体验,再媒介化已经成为当下新媒介系统中内容创作的重要理念,其不仅在新媒介发展早期迅速网罗大量内容资源充盈这一新传播系统,也奠定了当下新媒介内容创作的重要法则.因此,我们既要深入研究内容再媒介化的生产逻辑,又要着重审视其在内容创作上的巨大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再媒介化所带来的内容低级化走向、著作权归属等诸多问题,在监管与引导的基础上促使再媒介化内容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之间所呈现出的"网络间性"现象为当代文艺生产与传播范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维度和探索空间.尽管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核心仍然是互联网,但其并非只是互联网的升级版本,二者传播技术的差异也造成了各自不同的媒介文化和传播属性.在这种网络间性的对比中,依托于二者进行创作和传播的包括文学、影视、音乐、绘画等在内诸多文艺形态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在为受众提供更多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使得同一作品或者"IP"在不同网络媒介中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它们共同推动着当代文艺的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拓展.

中国电影学派与包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新德国电影等在内的对世界电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公认的各大电影流派不同,其理论构建从设想之初便处于媒介环境变动不居、媒介思想激烈创新、媒介本质由工具属性走向本体属性的复杂媒介场域之中,关于电影艺术的观点和理论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嬗变.中国电影学派进入理论奠基和快速完善的时期,也正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构建而成的新媒介着实实现了大发展的时代,时至今日仍然不断演变出令人震惊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并在深层次上时刻影响着当代电影的生产和传播.新媒介不仅成为了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基本条件,而且成为了中国电影学派话语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驱动力,并对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了实质性的媒介拓展.近年来,中国电影学派的源流关系研究、中国电影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研究、中国电影学派的创建者的谱系研究、年度中国电影创作分类型研究等方面都已陆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中国电影学派和新媒介场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却还处于基础阶段.中国电影学派在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仅要学会如何与新媒介进行和谐共处,还应在新媒介传播理念的引导下展现更加包容的胸怀,从而为中国电影在艺术、产业和思想上不断拓展提供出更有益的理论指导,拿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影响之下,以读者为重点的研究迅速成为当前文艺研究的主要阵地,读者这一要素以及与其必然有诸多关联的文学传播也成为解读文艺文本的重要切口.就当前文艺传播的现状来看,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及其衍生艺术形式都已被纳入新媒介传播体系,新媒介的传播规则也被深刻嵌入文学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之中.换言之,只有进入新媒介传播通道且符合互联网的传播逻辑,文艺作品才能在最广泛意义上获得被认识、被理解的可能.当然,由于新媒介在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以及由其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社会整体认知方式、文化思潮和审美心理的变迁,当代受众对于文艺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也随之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新特质.

就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不仅为每一个时代的受众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值得关注的文学文本和艺术母题,也将这一时代最具认知价值的社会变迁、文化思潮和生活细节完整地呈现予读者.艾布拉姆斯认为:"作品既是作家对世界进行体验、观察、分析和把握的结果,又是读者阅读的对象."①因此,从作品这一环节人手来审视当代文学文本在经典化过程中所确立的多元价值内涵,以及其在被改编成为其他艺术形式之后多元价值的解构与重构等问题,有助于把握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价值变迁规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意义的经典作品之一,《白鹿原》的文学地位不言而喻,自20世纪90年代发表至今,始终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被誉为能够令读者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②《白鹿原》截至目前已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且展现出经久不衰的传播潜力和文化能量,其艺术价值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处于不断嬗变之中.

新媒介的独特传播属性和强大传播能量使其极大地拓展和改造了部落化这一理论:新媒介在全面延伸人的感官系统并进行感知整合的同时,也让人们在信息压力下更倾向于使用刺激性符号来完成对信息的接收,使用感性思维来实现对信息的解读;由于新媒介时代的部落化主要通过网络空间来实现整体感知,传播者的身份以虚拟化方式进行多维度呈现,这不仅难以确证传播者身份,还会引发接受者对传播者身份的多重想象以及对于信息的解读方式与衍义程度;新媒介传播中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权力观念和等级划分,公众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缺乏共同基础,每个人都成为新媒介所制造的独特个体.

媒介融合是当代文化实践的显著特征之一.以此为切入点来审视当代文艺传播场域及其纷繁复杂的媒介化效果,有助于有效解读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具有十分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媒介融合在媒介传播特质和传播逻辑等方面所带来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代文艺的传播方式,而且造就了与过往迥然有别的文艺传播场域.不同的文艺传播场域之间既共生共存又互相竞争,并由此逐渐构建起全新的传播范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艺作品的传播前景.

借助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上的极高效率和极广覆盖面,“倡导用户自主进行内容生产、协作与分享”①的社交媒体成为当今联结人与人并致力于构建新型人际关系的重要平台.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电话、短信等通信手段,而且通过包括表情、图片、语音等多种传播符号的运用丰富了人际沟通的内容、提升了信息传输的趣味性.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更使得网络社交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信息搜索、精神陪伴、心理慰藉等功能.包括微信、微博等在内的社交媒体也通过对于信息、情感和思想的传输而获得了巨大的媒介“权力”,其不仅可以对社会话题的发展走势产生影响,还能够在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方面施展自己的巨大潜能.然而,伴随着用户数量的剧增和用户时间的稳定,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生态开始呈现出盲目变现和控制评论等负面倾向,这不仅极大影响了用户的传播心理和传播体验,也使得已经深刻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交媒体平台备受批判.是否能够认识并改变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症候,已经成为网络社交媒体面临的重要关隘.

作为中国美学界最具创新价值的理论建构,生态美学始终都被视为中国美学标志性的学理独创.生态美学的提出和建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中国美学话语的缺失,还在践行“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这一学术准则中找到了其建立学术自信的合理路径.文章认为,生态美学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阿来的《蘑菇圈》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著作.《蘑菇圈》不仅折射出作家阿来对于当代生态体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和人类生态生存问题的反思,而且还对消费社会及其文化思潮对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的无限破坏力以及理性异化之下的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进行了深刻剖析.

当代文学已经演进至与传播媒介密不可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传播媒介的重要阶段.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以网络为基础而生成的各种文艺新形态吞噬、解构经典文艺的现象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当代文学只有在使用互联网媒介时,才能够将这种契合人性的媒介的优势发挥至妙到毫巅,并进而演变出新的文学消费方式和消费特点.这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媒介霸权对于文学消费的引导乃至绝对控制以及由移动支付所带来的冲动消费所形成的反理性化趋势.以此为基础,当代文学的消费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重要变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以文学为母体的文化资源的衰微和当代文学强制性阐释的泛滥.

在"后真相"思潮影响下,文艺作品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映射,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后真相"症候.这不仅指当前文艺作品所出现的肆意抄袭等反本体化现象,还包含篡改文艺、历史等基本常识的反智主义倾向,甚至还包括受众丧失对文艺作品艺术性高下的辨别能力,只关心流于表面的肤浅元素的"反艺术化症候".因此,在对互联网时代的文艺作品进行解读时,必须引入"后真相"等理论工具,并通过"症候解读"的研究方法来剖析具有这些症候的文艺作品,才能在众声喧哗之中找到文艺作品的真正症结,从而对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等层面发挥作用,引导文艺作品的发展路径,最终塑造出良性、完整的互联网文艺生态.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美食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IP"。借由中华民族对于美食及其所承载文化的热爱,每个时期都有经典作品唤起受众对美食的关注和向往。以《舌尖上的中国》《寻味顺德》等为标志,这类作品以纪录片形式用叙事化方式展现全国各地的美食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文化,通过对食物本身色、香、味的呈现唤起受众的文化心理和故乡记忆,再辅以细节的表现和人物的塑造,从而具备了较强的欣赏价值,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2017年底,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成为荧屏焦点.作为一档全新创作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将国宝级文物作为着力点,充分挖掘文物本身的历史价值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运用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法呈现给观众,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口碑,也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成功经验.

自阿瑟·丹托提出"艺术终结"的观点及希利斯·米勒抛出"文学终结论"以来,当代文艺所面临被"终结"的困境屡次成为文艺理论界的话题焦点,而其中所涉及的重要议题便是如何界定文艺边界,并以此作为文艺是否被终结的重要依据.当移动互联网与当代文艺接驳之后,这一全新媒介以无与伦比的融合、改造与创新能力使得其对于文艺作品的影响愈加复杂.总体而言,其所给予当代文艺的是一把能量无穷的双刃剑——其中既有某些不适应其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的文艺样态走向衰落乃至灭亡,也有一些行将消逝的文艺形式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当代文艺如何衡量自身与移动互联网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审视自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位置.

电影作品既作为商品出现在观众面前,又作为艺术品承载着诸多艺术本性.因此,电影艺术必须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博弈.诺兰用自己的作品证明,在电影艺术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必须互为补充、 互相依赖.而就二者的冲突来看,只要能够处理得当,那么精英文化不仅可以对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进行引导,而且大众文化还能提升精英文化的传播效率和文化价值,从而构建起既相得益彰又相互促进的文化生态系统.

在目前公映的十部作品中,诺兰将流浪与回家的叙事母题一再重复,并将这一母题放置在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叙事场景中予以呈现,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了其作品的叙事基础.这不仅为他的电影故事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扩展了叙事母题的表现空间.而如果将此叙事母题和叙事场景作为诺兰电影的叙事基础来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梳理作品故事的演进规则,还可深入电影叙事的底层来观察整个事件的产生与发展,从而让我们得到更多关于诺兰作品在主题层面上的发生机制和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