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治生是明清之际重要话题之一.蒲松龄科场失意,一生困苦,对士人治生之艰难有着独到的体验,《聊斋志异》里有许多以士人治生为主题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治生问题的思考.本文以蒲松龄的小农身份及其家庭经济状况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聊斋志异》士人耕读治生主题篇章,进而分析蒲松龄的小农思想.特别重要的是,蒲松龄把对花妖狐魅的想象同士人治生主题联系起来,这使得作者笔下那些有经济才能和治家才干的女性形象,既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又寄托着小农家庭实用和功利的审美.这是《聊斋志异》为士人治生主题带来的新变化.
本文对近期人工智能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应用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古文字字形相关的任务中,古文字识别、古文字检测都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以为古文字研究提供切实的辅助.古文字分类、古文字考释离实际需求还有较大距离,但是发展思路已经逐渐明晰.在古文字材料整理类任务中,甲骨缀合、甲骨校重、青铜器断代等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推进了古文字研究的进步.展望人工智能与古文字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多模态模型的应用将会是主要发展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散思维将为古文字问题解答提供更多思路,而借助大数据智能的数据挖掘能力则可以发现更多古文字中的规律性现象.
元代"乐府"概念泛化,多样化的"乐府"称谓随之出现."古乐府""近体乐府""今乐府"称谓形成并确立,分别指乐府诗、曲子词和元散曲.众多"乐府"相关称谓的确立表明元人具有一定的乐府文体意识观.元代"新乐府"概念包含多种文体,既适用于词曲,亦可指乐府诗.于此同时,与乐府诗相关联的"歌诗""声诗""歌行"在概念的内涵上已完全不同于前人的概念所指.元人对乐府复古的追求与古乐的崇尚,使得"歌吟""乐章"作为乐府诗的别称,重新得到使用.厘清元人"乐府"相关称谓及其相关概念下的不同含义是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
作为佛经翻译首篇序言和具有宗教学、翻译学、文学研究价值的《法句经序》,1876年起被翻译传布到域外,然而,当下学界对《法句经序》的域外阅读鲜有关注.本文查考《法句经序》毕尔译文和列维译文发生的文本和文化语境、特征及其原因等,发现其文本语境是巴利语和汉语《法句经》的西传;文化语境是基督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翻译过程具有国家翻译实践和学术性翻译双重特征.《法句经序》域外阅读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对于当下增强文化自觉、坚持立中融西的文化立场,积极推进中国传统译论"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正式大规模译入韩国肇始于中韩建交前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的集中译介及其深刻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对翻译历史观的认识,考察《骆驼祥子》初入韩国的翻译背景、翻译动机以及译本接受与阐释.七十年代末韩国社会主体文化的自主建构激发了八十年代《骆驼祥子》集中译介的文化需求,多译本的流变佐证了韩国社会日益开放的接受心态以及翻译动机的多元化,文本现代性特质对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强劲塑形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大众化传播.中韩建交前《骆驼祥子》多译本的社会传播发挥了民间文化交流使者的外交功能,以期其译介及接受引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域外传播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中国祭文历史传统悠久,其代表着中国国家礼仪的发展历程,以及反映士人、民众对待生死离合时的思想感情,是礼俗文化的文字载体.与中国明清时期同时的东亚各国,在迎来近代历史的曙光前,不同程度地吸纳中国汉文祭文的书写和应用方式,并将其融入各自的文化之中.通过他们的祭文,或可看到继承和发扬自中国礼制的精神,或可传达出其自身的思想路径、人际关系和风俗本土化等趋势.根据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不同情况,祭文也反映出独特的形态,通过对这些文本之特殊性、普遍性的解读,可以管窥东亚近世中华文化圈生态的面貌与走向.
胡美(Edward H.Hume)受美国雅礼会派遣,于1905年来华.作为湘雅医院与湘雅医学院的创始人,他长期在湖南长沙从事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在中美医学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05-1927年,胡美致力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在医疗实践中认识到了中医的价值,科学地看待中医,开始从事中医研究.1927年以后,胡美投入更多的精力从事中医研究,传播中医药文化;所著《道一风同》《中国之医道》等论著,对中医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的中国人正确认识中医也有所影响.
乾隆朝大力禁毁小说,但现有的数种乾隆朝禁毁小说书 目仅著录禁毁小说15种,仅列作者与书名,简之又简.笔者在前人基础上辑录乾隆朝57种禁毁小说,考述其基本情况、禁毁原因、请禁者与禁毁时间等.我们根据这份相对完整的乾隆朝禁毁小说书 目,可见乾隆朝小说禁毁的鲜明特征:专注于政治违碍因素,聚焦政治"诲盗"而漠视道德"诲淫";配合《四库全书》的纂修,采取高频率、高强度的运动式禁毁方式;大量株连无辜作品.
汪曾祺曾于1987年受邀赴美国爱荷华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将此段经历中的自己比作"脱壳的坚果".他在异国充分释放个性,展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魅力,并在遭遇"文化震惊"时,坚持传递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汪氏美学".同时,这段异国经历产生的"脱壳"效应也成为他晚年"衰年变法"的诱因之一,推动了他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影响等问题的思考,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成为"通的文学".
在清代诗坛享有盛名的厉鹗、杭世骏就是《儒林外史》中支剑峰、浦墨卿的原型,通过对这两个原型人物及其所属士人群落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人物及其相关情节的生发过程,同时也能够更为清晰地观照西湖名士群的内涵和意蕴.吴敬梓将厉鹗、杭世骏写入小说,不仅反映出他对于乾隆初期诗坛的观感与认识,也曲折地呈现出他与当时诗坛之间的关系:其既是一个诗人,并与"诗界中心地"的其他士人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却又远离诗坛的主流,处于边缘者的位置.这一边缘位置对于诗歌写作颇受友人赞誉的吴敬梓而言当然是尴尬的,但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却使吴敬梓获得了别样的契机.
初唐是贬谪这一特殊政治现象的演变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在经过南北朝、隋代的复杂变化进入初唐后,贬谪出现了大规模、高频率且有一定习惯的特征.这些特征与贬谪诗的创作之间经由一种"痛苦而稳定"的微妙状态相联系.这一状态介于程度较轻、频繁辗转的贬谪与打击甚大的贬谪之间,诗人既遭遇了痛苦的长时间、远距离的贬谪,同时又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因而有大量的诗作.南北朝到初唐,谪人的特征经历了身份多样的个体到身份集中的群体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多的诗作的产生以及诗风的变化.南北朝贬谪诗的情怀较为多样,而随着政治心理、出处观念的变化,初唐贬谪诗的表达愈发普遍集中到痛苦忧伤当中.初唐贬谪诗人的心态、作品反映出介于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特点,诗人的创作尚未完全脱离文学侍从的身份,作品往往大量、反复抒发贬谪的忧伤,并且反映出基于传递情感的功用的倾向性.
邵雍与陈抟等道士之间有密切学术授受关系,但是他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与学术创造,恰恰表达出宋儒建构道学的思想目标和学术旨趣,所以道学家总是强调邵雍自创了百源学统.邵雍的"观物"之学既是究天人之际的内圣工夫,也是天人一体的内圣境界.邵雍的《皇极经世》是一部为君主探寻治道之书,但不是富国强兵的政制谋略,而是将君主的国家治理原则与宇宙法则统一起来的政治哲学.邵雍的观物之学与《皇极经世书》,均是依据"大中至正之道"的宇宙本体,可见其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的终极依据完全是统一的.邵雍独特的内圣外王之学,使得后世的道学史撰写总是希望将其纳入到正统儒学的道统谱系中来.
先秦时期工匠承担着经纬天地、诫告劝谏、器物制作等方面的职责,孕育了先秦工匠圣人作器的敬畏精神、技道合一的终极追求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崇技尚巧、注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相协的过程管理、世代专注坚守本业.但是传统工匠的创造精神,也有被不利因素所压抑的一面,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经验和描述为来源的实用技术性、技艺传承的孤立性和封闭性、行业的卑微和人身 自由的缺乏、劳动创造的集体主义倾向等.
象山提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的问题,将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转化为本心与言语的关系.为了彰显自己的论学宗旨,象山以独尊德性的提出,扮演了一个反智论的形象.但是,象山的思想核心是要消解言语对于道理的固化.通过对言语本质的揭明,象山破除对文本的执迷,以及对圣人与自我的区分,强调道理虽然离不开言语,但最终决定于认识主体的自觉,从而确立本心的自信.
诗词类电视节目往往寓教于乐,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传播了中国诗词文学.本文以00后受众作为调研对象,以ABC模型为基础编制调查问卷并向四所大学、三所高中发放,通过文献分析、实证分析等调查方法,进一步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论如下:诗词类节目的传播渠道日渐以网络和学校社交活动为主,节目丰富的内容或新颖的表现形式会更吸引年轻人,诗词类电视节目的娱乐性、社会性与节目水准都对00后受众的文化认同和行为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娱乐性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中国"一词较早见于《尚书·梓材》、何尊铭文等文献之中,结合何尊"宅兹中国"的诰词及天亡簋铭文内容可以推断,武王克商之后即有营建"天下之中"的"有夏之居"作为东都的打算.这一时期"中国"还仅是一地理概念,特指伊、洛一带夏人的故居.周平王东迁以降,"中国"一词的含义不断衍化丰富,经历了由地理区域、京师、诸夏等到包含有政治、文化、哲学意义的综合性概念的嬗变.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意涵日趋扩大,"中国"也在华夏民族之外容纳了更多不同的族群,"中国文化"也因此不断得以丰富.
如若寻根溯源,全方位考察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便可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万历年以来,日本"倭寇"乱事,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则因向外谋求发展而东来,致使台湾长期陷入黑暗时期.直到1652年,沈光文大力推动中华文化教育,在台湾文化教育史上被尊为"开台先师".其后,陈永华的推广文教、兴建孔庙、宏扬儒学,使台湾文化教育逐步发扬光大,清代二百多年成为台湾历史上文风昌盛的时期.至清末连横集大成,不但诗赋文章俱有可观,并撰《台湾通史》一书,使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兴盛.
统筹民族复兴和世界变局,应当创造性地激活和利用传统.古代中国的"天下",是一种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人文政治秩序,在几千年的实践发展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辐射力和向心力.重提"天下",就是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其演化和裂变的内在逻辑,批判继承其最具普遍性、永恒性的思想理念,从而为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路径.在当代,"天下"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以何种国家形态和文明形态面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参照,而且在于为解决当代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关系异化状态提供了思想方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思想映射.在此意义上,"天下"对于重思中国的世界观和重构世界的中国观均有重要意义.
我是一个政治学者,与历史学界、法律史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来讨论法家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主题的当下浮现,可能与新儒家、新墨家、新道家有关,它们是催生新法家的观念动力.深层的动力,则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关.当下中国处在一个巨变当中,从春秋、战国到宋明,再到今天,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三个重大时间节点.处在巨大变局当中,人们就会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和行为根据.
冯友兰在建构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发挥了《庄子》中"浑(混)沌"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之与其自身哲学的阐释联系起来,并以此说明道家哲学的特点,并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强调了新理学体系的相关观点.冯先生认为,要想达到"混沌"的境界,是不能通过"去知"实现的,"知"是通向"大全"的必由之路.冯先生晚年讲的"后得的混沌"正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对其早期观点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