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与其融资方式转变、 投资主体不断丰富以及金融创新工具增多密切相关.基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金融发展状况,尝试从交通、通信、能源、卫生等方面构建基础设施体系,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构建金融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耦合关联度,但协调度仍需进一步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规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为突出,高于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升级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和重要内容.以2012-2022年4 163篇核心期刊文献为样本,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现状与热点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2017年之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低碳经济、价值链、新兴产业、产业集群、优化升级、金融支持、路径、影响因素等方面;2017年后,学界研究聚焦于消费升级、资源配置、风险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转向"落地"措施及其面临的新问题.从高产作者及研究机构合作分析发现,我国产业升级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机构间缺乏密切交流合作,不利于研究可持续发展.在未来可以对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的嵌入结合、高端制造业如何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应对各种挑战下坚持利用国内市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从坚持独立自主下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市场化改革,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提升市场协同性,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以自身最大确定性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抓住国际战略机遇,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
文章聚焦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及其多因素联动效应,基于系统理论和组态视角,采用动态QCA方法,在R语言环境下分析2017-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在时间纵轴上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移动端互联网影响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条件,三条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并识别出两条有助于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即多核心驱动型路径和数字交易主导型路径,二者均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中多个要素的协同作用.在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相对有限.在时间维度上,赋能作用受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在空间维度上,各组态的省域覆盖度分布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构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各要素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关怀与效率、信用环境、市场公平性和开放程度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政府引导型和市场驱动型路径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在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政府效率上具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则在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平表现突出;西部地区则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不断提升开放程度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以我国30个省份为样本,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要素配置在其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劳动要素的错配程度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其改进资本要素配置的效果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资源要素配置不足的情况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更显著,且在北方地区的效果更为明显.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shared prosperity and its improvement path. Based on NCA, QCA, and relevant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shared prosperity is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formatization, ” “Internet, ” and “digital trans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improvement of shared prosperity in the long term. There are three promotion paths for the high level of shared prosperity, namely the “informatization-Internet-based” type, the “informatization-digital-based transaction” type, and the “Internet-digital transaction” type. The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actions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s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started fairly late. Accordingly, improv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necessary, while vigorously promoting digital transactions and strengthening market guidance and exceptional support.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相对人面临行政处罚时享有听证的权利,而"较大数额罚款"则是启动听证程序的重要情形之一,且属于该规定的第一项.此后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多部法规以及规章来细化该规定,但查阅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国务院各部委的规定和地方立法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包括设立的金额标准不同、适用规则冲突等等,甚至还产生了地方立法的"抵触"现象,给行政机关开展实务工作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惑.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当前地方的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和总结,检视其问题和不足,进而探索确立一个可行的认定标准,不仅对于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而且也可为我国下一步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提供有益的经验积累.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2011-2022年1320篇研究成果为样本,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以及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2011-2018年为起步阶段、2018-2020年为逐步上升阶段、2020-2022年为高速增长阶段,但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广泛密切的合作.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多与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以及制造业等关键词结合研究,引用该主题频次较高的期刊具有一定权威性与知名度.在未来,学术界应进一步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实体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
就业是民生的基石,深入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政策措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下的七个方面,探讨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及其提升路径,发现: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高就业水平的组态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为"效率-资源供给"推动型、"公平-法治环境"驱动型和"开放-市场公平"引领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公平在提升就业水平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政府效率和政府关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升.
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结合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脉络和现实壁垒,探究中国城乡融合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实现城乡融合要在经济、空间、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5个方面发力.具体来看,一是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二是要建立完善城乡人口迁移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三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五是要实现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区域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及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基于我国近二十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给周边地区带来虹吸效应与溢出效应.具体来看,东部地区虹吸效应导致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双重流失,"高低集聚"现象凸显,区域创新能力空间差距逐渐拉大.本研究认为:建立区域协同创新治理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提升我国整体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举措.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强化了金融资源与服务的普惠性,加速了金融服务向微观主体的倾斜过程,提升了微观主体与金融之间的可及性.本文运用2019年微观家庭调查数据解构数字金融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逻辑,从金融知识、风险偏好、移动互联网技术、家庭收入水平四个方面解构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及路径,深入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金融知识、风险偏好、移动互联网技术、家庭收入水平四条路径对家庭风险投资行为和风险投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在老年群组、农村家庭以及非低教育群体中更加显著.建议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普惠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和帮助,减少金融数字化造成的群体差异.推动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建设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更多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投资.
目的:分析我国家庭健康教育水平及区域差异,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方法:使用我国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家庭健康教育覆盖水平、纵深水平以及投资水平3个维度分析,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明确我国家庭健康教育水平的不同组合路径.结果:我国家庭健康教育高水平组态共有10种解,横向维度下总体一致性为0.818,总体覆盖度为0.821;纵向维度下总体一致性为0.791,总体覆盖度为0.703;投资维度下总体一致性为0.801,总体覆盖度为0.860.结论:我国家庭健康教育地区差异明显且影响因素复杂,存在多条路径可以提升我国家庭健康教育水平."财政支持""健康安全"是提升家庭健康教育覆盖水平的核心政策;"教师梯队建设"是提升家庭健康教育纵深水平的关键;"赛事活动""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家庭健康教育投资水平的关键.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关键期,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是扩大我国就业、促进创新的主力军.本文以31个省级行政区近五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政策为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究区域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组合模式及执行成效.研究发现:区域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优化信用、建立风险补偿贷款政策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提供服务示范平台等4种政策组合,即金融扶持、项目扶持、业务培训、服务平台政策能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基于此,要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区域政策的落地要体现长短结合、协调配合实施的原则,因地施策、因地制宜落地惠企政策.
朝鲜王朝初期,国家为普及货币交易、重塑市场经济秩序,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改革.通过对朝鲜王朝经济史料的爬梳,运用博弈论分析央地、官民之间在货币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力度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府层级的设置是中央命令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对改革成败发挥重要的作用;央地关系与官民关系的调适需要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博弈论视域下,前现代化的王朝式货币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赜.
中国房地产进入高速发展期.房地产登记制度,是土地和建筑物登记制度的重要基础,没有健全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就没有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交易登记活动也日益频繁.同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与财产管理意识的提高,涉及房地产权属交易登记的问题亦有所增加,使房地产登记业务面临更大挑战.因此,通过对房地产的阐述及探讨,本文分析中国不动产登记和所有权解决方法,从而引出房地产登记中的诸多问题.针对问题的难点,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探讨如何规范房地产权属登记,防范房地产登记行政风险等问题;规范登记行为,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质量,使房地产登记工作上升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