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末期,内忧外患使国内动荡不安.恭愍王继位后迅速推行了两次改革,一方面革除积弊,另一方面铲除以奇辙为首的亲元势力,摆脱元朝控制,并向北开拓大片疆域.然而,频繁的动乱和政局的不稳,使其振兴高丽的理想最终破灭.从成功的角度来看,恭愍王通过前两次的改革,收复了北方领土,改善了高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高丽国家的独立性与王权自主性.但是,两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丽社会的矛盾,也没有实现高丽王权的真正独立,更未能挽救高丽衰亡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改革在现实政治上最终是失败了.这两次改革挑战了固有的以蒙元为核心的东北亚格局,推动了后来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的重建,将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韩语(朝鲜语)+法律"①人才不仅要具备一般法律基础知识、国际性法律实践所需的涉外法律知识,而且还要掌握有关韩国和朝鲜的人文知识.在课程设置上应当重视开设有关韩国、朝鲜法律制度的课程,同时还要开设法律韩语(朝鲜语)类课程.在教材方面要注重编写适合我国学生的中韩(朝)双语教材,编写模式上应当选择以韩文为主加上中文导读形式.在师资方面,不仅要具备作为法学教师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要精通中韩双语,而且还应当熟悉韩国和朝鲜的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等.在人才培养运作模式上,我们可以尝试"韩语(朝鲜语)"+"法学"双学位培养模式、中韩(朝)联合培养模式、中韩(朝)双语法律人才培养国内基地模式等.
新冠疫情的暴发打破了整个世界和社会原有的秩序.在新冠疫情期间,伴随着社会距离的常态化,居家办公和线上教育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模式,并迫使人们的活动范围从原来的户外和公共场所转变为室内和居家.面对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活动场所带来的许多长期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与此紧密关联的"衣""食"方面的变化现象自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韩国因其"韩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带动着韩国时尚和韩国饮食席卷亚洲乃至世界.挖掘韩国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出现的相关新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而对韩国后新冠疫情时代的"衣""食"现象进行解析,可以为相关产业的革新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性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困难和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因此,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然而,当前乡村振兴战略面临治理困境,包括乡村公共服务不均衡、粮食安全设施不足、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慈善支持不足、产业发展机制不完善、治理水平不高、居住环境问题和文化薄弱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治理结构,通过加速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粮食产业现代化、建立多元化乡村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第三次分配法律体系、完善乡村产业法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制定环境立法以改善生态宜居环境、规范文化公共服务等方式促进乡村综合治理能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公司战略与税收激进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背景独立董事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越倾向于探索型战略的公司避税程度越高;财务背景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能有效抑制探索型战略公司的激进避税行为,但其咨询职能的发挥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者权力小、市场竞争度低时,财务背景独立董事对公司探索型战略与税收激进关系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公司战略对避税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拓展了财务背景独立董事对公司既定战略下避税行为的治理效应.
伴随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日趋深化,各民族文化生态悄然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与传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要素影响.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农耕性、民族性、文化性、情感性等特征.因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农耕文化为基底,当下城市化进程令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始的文化生存环境,再加之政府政策支持的模糊化、范式化,导致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传承队伍减少、经费不足、表演环境不适应、政策不适用等困境.对此应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加强法治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模式、确立以人为本传承理念、联系区域文化,以在新形势下实现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及发展策略进行深入考察和思考,是当前我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命题,有助于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学理性启迪.
1941年8月13日,在美英共同公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确立了关于促进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的内容,韩国独立运动因之深受鼓舞.为此,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展开争取世界大国正式承认的外交活动.然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却被美国放置在了大国协调的框架下,使《大西洋宪章》中关于去殖民化原则的普适性遭到了弱化.但韩国临时政府对此缺乏清楚认识,导致其误判了战后远东的国际秩序.最终,《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信条变为了《开罗宣言》中的托管安排,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国际承认的外交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同盟网络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着重加强同 日韩两国的双边关系,但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始终没有形成.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构建围堵中国的"小多边"准同盟,不仅能够使美日韩在某一领域形成满足美国战略需求的三边关系,而且也契合韩国谋求大国地位的需求.长期以来,韩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借助美国的力量维护 自身安全,以求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恨"民族心理,持续影响了韩国对外政策的选择,造成韩国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目标与韩美同盟升级之间产生矛盾,导致韩国陷入"地位焦虑悖论"的状态.美国东北亚同盟体系从短期来看会有升级趋势;从长期来看面临倒退,甚至有失败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稳定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出击,巧妙化解危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由于倭患频频侵扰,东南沿海地方招募少量零星沙民参与抗倭.然而,直到万历援朝时期,大规模招募沙兵用于海防的政策才首次被提出并得到落实.沙民群体作为明代国家海防事务中的一股重要助力,在万历援朝之际持续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通过分阶段梳理彼时征召沙民政策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壬辰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丁酉年间征募预案及落实情况、征募兵源数量及部署事宜等内容,可以看出沙民群体已转化为国家海防体系中水军兵源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类培养作为一种全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高校逐渐推广普及,顺应了当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综合化,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高校整合资源和人才培养质量.长期以来,民族地区高校在大类培养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暴露出大类培养认知意识不足、相关管理制度缺位、专业分流与引导效果有待提高、课程设置有待优化等方面的实践困境.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大类培养实践应从大类人才培养意识、管理机制、分流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入手,寻找解困对策,从而进一步满足大类培养需求,使民族地区高校培养出更多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基于组织文化-组织行为-组织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导向、双元创新和创新绩效之间结构性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创新导向对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式创新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探索式创新对创新绩效没有直接作用.此外,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有负向作用,显示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之间不存在互补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创新导向的组织文化是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指路明灯,但同时实施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活动,反而不利于提升创新绩效,而对大多数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利用式创新是一种更加适合的战略选择.
从女性的角度看,韩国的人口下降危机是韩国女性长期以来遭受性别压迫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韩国式资本主义产生了压迫女性的特殊机制.韩国财阀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韩国经济深陷危机,女性首当其冲,而且危机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对立.在过度积累危机下,财阀垄断资本日益将女性身体作为增殖手段,大众媒体则在宣扬消费文化和审美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女性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广为流行,其鼓励韩国女性与男性在职场展开竞争,但韩国职业女性仍无法摆脱传统观念赋予自己的社会角色,面临职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韩国的人口危机反映了韩国式资本主义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与促进资本持续积累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韩国女性传统角色之间存在的冲突.韩国女性成为这两种冲突下的牺牲品,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成为其面对性别压迫的 自然选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新文科引领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成为必然.汉语言文学专业首先应以思政为核心,构建"文学+"的阐释模式,结合时代精神,倡扬时代价值,在构建中国话语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其次,应该以融合为导向,布局"创新+"的教学结构,在教学中关注周边国家,融汇史、哲与其他学科,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再次,应该以实践为突破,打造"课程+"的育人平台,根据当下就业发展方向更新课程体系,采用量化评价与网络技术,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构建多维度实践培养体系,为人才提供多元化的成长路径.最后是以发展为本质,凝聚"前沿+"的师资队伍,熔铸新文科研究与教学理念,培养教师"跨、融、通"的能力,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培训与考核制度,助力教师素质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构建新文科引领下的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凝聚中国精神、塑造中国价值、培养中国力量、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使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朝鲜实施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先后出台了多部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涉外投资,朝鲜还专门颁布了《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现行《朝鲜涉外经济仲裁法》的内容基本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标准仲裁法.但是,该法在对仲裁当事人合意之保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独立性之保障、与境外仲裁机构之间的司法协助以及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多个方面的规定尚未完全明确,直接影响到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因而应通过明确涉外经济仲裁相关法律中的模糊规定、完善仲裁程序、加强国际合作、构建经贸区仲裁体系等方式提高朝鲜涉外经济仲裁的实效性.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现代化虽然最早发轫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践必然要采取资本主义方式来完成.由启蒙理性精神及其价值观念所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力跃迁和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但本质上以资本为轴心,并不能自主地生成克服其现代化弊端的内在机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以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方式扬弃西方私人占有的内在弊病,以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及其精神滋养超越工业文明的内在限度,并以人民至上的理念突破西方"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成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困境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执政十年间,朝鲜劳动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新的发展.理论方面,充实和完善党的建设相关思想,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论断并形成新的时代观,明确了朝鲜式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确立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实践方面,朝鲜劳动党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带领和依靠人民克服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等难关,在"人民群众第一主义"理念的引领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同时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随着金正恩宣布进入"我国第一主义时代",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进一步发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产生新的认识.
学生事务管理是高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大数据正在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也为学生事务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指导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理应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将大数据技术与学生事务管理融合,这有利于提高高校服务育人的质量,推动高校事务管理的专业化,促进新时代高校自身的建设.面对大数据提供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应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构建以学生为主的信息平台,为学生管理提供依据、革新教育方式、精准化服务学生、对学生数据所呈现的问题及时提供反馈、全方面掌握学生事务管理等,以推动学生事务管理的专业化发展.
国际合作是北极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受现行国际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应加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践的策略研究.基于对日本、韩国、德国和英国等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相关文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系统梳理,概括四国实践的特征、异同和主要原因,结合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目的、特征与挑战,可以得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建议如下:多形式多边合作、推进北极事务国际化、完善北极科考机制、开拓北极航线和加强次区域合作.
国际体系中各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自身能力建设影响着国际体系秩序和体系结构的发展格局,使其不断处于动态的调整、转型与重塑进程中.韩国"印太战略"文件的发布是尹锡悦政府基于对国际形势与本国利益考察和衡量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既有利于强化美韩同盟关系,又能在处理区域事务中保持自主权的平衡模式.同时,中国等周边国家也必然会在政策制定、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削减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与遏制力量.可以预见,韩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将会催化国际体系中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同时也会对国际体系中相关国家的物质、利益和观念结构造成影响,使印太地区秩序演变方向的不确定性再次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