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疫情、百年变局和地球生态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同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正在成为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全球绿色治理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巴黎协定》目标实现的重要布局."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契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契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导向等,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从治理主体、理念、战略等维度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将深刻影响地缘关系,地缘竞合关系同时也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走向.地缘政治背景下,非洲气候问题成为大国竞合的前沿议题之一,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并随非洲自主性增加和大国竞争牵动而呈现新的变局.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和全球碳中和趋势的加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国际秩序转型,全球气候地缘竞合转型中的非洲气候议题存在非洲自主和大国竞合的双重逻辑.在气候地缘竞合影响下,非洲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主要体现在气候领导力、气候方案供给和气候能力建设等方面,其中关键内涵是气候地缘竞合变化.大国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竞争性角色,同时也有合作的一面,集中于多边气候谈判、多边国际开发合作等.面向未来,在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中非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战略协作,在传统合作的方式上进一步探索创新、提升合作效率和成效.

随着以国家、城市和企业等为代表的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纷纷宣布碳中和愿景并制定一系列碳中和路线图,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形成了各主体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城市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对象,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进程下,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将得到深化,体现了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尽管碳中和进程给城市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城市气候行动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展望未来,城市需要抓住全球碳中和契机,建构城市碳中和伙伴关系,推进城市清洁能源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进程.

绿色治理正日益成为当今区域贸易协定的标配.以RCEP与CPTPP为代表的新兴区域贸易协定如何实现包容性演进,特别是优先实现绿色治理议题的合作是亟待回答的新课题.RCEP与CPTPP绿色治理具有良好的制度适配性、主体交叉性和绿色议题治理契合性.推动RCEP与CPTPP绿色治理协同化对两者自身发展、包容性互动与全球绿色转型都有重要意义.然而,推动RCEP与CPTPP绿色治理协同化将面临主体间战略竞争、国际制度竞争、绿色议题外部性等干扰.展望未来,RCEP与CPTPP绿色治理合作是长期的、双向的,并具有实现互利共赢的条件,有必要继续深入理论研究和积极推进实践进程.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将深刻影响地缘关系,地缘竞合关系同时也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走向.地缘政治背景下,非洲气候问题成为大国竞合的前沿议题之一,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并随非洲自主性增加和大国竞争牵动而呈现新的变局.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和全球碳中和趋势的加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国际秩序转型,全球气候地缘竞合转型中的非洲气候议题存在非洲自主和大国竞合的双重逻辑.在气候地缘竞合影响下,非洲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主要体现在气候领导力、气候方案供给和气候能力建设等方面,其中关键内涵是气候地缘竞合变化.大国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竞争性角色,同时也有合作的一面,集中于多边气候谈判、多边国际开发合作等.面向未来,在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中非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战略协作,在传统合作的方式上进一步探索创新、提升合作效率和成效.

G20峰会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之一,不仅正在引领全球绿色治理进程,而且呈现出以绿色治理引领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趋势和新变局.通过分析2008-2021年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议题及其领导人宣言,探析G20峰会在应对全球绿色治理问题、推动绿色发展进程和统筹推进气候、环境、能源治理等方面的角色与作用,G20峰会通过战略性参与、制度化影响和实践性改造等深刻塑造全球绿色治理进程,在大国战略竞合、百年大变局等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深化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进程的大国作用,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等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去认知与改造,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有着关键性影响.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持续变化,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全球气候治理主体走向共同体化,并且正在形成一种规范.全球气候治理主体间在利益、责任与命运关系的演化,对更大范围的、更深程度的主体关系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的发展情况与趋势,同时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导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及其关系,以更好聚焦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因素,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在"一带一路"建设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总体要求下,绿色"一带一路"应运而生.绿色"一带一路"在环境国际合作、绿色发展理念传播、国际公共产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不断夯实"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也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承载力低、环境保护与治理基础薄弱、软硬基础设施配套缺位等挑战.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在做实做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基础上,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发展与管理能力建设,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不断巩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ization began to derail, wherea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driven by inter-state politics became the main trend. In the face of climate risks, the pandemic, trade frictions and other severe man-made or non-man-made "black swan" events, wide cracks have opened in the global system of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plunging globalization into further grave uncertainty. Meanwhil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repeatedly pointed to the climate emergency, calling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pond to the triple planetary emergencies of climate change, biodiversity and pollution.1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requires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deal with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cleaner air, water, food and energy. This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for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but also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As global green governance steps up, the green BRI may correct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 and boost a green recovery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sufficient green public goods2 while facil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绿色理念,是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内落实和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在理念上存在一致性和相通性,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相辅相成并具有协同性.在现实中,两者对接的国内、国际需求日益突出,主、客观条件也不断成熟.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集中体现在主体架构、运行基础、发展层次、基本原则等方面,并遵循互补性、互动性和协同性的逻辑.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政府间双边、多边机制对接的引导性作用,将公共产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的着力点,打造民心相通和绿色文明互鉴的社会基础,善用国家主场外交等重要契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互借鉴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不仅可以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多的外部认同和支持,而且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均衡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了复苏政策,其中部分经济体复苏政策中含有较大权重的绿色复苏政策和发展战略.面对全球经济复苏政策变化,特别是疫情后实现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的新动向,我国需要积极沟通与协调,不仅要重启本国经济,还要为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作出更大贡献.

《变革我们的世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新兴国家普遍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放在国际合作的战略位置上.根据近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新兴国家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来看,新兴国家的总体排名处于全球中等偏下水平,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严峻的挑战;研究新兴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现状和趋势,特别是新兴国家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布局、理念和方案等,有利于总体推动新兴国家在未来十年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当代全球环境治理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过程,是一场知识范式和治理转型的变革,环境智库日益走近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中央,持续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新贡献.通过研究 《全球智库报告》 及具体环境智库的情况,全球总共95家知名环境智库纳入榜单,美国和德国环境智库占据领导地位.环境智库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纽带,是环境治理国际话语权、 领导力和国际形象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环境智库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但在专业性、 国际性和影响力方面存在短板.在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环境治理持续变革的新形势下,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环境智库建设,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找准切入点、 结合点、 着力点,让中国环境智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者地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成为国家发展、国际竞争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OECD国家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但是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定的目标尚存在较大距离.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OECD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中的排名变化与对比情况,研究其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拥有的优势、面临的挑战以及经验教训等,以期为我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参考和借鉴,为全球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