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求明显提升.顺应时代变革、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议程: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共同利益扩大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与此同时,回应和解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由此,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共同点"、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擦亮中非合作的"亮点"、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增长点",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
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新举措,也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系综合考虑湖南省与非洲人文纽带和经贸现实需要,长期落户湖南的第一个国家级、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自2019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届,在顶层设计、主题设置、办会形式等方面形成了 自身的运作特点.在办会成效方面,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深化了中非经贸合作,还进一步推进了中非综合物流体系建设及中非经贸研究和人才培养蓬勃发展.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和"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中非经贸博览会应进一步释放平台效应和溢出效应,围绕"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完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深入推进"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办会模式,提升"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的对话能力,挖掘"人文交流、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的新增长点,完善后疫情时代的办会机制,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与实施、《犹太民族国家法》颁布至当前4个阶段.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从现实效果来看,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有力地捍卫了其"犹太民族国家"属性,确保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也使其面临着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国家凝聚力削弱、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奉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合作的安全机制,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非洲华人是中非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一些华人因其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获封酋长称号.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24位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集中在西非国家.华人酋长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个体工商业,属于广义上的发展型酋长,具体可分为"基建酋长""侨领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和"文教酋长"四大类型.华人获封酋长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但东道国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同等重要.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出现的"发展酋长""海归酋长"以及"移民酋长"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在履职状况、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华人酋长需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履行好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职责,并做好正面宣传,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非人文交流.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比较与会话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这两个哲学传统之间一些共同点和相通之处的会话与比较,有助于突破比较哲学研究中往往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唯一标准的思维定式,从而揭示人类哲学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对基于西方哲学概念逻辑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所谓普世性进行反思和质疑,进而为探究或建构真正属于全人类的普遍理性、共同价值和世界哲学做出贡献.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可以在以下相关话题上展开会话与比较:一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各自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及其实质;二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关于"存在"问题思考的比较;三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思维模式和逻辑方法方面的相通之处;四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认知;五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社会政治哲学与民主问题上的共同话语.中非哲学之间进行会话交流、互相借鉴,将有助于促进中非人民之间心相连、情相通,从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基础.
苏丹自独立以来一直深受政治动荡的困扰,其背后或多或少蕴含着族际冲突因素.从冲突的地理分布来看,族际冲突大多发生在苏丹的边缘地区,而且集中在几个族群杂居程度较高的地区.苏丹族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包括民族分离型冲突、权力争夺型冲突和资源争夺型冲突,其根源在于族群因素被嵌入治理体系之中,使族群陷入权力和资源竞争.土地制度的变化和政府的治理政策改变了族群间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引发了竞争中族群的不满情绪.而边缘地区的军事化则加剧了族际冲突的烈度.苏丹的族际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反映出苏丹国家治理的失序和发展的缺失.当下,苏丹政府在化解族际冲突过程中,面临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基础和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多重挑战,需要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族群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公平,同时加大对边缘地区发展的投入,以发展促安全,夯实社会稳定之基.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非政府组织活跃于巴勒斯坦社会领域,主要缘于以下背景与条件:一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实迫切需求;二是巴勒斯坦各方的政治需要与支持;三是伊斯兰传统的慈善文化的影响;四是以色列的默许.在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主要在慈善与救济、医疗卫生、教育、环境等社会领域开展活动,其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公共基础社会服务性质,其活动资金来源多样,但高度依赖国外援助.从长时段看,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的角色多元,既是政府职能缺失弥补者与基础社会服务提供者,还是扶贫济困者,也是国际援助联系者.总体看,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面临自主性作用受限、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压力等挑战.
在伊朗,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项制度.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话语,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在以《伊朗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下,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保障性、追偿性和象征性等典型特征.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社会影响深远,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但近年来,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形势严峻,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上既出现了"彩礼制度的存与废"之争论,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彩礼与财务定罪法》之诉求.对此,伊朗政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总体看,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
近百年的中东战争史是用石油串联起来的历史,这是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共识.这种把中东地区所有战争的驱动都指向石油的话语深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导致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抑制作用的探究被忽视.实际上,石油因素既能催化战争,亦能抑制战争.获取石油资源、石油权力的诱惑以及石油收入的支撑,增加了国家通过武力解决利益争端的意愿,而对占领成本、报复风险、外力介入的担忧和对合作收益的期许则是冲突双方放弃对抗与停止战争的重要考量因素,战争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国家对石油收益与战争成本的综合权衡.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两种作用,体现在利比亚与乍得战争、两伊战争等催化案例,以及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埃及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之中.鉴此,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围绕中东石油资源控制权爆发冲突的频率是不确定的,但国家为获取该地石油资源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不大.未来,发动石油战争成本的边际化、石油产业相互依赖的常态化和域外大国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将有效避免利益相关方因中东石油资源而陷入"石油战争神话"的话语窠臼.
自2012年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以来,尤其是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加速重返非洲的步伐.俄罗斯采用混合战争策略,以军事合作为突破口,综合考虑其国家战略利益、致胜联盟利益、国家相对实力和机会空间等因素,重视成本控制和经济实效,将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控制在灰色地带.在实践中,俄罗斯争夺非洲的武器市场,引导非洲的反西方舆论斗争,选择支点国家,借力私营军事公司,增强了俄罗斯在非洲的政治影响,获得了一些经济利益.俄罗斯对非军事合作 日益被西方国家视为重要威胁并遭到反制,这也使非洲国家陷入"选边站队"的困境.同时,经济实力不济、意识形态吸引力不足制约着俄罗斯对非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利益的实现.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其混合战争策略将面临更多挑战,但仍会是俄罗斯对非军事合作的主要手段.
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法国对非洲的安全援助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即1960～1996年对非军事技术援助、1997～2012年聚焦非洲维和能力培养和2013年以来开展的非洲反恐反叛活动,其非洲化、欧洲化和多边化特征日益凸显.法国对非安全援助同时在两个层次展开:在双边层次上,外交部聚焦军事培训与教育、后勤支助等,国防部更重视战术、技术合作,并将能力培养植入直接干预努力;在多边层次上,法国以欧盟为主渠道实现成本分摊并提升法非安全关系的合法性.法国坚持"法兰西非洲"模式和高度军事化方法,加上其战略内部关系失衡、欧洲化侧重成本分摊而非利益分享、对非洲自主权严重忽视等情况,使安全援助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国对非事务干预的合法化外衣,且是法国基于自身利益而扩大其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和争夺对非洲事务主导权的手段."新月形沙丘行动"的重新部署,不仅暗示着法国对非安全援助的转型,更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安全援助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化、战略化发展.
巴依法勒教团产生于19世纪末,由谢赫·易卜拉·法勒创立,系塞内加尔穆里德兄弟会的一个重要分支.巴依法勒教团有别于传统的穆里德兄弟会,其宗教行为方式偏离了《古兰经》的规范,该教团门徒一般不行礼拜仪式,崇尚劳作,服从马拉布特,重视内在修为和外在实践.巴依法勒教团的发展经历了从被视为"危险穆斯林"或"假穆斯林"到"好穆斯林"认知的转变,逐渐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及其宗教组织的基本功能定位,巴依法勒教团的作用复杂多元,具体体现为:充当法国在塞内加尔殖民统治的工具;深度影响塞内加尔的经济生活;促进塞内加尔社会协调稳定;维护塞内加尔传统道德.直到今日,巴依法勒教团倡导的"中正""平和"的伊斯兰主张仍有助于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在塞内加尔的传播,以维护国家社会稳定.
巴扎商人是伊朗历史上除王权、教权、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影响伊朗历史发展的第四大力量,该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也是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突出现象.巴扎商人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角色,构成该群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从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到1905～1911年立宪革命,巴扎商人均通过大规模罢工、抗议示威等方式深度参与其中,但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地位也经历了从领导中心走向政治边缘的位移.巴扎商人自身政治参与的局限性和逐利本质、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政治边缘化的内在逻辑.而巴扎商人政治参与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则体现了传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
活跃于17世纪的亚美尼亚离散群体不仅是丝路贸易的推动者,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在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支持下,以新朱尔法为中心,亚美尼亚人建立了由4条相互连接的贸易线路组成的贸易网,并在海洋经济风起云涌的大势下重现了丝路城市的辉煌.亚美尼亚人贸易繁荣的原因与该贸易离散群体之特点息息相关,长期的流亡生活培养了亚美尼亚人坚韧刻苦、勤奋务实、诚实进取的民族特性和互信、团结、互利的商业精神;制度化的管理,开放、进取的精神,以及特殊的应变力和适应力,使他们能够游走在不同信仰的帝国之间拓展市场.作为贸易离散群体,亚美尼亚人不仅改善了自身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且在促进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把握当前人类所处历史方位,应对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关乎人类发展的前途.在全球性问题尖锐复杂、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东乃至世界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出路.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开创了新的机遇和前景.在中东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其发展道路,而且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逐渐破解安全和发展困境,共同塑造一个繁荣、发展和稳定的新中东.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