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出现及发展不断为金融市场注入活力,但同时也伴随着因金融市场复杂性而变化莫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12-2020年企业、银行和城市层面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金融市场复杂性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会通过金融业务创新加剧金融市场复杂性;制度质量的提升和监管科技的运用能够有效缓解金融科技的加剧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复杂性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一个阈值,低于阈值时并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高于阈值时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概率显著提升.本文丰富了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复杂性领域研究,对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政策的科学制定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1-2020 年中国 30 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2013―2020年中国122家中小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创新性地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和外源性金融科技发展指数,检验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信用风险的治理效应以及外源性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行内部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贷款结构、提高盈利能力来抑制信用风险,外源性金融科技能够强化这两条影响渠道,进而增强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果.门槛效应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治理过程中,规模较小的银行和信用风险压力较高的银行对外源性金融科技更加依赖,城市商业银行比农村商业银行更擅长吸收外源性金融科技创新.本研究对政府引导金融科技发展、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国家金融风险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学有效地评估金融科技创新对股价的冲击效应,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金融行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基于这一背景,创新性地采用金融科技创新专利数据,从金融机构视角梳理并检验了金融科技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逻辑,以及外部审计对维护金融稳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会引发股价崩盘风险,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有效抑制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降低金融行业发展的不稳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主要发生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此外,金融科技创新引发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金融科技创新更具不确定性,也更容易产生泡沫.本文建议,应丰富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手段,完善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审计理论与框架,落实金融科技创新的应用细节及商业转化,以实现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成为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该研究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共同纳入研究框架,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基于文本挖掘法和熵权TOPSIS法测度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不但对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金融科技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异质性分析揭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在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较强、物质资本投入较高以及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地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下,金融科技协同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果最佳.该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各地区在释放数字红利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叠加倍增效应的同时,须缩小地区资本与劳动力规模差距,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型环境工具的重要功能.通过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政策工具的正向激励效应,推动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协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此实现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和调整.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思考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结合区域创新能力相关理论,探究市场化进程、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能通过缓解创新主体的外部融资约束、激发创新主体内在创新动力,进而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进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效果更显著.结论可为政府加速市场化改革与数字化转型、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经验证据及政策启示.
本文将SWUFE-CHFS数据与PKU-DFIIC数据进行匹配,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我国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刻影响,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旧显著.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家庭收入水平、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的信任三个管道有效促进了家庭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普通收入家庭以及欠发达地区家庭的保险需求促进作用更大.这些研究结果为我国数字化时代深入挖掘居民商业保险消费需求,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高速发展的数字金融推动商业银行形成新竞争格局的同时给银行风险控制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采用中国149家中小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中小商业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小商业银行间竞争,提高了中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中小商业银行间竞争减弱有利于降低数字金融引发的风险;(3)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商业银行和中西部地区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大.因此,中小商业银行需防控行业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同时结合自身竞争优势制定转型发展战略,增强面对危机时的风险控制能力.
基于市场参与者视角,探索数字金融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其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金融有助于拓宽服务边界、丰富交易形式、优化供需衔接与引导创新方向,通过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产生影响.进一步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市场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在数字金融与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数字金融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与改善供需交互,有助于夯实创新基础与促进创新投入,进而通过提升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间接影响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文章拓展了数字金融相关理论,丰富了关于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从理论上给予市场创新主体信心,加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为推动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引导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来自市场参与者视角的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力、促成产业持续高质量创新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益思考.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多年探索,"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这一双支柱调控框架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综合体系.结合中国金融监管实践,在一个包含四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构建两类不同的"双支柱"调控政策组合,并通过两部门连续博弈分析以及异质性家庭福利模拟测算两类视角,重点就货币政策是否引入金融稳定目标对于两部门协调最优化方式的影响做出分类讨论,研究发现,无论从政策制定者还是家庭主体的角度考虑,传统泰勒规则引导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协调施政方式为最优,而当货币当局额外盯住金融稳定目标时,两种政策以分立施政的协作方式为最优.
利用"沪港通"政策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盈余管理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两个指标来看,对比控制组,"沪港通"政策实施确实有效地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且在"沪港通"活跃成交股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这一影响存在显著并且持续增强的滞后效应;通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沪港通"政策实施能够显著提高股票流动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发现"沪港通"政策实施对公司治理的优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表明"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对于改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者“炒新”的影响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表明: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投资者“炒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缓解投资者“炒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发投资者乐观情绪机制刺激投资者“炒新”.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投资者乐观情绪的刺激程度相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明显,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需强化其缓解信息不对称功能,同时注意防范投资者情绪和过度反应引发的风险.
"深港通"的制度设计初衷在于加强A股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增强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选取"深港通"实施前后的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恒生综指5分钟高频交易数据,运用一种增广的三元BEKK-MGARCH(1,1)模型,实证得出"深港通"在"沪港通"的基础上带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波动溢出的"增量效应",表明"深港通"的开通确实带来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新变化,且深港两市的波动溢出变化程度明显大于沪港两市波动溢出变化程度.
由于次分式O-U过程在物理、金融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所以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用极小对比法估计次分式O-U过程中的漂移参数,讨论估计量的强一致性,用Monte Carlo法进行模拟,证明了估计量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并和极大似然法估计的参数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用极小对比法得到的估计量是相对精确的.结合Monte Carlo法模拟英镑/美元汇率走势,并和实际走势进行对比发现,用次分式O-U过程随机模型模拟的英镑/美元汇率趋势与实际走势比较接近.
大豆作为中国重要的大宗农产品,近年来受到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波动的剧烈冲击.文章在对中国和美国大豆价格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运用VAR模型和SVAR结构模型对比分析中美贸易与期货的价格传导路径与冲击效果.研究发现:首先,大豆作为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贸易路径必定对中国大豆价格产生冲击;其次,由于大豆期货市场的逐渐开放和成熟,对大豆现货的影响愈发明显.中关贸易路径对中国大豆市场价格短期影响显著,期货路径效果相对滞后却长期更显著.因此,建议结合国际大豆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内大豆市场生产贸易现状,通过加强进出口大豆贸易的监管和提升中国大豆企业在“一带一路”贸易国间竞争力,降低美国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同时注重建立短期贸易与长期期货相结合的大豆价格预警机制,避免过去单一路径的预警模式所带来的不足.
In recent years, the price of international soybean fluctuated violently.Soybean a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in China. China'ssoybean market hit from the price of American market observably.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effect of two important methods trade and futur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rade and futures methodshave influence on soybean price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a short-term impact ontrade method in soybean pricesignificantly; futures method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long term.Therefore, we suggest a warning mechanism which combined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利用2005年至2013年我国284个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该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地,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房价上涨通过导致产业间资源错配和挤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后还考虑了房价上涨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效应,发现房价上涨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所在城市房价上涨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最后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回归检验,结论仍然有效.研究结论对房价调控政策或深化房地产业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对推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利用“沪港通”政策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本文研究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比控制组公司, “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可有效提高公司投资效率.检验影响机制发现:“沪港通”通过提高标的股票的股票流动性,进而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沪港通”对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的公司样本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沪港通”对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存在显著并且持续增强的滞后效应,即“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对公司投资效率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同时其影响随时间而增强.本文研究表明,推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以及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刻画金融市场波动率的尖峰厚尾、集聚性、长记忆性、杠杆效应以及非对称等特征,基于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日收益数据,考虑将门限效应和杠杆效应引入分式O-U随机过程,同时考虑杠杆参数是状态相关的,对资产收益波动率进行建模;运用基于贝叶斯原理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资产价格具有较强的波动率持续性、较高的波动性水平和杠杆效应,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