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类型 王景新:当今“明星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 (一)概念界定 当今“明星村”是指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6年来涌现出来的、社会知名度极高的著名经济强村. 我们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走的村庄比较多,所有调查样本包括17个省的村庄,加起来有108个,其中中共历史名村有20个,能够归到当今“明星村”的有10个左右.

As a result of open-door policies and thirty years of Reform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s factory” and given rise to a new working class comprised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Drawing upon a worker’ s narrative and our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Shenzhen and Dongguan , we focus on the self-identities ,anger ,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The special path of (semi-) proletarianization has created the working&nbsp;and living experienc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the cities and yielded their trauma ,anger ,and a deep sense of unfairness .The change of peasant-workers’ identity politics ha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eir disposition and action capacitie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are much more sensitive to suffering and injustice . The anxiety and pain experienc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gradually evolve into the anger and resentment that has conditioned the labor strikes and class action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 <br> In this paper ,we hope to shed light on how human emotion and suffering ca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e resistance or class action .Driven by their anger and their sense of fairness ,workers have fought against all types of discursive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 And as new class subject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now objects to the unfinished process of proletarianization , the race-to-the-bottom global-production strategies ,the uprooting experience of the city ,and their quasi mingong identity .

<正>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要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很久以前,要发生煤矿事故,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而现在,即使发生煤矿事故,也难引起关注,存在的,最多是一串冷冰冰的伤亡数字。他们已经被遗忘。2013年7月下旬,我们来到了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当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矿区小城时,看到有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在矿区办公楼

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避免对社会主义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叙述。我们认为,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元素有益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努力之一。两年前,我们邀请了部分研究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

<正>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富士康让工人所承受的代价。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曾经把中国工人评选为年度群体人物,该刊编辑评价中国工人为"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点亮人类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国农民工,似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直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

<正>如果说福特主义是20世纪的传奇,那么苹果主义就是21世纪的神话。从iPhone4到iPad,苹果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们全新的科技体验,实现了人类对未来生活更多的想象。但这只是苹果的表象,苹果光鲜、卓尔不群的品牌形象之下隐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真相。我们需要反思——到底什么是"苹果主义"?

社会经济是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透过自我提升以达致经济生活模式改变的社会运动。本文介绍社会经济在香港实践过程中的新尝试,涉及两个具体的个案:一个是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一个是公平贸易与"公平点"。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使社区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利益合作共同体,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带动社区乃至更广区域的经济发展。"公平点"是一所社会企业,它不会只关注商业盈利或只着重社会目标,而是要共同达到商业营运和社会使命的双重目标。本文最后讨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另类经济发展空间,在恪守社会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寻找加强跨境连结的可能,并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乡之间互惠互补等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独大的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与社会的发展相脱离,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及垄断现象日渐加剧。以中国之博大、地方经济模式之多元、民间社会资源及文化传统之丰富,应该可以在今天中国探寻到有别于市场经济而又使经济、社会与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会经济实践。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大体包括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社会企业以及基于地方社会网络并扩散至全国的各类非正规经济。如何探索一条不同于市场经济,又有异于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1年11月19日至20日在广州白云山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社会经济在中国。本刊将分两期刊发本届论坛的内容。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校阅。出于编辑需要,个别之处略有删节。

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对这种体制和模式的运行逻辑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解读,提醒我们反思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编者按 第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非正规经济". 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本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然而在中国这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为世人瞩目之际,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与研究.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误导,摒弃意识形态的争执,正视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从"社会保护"和"人本发展"的角度,探讨人道、经济、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乃为本届论坛主题设立的缘起与主旨.

三、非正规经济与社会流动 李明欢(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 我要谈的题目是关于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和本次会议主题有一定距离的话题,因为我讲的是跨国的非正规经济,而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那么,两者是否有联系呢?我想到一件事,大概是2001年吧,我到加拿大UBC,即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加拿大教授在谈到跨国技术移民问题时,非常激动地挥着拳头大声说道:是千百万中国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当时正是比尔·盖茨的微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唏嘘声,我作为在场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感到强烈的震撼.

<正>死亡像阴影一样追上了张家界的工人。我们见到彭辉平的时候,他正蹲伏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喘气,和我们讲话的时候艰难地抬起头,然后咳嗽、吐痰。弟弟彭辉亮焦躁地走动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在他看来哥哥已经是"活死人"了,2007年3月彭辉平被确诊为职业病尘肺II期,2008年12月,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直接被一辆救护车送回了家。他家屋子角落,放着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盖着。棺材是刚做的,他的家人说,等过几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第五部分:海外民族志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置身世界之中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意识与海外民族志 首先,谈谈"海外民族志"的概念与话题.我想说,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方式一直是对文字感兴趣,即使学者人在国外了,也只是在国外收集现成的文字,不会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这是一种很"中国特色"的国际现象.

<正>"我们连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给老板干了活儿,就能拿到工资……我们建筑工人不一样。我们就像贱民、低等人。我已经给老板干了286天了,还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在这儿等工资,就只能碰运气。"逼近年关的严冬,建筑工人老陈和他的工友却滞留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工地上为工资发放问题焦虑不已。老陈来自湖北农村,年初跟着同

岁月匆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甲子之庆,而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年届而立。时光如水,如何冷静而贯通地理解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乃是我国知识界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为此,《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10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对共和国六十年以来在宪政、政体、法律、政策、工农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运动乃至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复杂经历加以回顾、检讨。限于篇幅,现将根据本届论坛录音整理的内容择要刊布。出于编辑需要,发言者的次序已作了调整,发言者即席发言的标题为编者所拟。欲了解本届论坛现场讨论内容全貌,请登陆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本刊将在2008年度延续"共和国六十年"的专题讨论。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份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

The authors studied some historical paradoxes in China's class politics and class discours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disappear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a new working class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class became restricted to a small academic group, and was completely replaced by the newly fashionable concep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nsequently, a process of depoliticization occurr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focu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further silenced the class discourse, and cancelled out the emerging understanding of class conflicts resulting from China's rapid societal change. The reemergence of class analysis, except in certain instances, continues the discourse of depoliticization, preempting possible criticism of China's transition to global capitalism.

<正>“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中……关系总是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汤普森(E．P．Thompson)在中国,“阶级分析”远远超出纯粹学术讨论的范围,它在更大程度上实际是个具有政治性的话题。如果说,过去的革命思想在中国酝酿了一种“阶级斗争”的话语,可以说,是改革实践宣布了这种话语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