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别议题中不同主体建构的传播框架基于不同的性别逻辑.研究发现,在妇女视角下传统媒体构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传播框架,积极有为的女医护以政治情感抒发完成意义构建,然而框架的自觉性较弱.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自媒体构建了"女性受偏见和忽视"的传播框架,以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构建话语权.从女性主体性出发,受众评论构建了女医护"彰显自我主体性"的传播框架,认同妇女视角却未被传统媒体广泛讨论.在多个主体参与的性别议题中,框架的竞争协作关系为框架理论的有效性发挥提供了传播机遇.

一、中国自觉 罗岗:何以中国:试论“中国道路”的广度与深度 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话语,可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何以中国”.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Women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maker Xu Tong's Wheat Harvest, and explores the viewpoints and standpoints of feminist actor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perspective and the feminist stance, the author elaborates more deeply on why Chinese female directors do not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feminism. China'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shows how the issue of feminism in China is intertwined with China's various complex socio-political issues. The way of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maker as living with the bottom rung is a kind of practical behavior that seeks truth by integrating itself with it. This requires great courage and idealism, as well as social experience. The bottom layer is where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exists which is beyond the law and morality. The question raised is precisely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and documentary together to work for an equal and just society itself. The more urgent task of Chinese feminism is how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feminism, and how to re-establish effectiv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critical forces in this society.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feminism development of China over one century, gender and women's issues have never existed in isolation, but have moved forward with va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How to re-examine this historic heritage to face China's problems and crises today is an uncompleted answer that China's feminism must hand over.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以历史切片的方式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本文通过总结微博事件的诸种问题,从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国家、舆论与民主政治,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等方面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政治以及挑战,同时探讨了在逐鹿新媒体的宏大战役中,宏观政策的博弈能否实现共赢.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业的重构与重组 吕新雨:我首先从《未来简史》这本书谈起.这本书很畅销,影响和争议都很大,作者赫拉利也曾经到中国讲演.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宣告了人文主义的死亡.书中描绘了人类有机体消失的过程,它起源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当人文主义走向数据主义,就形成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作为个人独特性而存在的人文主义的根基不复存在.而数据主义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自己虽然写过关于纪录片《铁西区》的评论,但从来没有来过东北.东北是晚清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的缩影,所以一定要来弥补一下这个缺憾.我博士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里工作.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小说到电影: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刚才有老师从通俗电影、文人改编与鸳鸯蝴蝶派之间,以及经典文学和改编电影的关系做了学理的阐述.有一个现象大家有目共睹,就是经典小说改编电影的现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困难.

今天的传播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传播学可以说与所有的学科都有交叉.传播学界一直有一个焦虑:被传播学界公认为经典的众多著作里,许多重要的作者都不是来自新闻传播学学科,而来自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其他学科,所以传播学界一直有一种学科自主性的焦虑,有没有可能圈定范围、插上旗子,然后说:传播学是我们的,别人拿不走?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焦虑过去没有解决,未来也不可能解决.因为传播作为社会存在的体现,事实上已经与所有的学科,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息息相通、息息相关,无法割裂.但是,这并不是说传播作为学科不应该存在.

我先从一个故事讲起,今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新校长主持的全校寒假务虚会,在这个会上校长推出了华师大未来发展幸福之花的模式,有5个花瓣,分别是教育+、生态+、健康+、智能+、国际+,也寓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理念.听完这5个花瓣的计划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传播在哪.然后我发现,5个花瓣里其实都应该有传播.所以在众人面前我把校长拦下了,说您说的5个花瓣还缺一个东西,华师大要成为幸福之花,还需要有一个花托把花瓣联系在一起,这个花托就是传播.

一、主流媒体的困境:从东方网与腾讯的遭遇战说起 2015年12月,作为省级主流媒体的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新三板.2016年8月15日,东方网总裁、总编辑徐世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互联网企业要坚守社会责任》:“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上,地方党委和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战略投资者,不能急功近利,要明白当前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解决‘两个舆论场’的矛盾.”1这也是因为,主流媒体上市本身并不意味着“两个舆论场”的解决,其张力和错位还有强化的趋势.不久,徐世平与腾讯的公开论战爆发.这其实是一个重要事件.

新媒体时代的平台霸权与中国传媒变革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但是迫于各种形势的压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谛.BAT的发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传统媒体生态恶化,新闻、广告与新闻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当平台垄断导致媒体“社交化”发生,主流媒体的“群众路线”与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关系需重新界定.在这场逐鹿新媒体的博弈中,宏观政策的博弈能否实现共赢？今天更应该探讨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路径和政策.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体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所用.这既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一、“人文精神讨论”的遗产是什么? 丁耘: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真正开端.我们仍处于它所开启的历史阶段中.二十一世纪头一个二十年的基本历史格局,是在那时奠定的.对我们来说,九十年代仍是某种“当前”,而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 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组织和推动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说是思想界对这个“当前”的第一次反思与回应.

20世纪30年代文献展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1937年是它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建构的关键.本文回顾了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30年代文献展,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多美术而少实用”的工商主义美术观及其失败,是文化保守主义鹊起的渊源,并导致受日本明治美术观所影响的“美术”在中国的嬗变.在这一时期,通过对“美术”现代功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确立“为人生”的“美术”主体性,鲁迅展开了“美术”新视野.鲁迅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呈现的正是“美术”作为中国世界史的意义.

鲁迅的新美术观是以坚持启蒙理想、批判国粹派为前提的.由《新青年》发起的“美术革命”口号所开启的“革新派”与“民粹派”之争并非那么二元对立.与此不同,鲁迅所塑造的新兴木刻运动,不拘泥写实主义,其源头既来自西方现代主义,也来自苏俄革命艺术,以及以《北平笺谱》为标志的对汉唐艺术、金石木刻传统的挖掘,寄托的正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法.

一、儒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甘阳:儒家需要自我节制 首先我觉得"儒学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非常好,可能五年前、十年前都不大可能会开这样的会,因为很长时间,无论"儒学"这个词还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对很多人都有点可疑,会担心是否要回到过去.但是,儒学现在已经成为显学,而从今天的会来看,各派的人都有,大家都觉得"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人生》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片”,成为时代的界碑.劳动美学的消逝,使得80年代本身成为问题.今天青春片的主角其实是隐匿的乡村与打工者,一种缺席的在场,这就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演变逻辑,也是当代中国的青春断代史.《小时代》的出现,是今天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问题.

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可以看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是在遮蔽和否定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的前提下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因此,需要回到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与民族话语变奏的历史脉络中去,无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与国际主义援助,体现的都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进行阶级分析的政治视野。这一视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获得新的体认;中国电影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能否外在于这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挑战?这是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历史研究的关键。同时,从社会发展与传播的视角可以检讨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史的社会政治意义,重新回顾"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讨论影像民主和电影史的主体性问题。

一、统计中的浮夸 左凤荣:斯大林的数据政治 今天我主要讲讲斯大林时期关于数据与政治的问题.斯大林时期是我一直都关注的,2001年我和我的导师姜长斌教授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读懂斯大林》,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觉得斯大林是比较会利用数据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斯大林是位数据造假的专家.原来我们都读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根据历史史实看,很多是不真实的.斯大林在1929年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搞了“大跃进”,进行高速工业化,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由于不讲科学,又层层加码,在反右的气氛下去搞这些,出现了很多极左的东西.

本文把孙明经的教育电影影像实践作为中国的“格里尔逊现象”,与格里尔逊的纪录电影理念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中西热战与冷战的历史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并追溯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格里尔逊模式”的来源与“误读”,及其原因.

抗战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他开始投入到组建第三政治势力,斡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之中.期间,他对中国政党问题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政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二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这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另类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