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人根据自己对神灵的理解在各类文献中构建祖宗神形象.殷商文献中的祖宗神形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保佑、赐福子孙,另一方面又会惩诫、加害后人.西周初,周武王重病,周公祷告太王、王季、文王在天之灵,祈求祖灵护佑武王康复,其祷辞载于《尚书·金滕》.此文扭转了周人心目中的祖宗神形象,在商周人对祖宗神的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金滕》以后,西周各类文献中的祖宗神多具护佑、赐福功能,鲜有贻害子孙的情形.
殷商人认为祖宗神对下界子孙兼具赐福、降祸的两面性;西周人由于受到《尚书·金縢》所载周公祷告三王之辞的影响,认为祖宗神对子孙只能赐福而不应该降祸.在春秋民为神主、天远人近的进步思想背景下,孔子对祖宗神现象进行了全新解读:鬼神只是人死之后漂浮的魂气;所谓祖宗神赐福是指孝子通过祭祖修养而达到内孝外顺的道德完备境界;祭祀祖宗神不是为了求福避祸,而是出于孝子的宗法血亲情感,表达孝子报本返始、孝亲尊祖之情;"敬鬼神而远之"是对待祖宗神的明智态度.孔子对祖宗神思想的创新,彻底改变了商周以来祭祀祖宗神的价值取向,使祭祀祖宗神由避祸求福的宗教祈求转换成以孝亲为起点的伦理道德修炼.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在已经释读出的一千多个甲骨文词汇中,有一些意义特殊的词汇,这些词既有实词,也包括少数虚词,虽然它们大都见于《说文解字》,但其词义多与《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所释不同.它们一般只在殷商时期占卜时使用,而很少见于后世文献.甲骨文词汇的特殊意义,构成阅读甲骨文献的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研究此类具有特殊意义甲骨文词汇.
商周甲骨文、金文和《诗》《书》文献表明,中国人的求中智慧起源甚早,“中”字的意义从“氏族社会之徽帜”逐步引申为中央、中心、中正,求中智慧被运用于治国理政和心性道德修养之中.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通过礼乐制度规范上流社会成员的行为,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春秋末年,孔子在礼坏乐崩的历史条件下矢志恢复周礼,深刻地揭示出“礼所以制中”的礼学精神,进而从礼学中提炼出“中庸”哲学,为儒家艺术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孔子根据“中庸”思想评论《关雎》音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标准,标志着以求中为核心内容的儒家艺术精神的确立.此后,历代儒家后学自觉地继承并发展孔子学说,将儒家求中艺术精神贯彻落实到各个艺术门类.郭店简《性自命出》《礼记·乐记》将儒家艺术精神落实到音乐领域;上博简《孔子诗论》《礼记·经解》《荀子·大略》《毛诗序》将儒家艺术精神贯彻到诗歌艺术领域;《文心雕龙》则标志着儒家艺术精神在文章学领域的全面实现.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六经书目,惟独《乐》类未著经典,形成六经缺《乐》的现象.古今学者对六经缺《乐》现象众说纷纭.《乐经》之所以成谜,是因为一方面先秦人士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提,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乐经》文本.先秦人士心目中的《乐》,应该是指上古乐曲.究竟哪些乐曲可以列入《乐经》,先秦儒家大师虽然未能对此给予明确论述,但结合先秦文献来看,凡是上古三代雅乐都应该列入《乐经》.由于先秦时期记谱技术远不成熟,无法将上古三代雅乐曲谱载之简帛,导致这些曲谱全部亡佚,由此造成六经缺《乐》的永久缺憾.
甲骨文早在商周时期就被埋入地下,直到1899年才重见天日,中国封建时代重要思想家都没有见过甲骨文.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以周公、孔子、汉武帝为杰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在历史关键时刻进行文化选择,为中华民族确定了思想文化的航向,确保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商周思想文化得以传承后世;二是甲骨文字的构造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可以借助语言文字符号,通过巫史家族世代相传的方式向后世传播;三是甲骨文某些思想文化内容与《诗》、《书》相通,可以借助《诗》、《书》强大载体进行传播.通过以上渠道,甲骨文思想文化得以融入中华文脉.
《国语》大部分文章出于各国史官的现场记载,但《晋语》若干文章和《吴语》《越语上》《越语下》是该国史官根据传闻记载的.认定《晋语》若干文章为传闻记载的理由是,史官不具备现场记载的条件.《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创造了三个吴越兴亡的版本,它们虽然在大的关节上趋同,但在诸多历史细节上存在明显差异,引发读者“哪一个版本为真”的疑问.春秋史官的着眼点是给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具备理据.《国语》表明,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都是春秋史传文本的生成方式.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不仅为战国小说家的兴起开辟了先路,而且启示诸子百家大量收录历史旧闻、故事和传说,由此催生了“说”这一文体.
《札记·经解》写作年代是一个关系到六经形成时间的重要学术问题.在没有出现新的文献资料情况下,研究《经解》写作年代,只能运用文献旁证方法,从《经解》两组关键词汇入手,通过这些关键词汇的出现年代来推断《经解》写作年代.第一组关键词考察表明,《经解》应该作于战国后期;第二组关键词考察显示,《经解》应该作于战国中期以后.将两组关键词结合考察,可以推断《经解》作于战国后期.
殷商甲骨卜辞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散文文献,它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史宏观上看,甲骨卜辞堪称中国记叙散文之祖,已经具备记叙散文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些基本要素,甲骨卜辞记叙事件首尾的写法,对此后记事散文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受书写工具影响,甲骨卜辞用字特别精炼,讲究措辞精确.验辞之中有少量描写文字,其中不乏精彩之笔;三是甲骨卜辞开始运用一些简单的比喻修辞手法.
《尚书》语言佶屈聱牙,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词语古老.这些词语不是来自殷商方言或岐周方言,而是一批比“文言”形态更早的书面词语.二是史官抢记导致语句成分被浓缩或被省略.由于记录速度赶不上说话速度,因此商周史官在记录王侯谈话时只能通过浓缩文句、捕捉关键词语等方法来抢记,然后直接将未经整理的记录手稿作为文诰发布,由此造成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语言效果.三是商周时期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运用规范,导致商周史官大量使用与本字形近、音近的通假字和假借字.四是《尚书》问世之后,经过数千年辗转传抄,出现不少脱简、增窜、讹误、错漏现象,其间汉字字体又经历了籀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数次变化,《尚书》今古文经学在文字上互有差异,唐代卫包改古文《尚书》从今文,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尚书》语言,从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春秋》用词拿捏十分精准.在什么场合下该用什么词,作者都有特别的讲究.例如《,春秋·隐公八年》载:"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春秋谷梁传》解释说:"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当事国双方没有经过事先安排,不期而会,叫作"遇",这种"遇"符合当事国双方的愿望.《春秋·隐公九年》载:"冬,公会齐侯于防."《春秋谷梁传》解释说:"会者,外为主焉尔.""会"是一国诸侯应另一国之邀而相见,具体地说,此次鲁齐之会的主导方是齐国,鲁公是应齐侯之邀而在鲁国防地会见.同样是两国君主相见,《春秋》根据不同情境而选用"遇""会"这两个字,准确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两次国务活动,前一次宋、卫两国不期而遇,彼此轻松愉快,后一次则是鲁公应齐侯之约会见,想来不会轻松.这种用字的分寸感在《春秋》中随处可见.例如,《春秋·襄公九年》载:"九年,春,宋火."《春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或言灾,或言火?大者曰灾,小者曰火."
先秦对话体散文从《尚书·商书》发轫,在《国语》中大体定型,形成了主客问答这一稳定的结构形式.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
《诗经·鲁颂》虽为三颂之一,但它的语言形式却不像《周颂》那样艰深古奥,而是相对浅易,接近风诗.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用语上看,《鲁颂》用语比较平易,不像《周颂》语言那样佶屈艰深;二是从表现手法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多用比兴,这可以有效地化抽象为形象,激发读者联想,由此降低语言的难度,增添语言的形象性;三是从章法来看,《鲁颂》不仅像风诗一样分章,而且采用重章复沓章法,复沓的好处是各章重复之处较多,用字较少,可以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这种章法不同于《周颂》的不分章;四是从诗句逻辑关系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语句的内在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不像《周颂》那样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之间逻辑关系看不清楚.《鲁颂》共有四首作品,体实国风是其语言的整体特色,具体到每篇作品,仍然存在深浅不一的情形,其中《駉》《有駜》两首语言形式完全体同国风,《泮水》主要运用风诗语言,同时也借鉴了一些雅颂语言因素,《閟宫》语言则主要采用雅颂语言并适当借鉴风诗.本来《鲁颂》应该像《周颂》一样写得古色古香,但事实上《鲁颂》作者主要用的是风诗语言.在这个现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划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阶段.从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来看,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应该划分为“殷商古语”“文言”和“白话”三个阶段.“三分法”与“两分法”的区别,是将“殷商古语”从“文言”中分离出来.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的主要理由是:“文言”时代的人们读不懂“殷商古语”;“殷商古语”与“文言”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它们各有一套语汇系统;阶段性是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一大特点,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可以清楚地展现中国文学语言质的飞跃.“三分法”较“两分法”更接近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实际.
屈原在作品中反复抒发了抑郁、焦虑、烦闷、愁苦、寂寞、孤独、悲伤、失眠等种种精神心理苦痛,多次表示要效法彭咸,以投水自杀作为自己的人生结局.两千多年来,楚辞研究者都把屈原描述的精神心理症状看成是一个健康人遭受打击之后的精神痛苦.从精神心理的科学角度来看,屈原在遭谗被疏之后,应该是患上了严重的心境障碍,这个病症整整折磨了屈原的后半生,它多方面地影响到屈原的认知、行为及其楚辞创作,导致他最终选择自杀作为自己的人生结局.指出屈原后期罹患心境障碍这一事实,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屈原其人其作.
殷商时期文学语言的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西周时期存在两套书面语言: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西周铭文、周原甲骨卜辞、《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的主流文学语言.
商周青铜器铭文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殷商武丁晚期到文丁为滥觞期，此时铭文只有一些标记性的单词或词组，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从殷末帝乙到西周为兴盛期，这是商周铭文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其表现是遣词造句日趋丰富，逐步凝炼成博约温润的语言风格，形成某些程式化套语，铭文多从《诗》《书》中吸取语言营养，西周中后期铭文出现一些四言句，少数铭文具有韵律，铭文语言内涵丰富；春秋为铭文语言蜕变期，铭文大势由繁趋简，四言韵文情形增多，而铭文语言内涵减少；战国为铭文语言衰落期，除少数铭文为精心制作之外，绝大多数铭文语言简单粗糙，缺少文采和内涵。
格言是上古哲人发表思想的重要文体.这些上古格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相对整齐的形式来讲述宇宙、历史、自然、社会、人生、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道理,堪称是上古时期的“子书”.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三部与格言有关的子书:《老子》、《孙子》和《论语》.《老子》和《孙子》分别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兵家格言的集大成者.《论语》中有一批格言式语录,这应该是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言论进行格言化改造的结果.进入战国以后,短小精炼的格言由于不能适应百家争鸣的需要而走向衰落,由“语”体发展而来的专题说理散文成为人们发表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
建国以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划分为几个阶段: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被分配到其中某一阶段,从事这一阶段的教学和研究。各所大学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也都采取分段招生的方法。国家颁发的学科分类,中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之下,也是按照时段来设置三级学科。分段教学,分段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科研中的一个规则。分段研究可以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