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资本成为 日益重要的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其国际化战略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基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和全球跨国并购数据,创建了一套可识别中国企业在特定国家投资模式的新型数据集,结合基于专利数据的企业知识资本水平指数,评估了企业因知识资本不同而产生的国际投资模式选择差异,并着重探讨了企业知识资本和东道国技术禀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知识资本通过国际投资动机影响投资模式选择.企业知识资本越少,越倾向于进行战略性资产获取型投资,从而偏好更有效的跨国并购模式;企业知识资本越多,越注重在国际投资中充分利用其知识资本优势,因而选择以绿地投资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在技术禀赋较丰富的东道国,企业知识资本的多少对国际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考虑企业吸收能力后发现,企业知识资本对国际投资模式存在非线性影响,即在企业知识资本较少时,知识资本的积累对企业跨国并购倾向存在正向影响.

文章基于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数据,深入分析企业在供应链配置过程中多元与集中的相对选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使用"倍差法"考察相应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研究发现,企业通过供应链集中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也具有增加绩效波动的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供应链包含海外企业、具有海外收入、资产专用性较高或国有资本参与度较低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带来更加显著的绩效波动效应,且该效应对制造业、低资产专用性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中,供应链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其绩效更易受到冲击影响,反之,则绩效更具韧性.机制检验发现,降低库存调整成本是集中化提升绩效的重要作用渠道,而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提高转换供应商时的绩效波动性是绩效波动效应的重要作用方式.文章对企业进行供应链整合时如何兼顾降本增效及其潜在的波动风险,把握效率与风险的平衡与稳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文章采用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经营和并购数据,以出口产品质量为切入点,在改进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跨境并购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境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该负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目标企业的知识资产和并购方自身的出口与生产调整是跨境并购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前者影响并购方的研发,后者则直接促使并购方向目标企业所在地转移生产以替代原有的出口.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分析,以及基于行业、产品和企业的子样本分析,均表明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态和货币政策预期.考虑到世界经济存在交互反馈作用,文章引入60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权重,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货币政策在实际产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进出口等方面存在显著外溢性;(2)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国家的全球化水平有关;(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伙伴国,受到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突出.此外,以实际产出为例,"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贸易范围以及多样性对中国华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层面的上游度,得以全面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企业的贸易风险传递效应。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出口风险,表现为更低的出口倾向、更少的出口额增长以及更高的出口市场退出风险,支持危机期间存在价值链传导的"长鞭效应"假说。此外,从企业动态来看,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冲击主要由处于价值链相对较上游的新进入企业造成。</span>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构建反映外资投入产出流量的新型世界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各贸易增加值构成的内外资占比,并从部门、双边和双边部门层面评估了外资对中国出口增加值规模和结构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凭借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天然联系,强化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复杂度,也因高加工贸易倾向促使中国制造业在融入过程中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移动。从时间趋势看,外资对贸易增加值规模的贡献趋于下滑,对贸易增加值结构的影响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脱节。因此,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既需要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部门开拓新的引资增长点,也应重视打造承接高端价值环节转移的有利环境。</span>

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异质性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利用CHIP2007微观数据全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对不同户籍劳动者工资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对城镇和流动人口的工资均有显著作用,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加10％,流动人口工资提升1.8％,城镇劳动者工资提升2.9％;在劳动者工资获得机制方面,跨国公司增强了劳动者职业地位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其对流动人口的作用高于对城镇人口的作用.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收入是衡量利用外资绩效的核心,也是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管理制度的关键。本文以制造业企业工资为切入点,从行业内工资溢出和行业间工资前后向关联的视角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企业工资决定模型,区分了影响企业工资的技术外溢和市场竞争途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工资溢出和关联效应均显著小于0,其中通过市场竞争途径产生的负向工资效应远高于通过技术外溢途径产生的影响,对上下游企业的工资关联效应是对行业内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数倍;工资溢出和关联效应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投资动机。</span>

面对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引资优势式微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速从2000-2010年的10.9％降至2011-2016年的1.5％,低于同期中美两国通胀率,以及美国、印度和全球FDI增速.

减少贫困不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优先任务;外商投资可以直接增加国内的劳动力需求,同时通过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等方式,促进劳动者收入增加、减缓国内贫困.因此,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全面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提升了我国居民包括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效地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提升1％,则流动人口贫困率可下降约0.3％-0.5％.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来自非避税地、内销型的外商投资有较强的减贫效应.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mplement global value chains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By using 2001-2011 data of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s,we measure the industries’ participation and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respectively.Then,we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onstraint on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posi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both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The study finds that financial constraints is the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China’s industrial embedded in global value chain.Relatively low level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can promote the industrie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whil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 the industries shifted to the low end of GVC.In addition,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export partner hinders our industry’s upgrading in GVC.The implementation of"regional diversity"of export strategy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中国的金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金融业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市场中的金融摩擦依旧突出,制约了金融改革的破冰之旅.本文研究金融市场进入壁垒所导致的民间和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分割,以及因信贷供给过于集中而出现的信贷配置失衡对总出口的影响.为此,我们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构建了企业具有效率和融资能力双重异质性的贸易模型,并发现金融市场分割对所有企业出口均有阻碍作用,而信贷配置失衡因能促使大量享受信贷支持的低效率企业实现出口,却只造成少数受信贷约束的高效率企业退出国外市场,所以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总出口.然而,金融摩擦的两种出口效应对国民收益均具有潜在的负向作用.最后,基于城市和行业二维数据的经验研究得到了与模型预测一致且稳健的估计结果.

一、金融服务成为TPP议题的背景 进入21世纪,金融服务的重要性迅速提升.为巩固并进一步扩大在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优势,TPP成员改变了GATS、TISA等协定采用的"一般贸易加金融附件"做法,将金融服务独立成章,制定全面的金融服务条款,在确保各成员监管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在危机时期采取紧急措施能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跨境及投资市场准人机会.TPP的金融服务章节将金融服务区分为跨境服务和投资(商业存在)两类,涵盖一般贸易协定的核心义务,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以及最低标准待遇在内的投资章节条款.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基于中国2005-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支出数据,通过对企业自主研发与否和自主研发强度的考察,全面评估了跨国公司对中国自主研发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以研发倾向和强度衡量的自主研发水平。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低于内资企业,拉低了平均自主研发水平,表现出直接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对其他企业的自主研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现出间接的抑制效应。直接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资控股企业,特别是纯外资企业;间接抑制效应对省内企业的影响更大。此外,直接和间接抑制效应随跨国公司进入程度、企业规模、行业技术水平以及市场集中度的增加而上升,随企业流动性状态改善而下降。</span>

本文旨在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以"工序构成"衡量"产业结构",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是否及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并改变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为此,本文找出了跨国公司进入影响工序构成的机制,构建了企业可执行多工序的全新生产函数,证明了增加值率和要素(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以及"工序构成"的联动关系.微观计量分析表明,跨国公司进入不仅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出构成等传统变量,还对制造业的工序构成产生直接影响——转移了高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工序,以及间接影响——增加了资本密集度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被淘汰的相对概率,促使存续企业更专业化于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工序,总体上提升了制造业中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的份额.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外国和港澳台跨国公司的影响差异.

WTO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突破性地达到3000亿美元,尽管增速有所放缓,自2010年到2014年,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的年均增长率仍达6％.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中,美国占45.5％,欧盟占30.3％.而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输出转让费仅占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的0.2％,知识产权输入费用则达7.6％,中国的知识产权转让输入与输出差距明显,存在严重的逆差.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采用4种方法测算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嵌入程度,考察效率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效率企业更倾向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融资约束会形成阻碍;动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参与GVC的消极影响仅体现在企业是否参与GVC的决策上,而效率对企业的GVC参与程度也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效率与GVC嵌入呈现U型关系。这些发现对深入理解"走出去"战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span>

1997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失败后,出于亚太区域的战略考虑,部分APEC成员开始尝试先行"自愿自由化",签订区域自贸协议(FTA).在此背景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起初只是APEC内四个成员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与文莱发起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与关税减免为核心内容.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文章旨在厘清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一国别投资现象.通过引入“战略三支柱”理论分析框架并对459个中国制造业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研发能力、劳动力资源、管理专业化与国际经验与其对美直接投资倾向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受益于本土商业文化与行政效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企业较其中、西部地区同行更倾向于对美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来自国家制度层面的保护与支持,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对美直接投资.并且, “资源观”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强调的企业“垄断优势”及其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近期实践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