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坟产习惯是传统社会维护坟产秩序的重要规则体系.坟产所涉诸习惯权利,主要包括坟地所有权、上坟祭扫地役权、逝者及其后代人格权、风水权等,其涵摄了财产性权益和精神性权益两方面内容.中国近代以欧日民法典为样本构建起来的物权法律体系,将坟产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仅其所涉部分习惯权利上升为法定物权,其余大部分,尤其是精神性权益,在新的物权法中基本被剥离.于此法律变革时期,民初大理院曾参酌固有习惯并糅以大陆法系物权法理,借助判决例和解释例将坟产习惯加以折衷安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实现坟产法律关系的有效调整,审判机关有时亦只能委诸固有习惯裁处坟产讼案,从而使得部分坟产习惯仍具有某种生命力.
在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大背景下,国小力弱的葡萄牙也企图建立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此葡方在1902年中葡增改商约谈判开始时向清政府提出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中方以葡方同意在澳门设立海关分关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前提,以"不入约""订合同"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原则,中葡双方经过交涉,1902年10月,互换了关于中葡铁路公司建筑广澳铁路的照会.广澳铁路准办前提和原则的确立是对葡萄牙拓展澳界和建立势力范围图谋的抵制.铁路问题不入商约并非只针对葡萄牙,而是清政府在辛丑和约以后与各国进行商约谈判中确立的基本原则,意在防止在对中国的铁路利权争夺中"各国援以为请".事实表明,当时的清政府并不是毫无条件和原则地同意葡方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葡萄牙政府不满意这种交涉的结果,因此才会有1904年中葡商约的继续谈判.
从县域社会出发,通过对地方政治相对微观和长时段考察,能进一步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绅党关系与县域权力格局的理解.北洋时期,在县知事之外,亳县形成了广义上的绅权统治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县党部登上县域政治舞台,县域社会权力资源配置开始发生新变化.虽然起初党权孱弱,但在禁烟案中,党部依靠骑二师支持,扳倒了绅派,进入全盛时期;在后来的李玉奇造反案中,绅派因得到县长支持得以复归,党部遭到削弱.经多回合竞逐,党绅双方互有消长,最终走向融合,地方派系政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亳县的例子表明,县域政治社会因国民党党部的出现更趋复杂,但绅派权势得以延续,党部亦非全然弱势,地方政治呈现出复线的发展历程.
曹魏甘露元年,被司马氏扶持上台却欲有所振作的魏帝曹髦,亲临太学,提出"郑王之争"以及"圣人""知人"等"时代之问"以考诸博士,这是一桩著名的学术兼政治"公案".嵇康当时就在洛阳,其作《管蔡论》,不仅精准触及太学问对的隐秘玄机,并试图化解曹髦提出的疑而未解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之内在矛盾,含蓄地表现出感情立场和政治倾向.嵇康暧昧隐晦的政治态度是当时政局下文士的普遍心态.所谓《管蔡论》表明嵇康"讥切司马",乃至做出极端政治斗争行为,实属误读,亦有其理路与根源.
雍乾以降,在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的碰撞博弈中,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其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的选拔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内务府索绰络氏是清中期最重要的满洲科举世家,嘉道重臣英和是其家族代表人物.英和的性格塑造与宦途穷通,与其身世背景关系密切.他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之中,从《奉使陕甘日记》《壬戌扈从随笔》二种日记史料即可见其一斑.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清朝的多语种公文奏报系统中,尤以满文和汉文最为重要,经历了从满汉文并重到强化满文的过程,乾隆时期甚至发动复兴新清语的社会政治运动.皇帝在理念上追求满汉公文系统并行以达"同文之盛"的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满汉平等"无异视"与"首崇满洲"两种观念始终存在博弈与竞争.清朝统治者既未文化隔离,又积极避免汉化,在两者之间不断纠偏,寻求平衡,这种情形在清实录、宫廷满文寄信档与地方珲春副都统衙门满文档中都能得到充分印证.
20世纪初,成长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开始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适逢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这为美国提供了机会.民国初年,卡内基基金会委派艾略特、古德诺、韦罗贝和韦罗璧等学者赴华,试图以知识和理性影响民国的"共和试验",特别是制宪问题.然而,这些专家学者更多参与到两国学术交往活动中,中美之间由此形成一个跨国知识网络,呈现出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思想观念跨国双向流动的态势.这一网络的兴起,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学术与政治,也改变了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对华认知,更新了美国的国际法观念并对其对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抗战初期,中共在沦陷城市坚持开展秘密抵抗活动.在抗战困难时期,中共加强了沦陷城市工作,积蓄力量.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中共中央为推进沦陷城市工作的开展,以便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大中城市,制定了一些政策,并进行了广泛的动员.中共动员全党,在思想上促使各级党委加大对城市工作的重视力度,在组织上健全各级城工组织机构编制,配备专职城工干部,促进了城市工作的快速发展.但各地党委在贯彻落实政策环节也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及时检讨并纠偏,最终促使城市工作总体上取得了突出成效,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清中后期盟旗制度下的伊克昭盟段黄河并非封闭和线性的边界,部分河段较大的交通运输价值使其在和平及战乱时期始终是沿岸各族人民物质文化交往的通途,具有一定开放性、多元性与互动性,不仅对伊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使两岸民众逐渐以黄河为轴,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伊盟北部这种沿河的民族互动与学界多有研究的蒙地长城沿线的民族互动共同推动了蒙、汉、回等多民族群众间的交流融合,无论是清政府严苛边界政策还是战乱环境均无法阻止和破坏这一趋势.
苏俄新经济政策从提出到结束,中国知识界表现出来的好奇、探索、检讨、反省之心,在1920年代"中国问题"的政治语境中,形成了三次社会思想大论战.第一次争论发生于1921-1923年间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苏俄新经济政策成为主张社会主义者和主张资本主义者用来互相攻击的例证.第二次争论发生于1925-1926年间中国知识界关于"仇友赤白"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是社会主义争论的延续,在规模、程度和影响上更加宏大、激烈、急切.第三次争论发生于1927-1929年间国民大革命失败和苏俄新经济政策废止,引发中国知识界对改造中国的反思与检讨.中国知识界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持续论战,是对改造中国的深入思考.
"八厘公债案"是民初轰动一时的财政大案,涉及众多政商名流.此案主要由收购日晖呢厂和抵押借款两部分构成.此案由平政院审理后,涉及刑事犯罪部分移交大理院继续审理.大理院预审后,应德闳免于正式起诉.与以往观点不同,新开放档案表明,袁世凯并未刻意制造此案诬陷程德全和应德闳,而是利用此案以达其他政治目的.袁世凯升级此案并非只为打击程、应,而主要是为打击张謇及其江浙派."二次革命"后,北洋派与中间派、地方势力的矛盾凸显,时势的转换促使袁世凯等人做出打击昔日盟友江浙派的决策."二次革命"不能仅被视为"辛亥革命"失败因素累积的自然结果,其所带来的矛盾转换与势力重组,是新的革命浪潮到来的重要契机.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
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特点.两汉至魏晋时期,"国以民为本"思想不断完善,在君民关系上强调"立君为民",更突出君民依存关系下的"政在安民".唐宋以来,统治阶级深刻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在民本观上更为关注"民意",强调"君责".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公天下"与"君为客"的主张,体现了对君主专制进行反思的倾向.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并陷入"孤岛"状态后仍与日方展开了周旋.在最初一段时间,双方围绕全上海中立化提案、浦东与南市中立化提案、日军舰艇移动与租界上空禁飞等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原本"租界主动、日方应对"的形势却在此后被"日方主动、租界应对"所取代.尤其是1937年11月—1939年2月,日方曾利用租界内各种抗日事件为借口向工部局施压以谋求租界的警察权,并取得了一定收获.进而又自1939年4月起勾结伪政权一道向司法权发起挑战.他们虽然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试图控制租界的特区法院,但终究由于当局的抵抗以及日方内部的矛盾而未能得逞.
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逻辑过程以赋税基本理论为起点,通过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实践性环节,形成自己的体系.税权实体在中国只有一个,即皇权;在西欧则有两个,为某一权力集体和王权.中国制税无专门组织,制、征一体,由皇帝控制;西欧制税组织为一权力集体,征收与否一般取决于纳税人或权力集体的是否同意.税款支用在中国一般由皇权决定,皇室消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等主要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欧主要由权力集体控制,纳税人主要负担战费,王室消费、官员俸禄则出自王室.审计机关在中国只有一套,审计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在西欧通常有两套,一由议会执掌,主要是保护国税收入,以免国王或王室挪作私用;一由国王控制,以保证王室财政的完整性.在赋税基本理论的制约下,通过上述实践性环节,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必然性特征.
作为较早推行减租减息的"实验县",山西省榆社县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度遭遇较大困境.这其中,农民的复杂心态、地主的阻挠破坏、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和运动方式"过火"等一系列问题尤为棘手.为此,中共通过持续动员广大民众、改造问题地主、整改干部队伍、纠正"过火"行为等措施,并且在政策的执行和问题处理上注重民主协商,兼顾各方权益,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榆社县减租减息的"实验"是中共在实施减租减息过程中发现问题、积极应对、逐步调整方法和措施,进而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为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成功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品官诰敕是明代诰敕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存世明代部分家谱集中辑录该类文献,有助于对其进行整理和宏观考察.明代品官诰敕可分为文官、武官封赠诰敕和追赠诰敕,文官封赠诰敕又可再分为本身、父祖、命妇三类.各类诰敕均有其独特的文本结构,以伦理规范为行文主线,呈现出重视历官政绩、隐恶扬善等特点.诰敕文书具有一定的书史功能,其文本同史志记载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性.但是,文本生成具有局限性,所书之"史"不够全面,亦未必皆为信史.因此对该类史料的运用,需采取去粗取精的态度,条别源流,并重视资料可信度的考订.
In August 1940,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an’an Branch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in China”as an opportunity,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branche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Central China where the New Fourth Army fought.In 1941 and 1942,Japanese prisoners in Central China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Hubei-Henan Branch, the Central Jiangsu Branch, the Northern Jiangsu Branch, the Huaibei Branch and the Huainan Branch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Central China branches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were dispersed and independent in their initial years.In 1944,in order to unify and lead the Central China branches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in China was reorganized into the “Jap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League”.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New Fourth Army divisions and the Enemy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 Central-China Branches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Alliance did a lot of work in winning over and disintegrating the Japanese army, an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